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現有資料的考釋，戴震年輕時從游江永，爲江氏及門弟子，但入都後却諱言其師。他早年亦字“慎修”，與江永之字雷同，於是在札記代之以“昚齋”，後廢“慎修”不用，遂獨以“東原”之字行世，以示尊師，但又稱江氏“吾郡老儒”。他不遺餘力地播揚江永學術，在其著述中承認江氏影響，然又不據實引用江著。怎樣解釋戴震的矛盾行爲，迄今未有合理答案。

關於“吾郡老儒”的稱謂，余英時以爲恐與戴震對後期學術“道”的新體認有關。他認爲：“此種心理上之微妙變化即在當事人亦未必明白覺察，故遠非傳統考證方法所能徹底解决。”^[70]蔡錦芳以爲戴震當時受到紀昀《閲微草堂筆記》使用“老儒”的影響^[71]。筆者以爲，戴震絶非是輕易受人影響的人。考察清代中期對“老儒”一詞的使用，發現有貶義的稱謂，如《閲微草堂筆記》對部分老學究的調侃；但也有褒揚的情况，如焦循稱贊江永爲“婺源老儒”，阮元爲《禮書綱目》作序，亦稱“婺源老儒”^[72]。對“吾郡老儒”的稱呼要回到具體語境。此語出自《六書音均表序》，胡適以爲戴震列舉了鄭庠、顧炎武、江永三人的古韵分部，對前兩人直呼其名，而於江永稱“老儒”，相較來説還算尊敬。相較《江慎修先生七十壽序》和《江慎修先生事略狀》中對江永的尊崇，戴震後期的態度顯得傲慢。余英時也説：“蓋‘老儒’雖不必有貶義，但亦乏尊敬之意味。”^[73]

戴震對江永態度的前後變化，與其性格因素和學術地位的升遷有關。史載他“十歲乃能言”，段玉裁謂“聰明藴蓄者深矣”^[74]。他一鳴驚人，問難先生，證明并非語遲，而是胸有城府。從戴震交游的學者對他的印象來看，錢大昕説他“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75]，江藩記載他“兀傲不群，好雌黄人物”^[76]，而且“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77]。這都證明着戴震的好勝特性和性格缺陷。

同時，戴震自矜其學。他入都後拜訪錢大昕，得到錢氏的賞識且爲其延譽，才名滿京城。但洪榜《行狀》、段玉裁《年譜》均不載這一細節，顯然係戴震故意隱瞞。《考工記圖》是戴震的成名作，他自負其書，紀昀記載説：“戴君語余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歎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不可撼矣。’”^[78]乾隆三十年，戴震入都過蘇州，作《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説見譽於沈彤。戴震云：“震自京師南還，始覿先生（惠棟）于揚之都轉鹽運使司署内。先生執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吴江沈冠雲嘗語余，休寧有戴某者，相與識之也久。冠雲蓋實見子所著書。’震方心訝少時未定之見，不知何緣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覯，益欣幸獲覯先生。”^[79]他對段玉裁自誇説：“《考工記圖》既成，後來乾隆某年所上江西大鐘，正與余説合。”^[80]其實，戴震是書并非毫無缺點，姚鼐曾致書戴震，意主不必汲汲成書。戴震却執意刊書，説“差可自决”，并對姚鼐拜師一事遜辭堅拒^[81]。

