在清代賡續朱子禮書的熱潮中，江永以一己之力卒終朱子未竟之緒，編撰完成《禮書綱目》一書。這與江氏本人的學術積累，作爲塾師較爲深入了解朱子學術，擁有餘暇從事編撰有關，也與江氏所在的徽州地區的理學文化有關。

江永世居婺源江灣，而婺源作爲程朱闕里、東南鄒魯，是古徽州的一部分。儘管明代徽州是王學的天下，汪佑曾感歎：“自陽明樹幟宇内，其徒驅煽薰炙，侈爲心學，狹小宋儒。嗣後新安大會，多聘王氏高弟闡教……自此新安多王氏之學，有非復朱子之舊者矣。”^[4]但王學的影響在清初逐漸沉寂，汪佑、吴曰慎、施璜等人恢復紫陽、還古二書院，又尊立程朱。施璜著《五子近思録發明》維護朱熹學術^[5]。同時，徽州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受到外界學術的影響較小，清初以來即學尊程朱。江永弱冠讀《儀禮經傳通解》，即有重編之志，後又羽翼程朱而作《近思録集注》，對朱熹學術續有發揚。錢穆以爲“蓋徽歙乃朱子故里，流風未歇，學者固多守朱子圭臬也……大抵江氏學風，遠承朱子格物遺教則斷可識也”^[6]。徽州文化的理學背景，對於江氏禮書的編撰深有影響，他自己也承認“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爲宗”^[7]。

江永的禮書編撰同時受到徽州家禮編撰的影響。徽州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成爲魏晋以來南遷望族的首選之地。這些南遷的望族出於發展宗族的需要，講究宗法，“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雜他姓。”^[8]同時，明清以來徽商的發展，他們的足迹遍布全國，而妻子兒女多留在本地。這種生理和心理的隔離，促使地方宗族社會鼓勵貞女、烈婦、節婦，幾有“新安節烈最多，一縣邑當他省之半”之説。移民社會和商業背景，驅使本地區濃厚宗族觀念和風烈禮教的形成，其中尤以對《朱子家禮》的遵從最爲顯著^[9]。雍正時所編《茗洲吴氏家典》便指出：“我新安爲朱子桑梓之邦，則宜讀朱子之書，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自待，而以鄒魯之風傳之子若孫也。”^[10]

同明代家禮編撰類似，徽州的族規、祠規亦據《朱子家禮》改編，特别强調忠孝、貞節，如婺源武口王氏宗族《王氏家範十條》，其中“别男女”條記載：“天地之風化始於閨門，若不先正以男女，則家風何以厚哉？”環山余氏宗族《余氏家規》“辨内外”條更是詳細規定“本族男婦接見，自有常禮。但居密室邇及道路往來倉卒相遇，務照舊規，各相迴避，毋相通問玩狎，違者重罰”^[11]。(www.daowen.com)

徽州民間禮書的不斷重編，主要是因爲地方大姓根據社會習俗的變化而對《朱子家禮》做出的修正。如竇容恂爲《茗洲吴氏家典》作序，便指出當時風俗澆漓的現象：“冠、婚、喪、祭，禮之大綱，其俗以財相耀，幾於僭越無等。又有甚者，大經不正，禍福得以乘其餒而惑之，淫祠黷祭，舉國若狂。”^[12]《茗洲吴氏家典》以《朱子家禮》爲基礎進行增訂，參考三禮，以冠、昏、喪、祭四禮的具體流程進行編次，增加了大量的議論、考證和插圖。編撰者參考古禮，同時結合本地時俗予以斟酌損益，既發揮儒家禮意，又能具體實行。《家典》看似在復興古禮，其實正是針對現實而作^[13]。

江永晚年編有《昏禮從宜》一書，主要針對《朱子禮書》在現實禮用中出現的問題，并加按語，逐條進行辨正。江永引俗入禮，强調習俗的變化和人情常理對禮書編撰的重要性，他在序言中説：“風以時而遷，俗以地而易，則情亦隨風俗而修……事事非古之俗，豈可以古人之禮律今人之情乎？”江永編撰此書亦參考古禮，包括古經古注，另外還有《説苑》《戰國策》，以及丘濬《家禮儀節》，朱軾《儀禮節略》等，并在此基礎上來對《朱子家禮》進行批評，有着經典依據的支撑^[14]。《茗洲吴氏家典》亦參考《三禮》。這些情况説明民間禮書的編撰，除却緣俗以外，必須要有經典依據。家禮的編撰，必須根據現實情况對《朱子家禮》進行斟酌損益，還必然要參考古禮古書。因此，編撰一部以《儀禮》爲主的禮書，以資考核，亦是民間家禮類書編撰的内在需要。江永《禮書綱目》一書的編撰，是徽州民間禮書編撰背景下的必然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