戴震口舌求勝，憤争傷雅的事情不斷出現，這表現出其性格的缺陷。章學誠《書朱陸後》認爲戴震“心術未醇”，他説：

余嘗遇戴君於寧波道署，居停代州馮君廷丞，馮既名家子，夙重戴名，一時馮氏諸昆從，又皆循謹敬學，欽戴君言，若奉神明。戴君則故爲高論，出入天淵，使人不可測識。人詢班、馬二史優劣，則全襲鄭樵譏班之言，以謂己之創見。又有請學古文辭者，則曰：“古文可以無學而能。余生平不解古文辭，後忽欲爲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覆思之，忘寢食者數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爲文者，振筆而書，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遠出《左》《國》《史》《漢》之上。”……大約戴氏生平口談，約有三種：與中朝顯官負重望者，則多依違其説，間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見鋒穎，不肯竟其辭也。與及門之士，則授業解惑，實有資益；與欽風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則多爲慌惚無據，玄之又玄，使人無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終莫能定。故其身後，縉紳達者咸曰：“戴君與我同道，我嘗定其某書某文字矣。”或曰：“戴君某事質成於我，我贊而彼允遵者也。”而不知戴君當日特以依違其言，而其所以自立，不在此也。及門之士，其英絶者，往往或過乎戴。戴君於其逼近己也，轉不甚許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後學向慕，而聞其恍惚玄渺之言，則疑不敢决，至今未能定戴爲何如人，而信之過者，遂有超漢、唐、宋儒爲孟子後一人之説，則皆不爲知戴者也。^[82]

由於戴震在不同人物面前有着不同表現，因此在不同人眼中，戴震形象各有不同，這給我們對戴震的深入認識造成了困難。

戴震在入都前後學術地位的升遷，以及這種升遷所帶來的心理上的變化，加上戴震性格中的好勝特性，使得他諱言其師。余英時曾用英國人柏林的“狐狸”與“刺猬”理論來分析戴震的考據和義理事業，亦可用之來分析戴震的性格和學術。戴震性格中具有“刺猬”的因素，但在從學江永時却僞裝成“狐狸”，隨着其學術地位的升遷，他的“刺猬”性格再度跳踉，一再捲入諱師、背師和學術著作權的争端，這并非偶然。但戴震并非真心背師，他對江氏的前恭後倨是争勝性格的表現，不影響他對江永學術的推崇和播揚。我們的學術研究將道德與學術并置評判的做法，影響了我們的判斷。戴震諱言其師，確屬品行心術問題，章學誠等已給予了大力批判。但戴震對於江永學術的播揚，同樣貢獻巨大。我們不能因爲戴震諱師，而否定他對江永學術的播揚；也不能因他對江氏學術的播揚，而否認其諱師的事實。學術研究必須實事求是，不必爲尊者諱。

【注释】

[1]道光二十五年（1845），張穆作《方牧夫先生壽序》（《㐆齋文集》卷二），指出戴震“抗心自大，晚頗諱言其師”，但并未明言諱師所指。這一評價源自他道光二十一年（1841）開始利用《永樂大典》校勘《水經注》，發現戴震、趙一清抄襲全祖望。道光二十四年（1844）前後，他作《趙戴水經注校案》一文，批評戴震的抄襲行爲。此文收入王梓材編《全氏七校〈水經注〉重録本·附録》，又續刊進薛福成刻《全氏七校水經注》附録，改題《全氏水經注辯誣》。從時間上看，蔡錦芳謂張穆因不滿戴震個人品行，而在《水經注》上大做文章的説法是錯誤的，説見《戴震生平與作品考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6—17頁。事實上，張穆因戴校《水經注》有抄襲問題，遂及指責其諱師。但第一個指責戴震背師，且確指江永，是魏源，見《書趙校水經注後》，收入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卷五《魏默深遺文》。在尊朱的桐城派姚椿看來，所謂戴震背師，是指其背離江氏的尊朱傳統，見姚椿《國朝諸名人贊》，《清文海》第67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第637—638頁，序贊作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

[2]胡適：《戴震對江永的始終敬禮》《再記東原對江慎修的敬禮》《水經注考》，《胡適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卷第28—32、66—69頁，第16卷第313—323頁。

[3]魏建功：《戴東原年譜》，《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2卷，1925年，第147—148頁。

[4]許承堯：《戴東原先生全集序》，《戴東原先生全集》卷首2—3頁，《安徽叢書》第六集，1937年。

[5]余英時：《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兼論戴震與江永的關係》，《論戴震與章學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204頁。

[6]楊應芹：《戴震與江永》，《安徽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第35—40頁。

[7]還有學者認爲江、戴乾隆十七年首晤，説見陳徽：《戴震與江永關係的再探討》，《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第102—106頁。其説影響甚微，不具述。

[8]（清）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卷12，中華書局，1980年，第181頁。乾隆十四年詔書經學舉薦，各地方督撫舉薦，當在乾隆十五年，見蔡錦芳：《戴震生平與作品考論》，第6—7頁。

[9]漆永祥：《新發現戴震〈江慎修先生七十壽序〉佚文一篇》，《中國典籍與文化》2 0 0 5年第1期，第1 2 2—1 2 3頁，原文見上海圖書館藏《善餘堂文集》。徐道彬先生從“公私文獻著録”和“文體風格和思想内容”認爲《文集》有僞作嫌疑，其中收録的《壽序》存在八個方面的問題，説見《〈善餘堂文集〉辨僞》，《中國典籍與文化》2 0 1 0年第4期，第5 0—5 1頁。徐先生的批評值得商榷。古人年譜大多簡略，資料刊落時有發生，此《序》未收入江、戴《年譜》，情有可原；江永著述，大多由札記增訂而成，《壽序》所舉《周禮舉要》《禮記擇言》蓋爲《周禮疑義舉要》、《禮記訓義擇言》稿本；文中所舉《禮書綱目》“特其梗概”亦有可能，此書卷數繁多，直到朝廷修纂《四庫全書》，才給予全部抄録；戴震對漢宋學術“得失中判”的評論，爲其盛年學術主張，不能否定他早年對於程朱的尊崇，如早期所作《經考》和《經考附録》多引程朱之説；戴震自謂“少覽近儒之書”也是實情，從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附録戴震言語，可見其讀書的廣博，飽覽過程朱、陸王，及顧炎武、閻若璩、方苞等的著作；戴震問學江永的場景同於《江慎修先生年譜》“乾隆十八年條”的記載，證明江、戴非癸酉首晤；江氏生徒衆多，但多爲受基礎教育和應舉之人，戴震的學術才華堪稱江永知己，作《序》在情理之中；從《壽序》對江永學術的透徹解析而言，僞作固無可能。筆者之見，部分同於林勝彩：《江永〈善餘堂文集〉的文獻研究》，《善餘堂文集》，“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 0 1 3年，第1 6—1 9頁。漆永祥：《再論戴震學術研究中的幾個争議問題》，《學術界》2 0 1 5年第3期，第1 9 9頁“《江慎修先生七十壽序》真僞再議”，可以參閲。

[10]蔡錦芳：《戴震生平與作品考論》，第14頁。

[11]蔡錦芳：《戴震生平與作品考論》，第10頁。

[12]方利山：《新發現的戴震書江永像贊和江永容像》，載氏著《徽州學散論續集》，中國戲劇出版社，2009年，第77頁。

[13]戴震稱程恂爲先師，見紀昀《考工記圖序》，清乾隆間閲微草堂刊本。

[14]（清）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乾隆七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條，《戴震文集》附録，第217、225、227頁。

[15]蔡錦芳：《戴震生平與作品考論》，第8—10頁。

[16]潘定武：《程恂生平著述考略》，《黄山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第16、18頁。

[17]段玉裁係此書初稿作於乾隆十一年，《戴震文集》，第219頁。

[18]（清）戴震：《考工記圖》卷上，閲微草堂刊本，36頁B面，標點參閲《戴震全書》第五册，黄山書社，1995年，第358頁。

[19]（清）江永：《周禮疑義舉要》，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1册，第775頁。

[20]（清）戴震：《江慎修先生七十壽序》，引自《中國典籍與文化》2005年第1期，第122頁。

[21]徐道彬先生提及“斗山”依《休寧縣志》應爲“山斗”，見《〈善餘堂文集〉辨僞》，《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4期，第52頁。事實上，上海圖書館藏《善餘堂文集》係抄本，可能有手誤。類似情况較爲常見，如上海圖書館藏油印本江氏《年譜》（附江兆槐輯《江慎修先生弄丸圖象題贊》之後），將乾隆十二年條之“山斗”誤爲“三斗”。“山斗”訛誤成“斗山”，這種情形不僅在抄本中時有發生，在刊本中亦經常出現。如段刻經韵樓本《戴東原集》，其中《江慎修先生事略狀》記載，“荆溪吴編修紱自其少於《禮儀》功深”，其中“禮儀”應爲“儀禮”，考諸王昶《湖海文傳》及錢大昕《江先生傳》均作《儀禮》可知。

[22]戴震入都時間有乾隆十九年和二十年兩説，此據王昶《戴東原先生墓志銘》及錢大昕自編《年譜》，見錢穆的辨析，《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49頁。

[23]吴小晶、秦躍宇將江、戴交游分成初識、從學、共館三階段，見《戴震與江永交游考》，《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第115—117頁。該文所述，本文從略。

[24]戴震《壽序》謂對江氏“少即向慕”，引自漆永祥：《新發現戴震〈江慎修先生七十壽序〉佚文一篇》，《中國典籍與文化》2005年第1期，第122頁。

[25]（清）洪榜：《戴先生行狀》，《戴震文集》附録，第251—252頁。

[26]（清）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1980年，第181頁。

[27]蔡錦芳：《戴震生平與作品考論》，第30—31頁。

[28]《江慎修先生年譜》“乾隆十八年七十三歲”條，《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92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6頁。

[29]此據戴清泉《戴東原先生軼事》，但亦有戴震因修族譜得罪族人，被迫遠逃的説法，見李開：《戴震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85頁。

[30]（清）江永：《古韵標準》，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42册，第485頁。

[31]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55—357頁。

[32]徐到穩：《江永反朱思想及其對戴震的影響——基於新見文獻〈昏禮從宜〉的研究》，《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第41—47頁。筆者以爲江氏并非反對程朱，而是在尊朱的同時，并不墨守，因此時有批評朱子之説。

[33]江、戴二人際遇的反差，反映着乾隆初期學術風氣的變化。關於戴震揚名的學術和環境分析，見楊子彦：《學術與權力交换場中的戴震》，《學術界》2015年第3期，第203—216頁。

[34]（清）錢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9《戴先生震傳》，《戴震文集》附録，第265頁。

[35]（清）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戴震文集》，第221頁。洪榜《行狀》、段玉裁《年譜》均不載戴震投訪錢大昕，受到錢氏推薦的細節，顯然爲戴震故意隱瞞所致。

[36]（清）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卷12，第181頁。

[37]按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乾隆二十八年條，“純皇帝以爲相延已久，未允也”，見《戴震文集》，第225頁。但據汪世重《江慎修先生年譜》該條，則江氏《四聲切韵表》《音學辨微》二書稿本被徵集。(www.daowen.com)

[38]陳祖武點校：《清儒學案·未古學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55頁。

[39]（清）錢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3《與戴東原書》，引自《戴震全書》第7册，黄山書社，1994年，第130—132頁。

[40]戴震對於江永學術的播揚，見蔡錦芳：《戴震生平與作品考論》，第14—15頁。

[41]（清）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凡例》，薛貞芳主編：《清代徽人年譜合刊》，黄山書社，2006年，第129頁。

[42]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50—351頁。

[43]（清）洪榜：《戴先生行狀》，《戴震文集》附録，第255頁。

[44]關於戴震諱師的具體考證，見王惠榮：《江永與戴震關係難定原因考》，《歷史檔案》2009年第11期，第69—74頁。

[45]戴震《考工記圖》繪圖57幅，包括：輪、轂、輻、蓋弓、輿（内外）、輈、伏兔、衡、軸、車、削、矢、戈、戟、劍、樂鐘、量（鬴）、量（豆升）、晋鼓、鼖鼓、皋鼓、圭、璋、璧、琮、四圭、大圭、祼圭、琬圭、琰圭、璧羨、案、磬（正、側面）、甗、鬲、簋、豆、勺、爵、觗、矦、正、爲規識景（兩幅，一幅得自江永）、測北極高下、黄赤道、王城、世室、明堂、宗廟、四井、一成、一同、耒、弓。《戴震全書》第五册，在“車人爲耒”條下漏“耒”圖一幅。

[46]李開列舉了戴震《考工記圖》的二十四條成績，其中車制八條，兵器兩條，樂器兩條，以及曆法、容器、宫室等條，見《戴震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75—85頁。

[47]（清）戴震：《考工記圖》卷上，33頁A面。

[48]（清）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卷6，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1册，第774頁。

[49]（清）戴震：《考工記圖》卷上，44頁A—B面。

[50]（清）戴震：《考工記圖》卷下，54頁A—B面。

[51]（清）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卷7，第786頁。

[52]（清）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卷6，第767頁。

[53]（清）戴震：《考工記圖》卷上，10頁B面。

[54]（清）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卷6，第770頁。

[55]（清）戴震：《考工記圖》卷上，16頁A面。

[56]張言夢：《漢至清代〈考工記〉研究和注釋史述論稿》，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第56頁。

[57]（清）戴震：《考工記圖》卷上，4頁B面。

[58]（清）戴震：《考工記圖》卷上，25頁B面。

[59]（清）戴震：《辨正詩禮注軓軌軹軿四字》，《戴震文集》，第50—51頁。

[60]（清）江永：《禮記訓義擇言》卷7《少儀》“祭左右軌范乃飲”條，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8册，第377頁。

[61]（清）戴震：《記深衣》，《戴震文集》，第34頁。

[62]（清）戴震：《戴震文集》，第141頁。

[63]戴震《經考》卷3“古音葉韵”條，《戴震全書》第2册，第262頁。由於分段差异，尤其是將“余謂”以下獨立成段，很容易將原本江永之語誤爲戴震札記。余英時《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向》便有此誤，見《論戴震與章學誠》，第177—178頁。

[64]（清）戴震：《戴震文集》，第140頁。

[65]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45頁。

[66]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乾隆二十八年條”，《戴震文集》附録，第226頁。

[67]（清）戴震：《屈原賦注初稿》，中華書局，1999年，第154、177、189、192頁。

[68]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第3册《屈原賦注》卷12，第793頁。

[69]（清）洪榜：《戴先生行狀》，《戴震文集》附録，第255頁。

[70]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第219頁。

[71]蔡錦芳：《戴震生平與作品考論》，第22—27頁。

[72]（清）焦循《雕菰集》卷6《讀書三十二贊》，清道光嶺南節署刻本。阮元《禮書綱目序》，《叢書集成續編·經部》第11册影印廣雅書局刊本，第151頁。

[73]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第213頁。

[74]（清）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雍正十年條”，《戴震文集》附録，第216頁。

[75]（清）錢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9《江先生傳》，《戴震文集》附録，第265頁。

[76]（清）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4《朱筠傳》，中華書局，1983年，第68頁。

[77]（清）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3《錢大昕傳》，第50頁。余英時曲護戴震，説戴震是“用義理作爲判斷的標準”，見《論戴震與章學誠》，第118頁。

[78]（清）紀昀：《考工記圖序》，乾隆紀昀閲微草堂刻本。

[79]（清）戴震：《戴震文集》卷11，第167頁。

[80]（清）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戴震文集》附録，第249頁。

[81]姚鼐此信不存，戴震的回信見《戴震文集》卷9《與姚孝廉姬傳書》。姚鼐謂戴震《考工記圖》“意未有盡者”，其具體舉例見《惜抱軒文集》卷5《書〈考工記圖〉後》。

[82]（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卷3《書朱陸篇後》，見葉瑛《文史通義校注》上册，中華書局，1985年，第274—2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