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戴震所作《江慎修先生七十壽序》，則他爲江永及門弟子無疑，金榜《群經補義序》稱“同門戴震”，亦爲旁證。但晚清以來，戴震背師説塵囂其上，主要與他諱言其師，且稱“婺源老儒”有關。事實上，戴震入都後，隨着學術地位的升遷，他一方面大力播揚江氏學術，同時又諱言自己爲江永及門弟子，形成一種極爲矛盾的狀况。

乾隆十九年，戴震入都，先後結交錢大昕、秦蕙田、王鳴盛、王念孫、王昶、姚鼐、紀昀等人，相與論學。但遺憾的是，戴震入都交往的學者，其文集、傳記極少提及江、戴二人的師生關係。如錢大昕應戴震之請爲江永作傳，但《傳》中對江、戴二人以“忘年交”目之。後來，錢氏又爲戴震所作傳，僅稱“少從婺源江慎修游”，而不言戴震爲江永弟子。比較例外的是王昶，他先應戴震之請爲江永作墓志銘，不言江戴弟子關係。戴震死後，王昶又應戴震兒子請求作傳，則稱戴氏爲江氏弟子。王惠榮考證王昶通過金榜，知曉江戴的師生關係。而且，對戴震反理學不滿的章學誠、姚鼐、翁方綱等人并未以其背師行爲攻擊他。尤其是章學誠，他批評戴震之處極多，但無一處提及江、戴師生關係。洪榜《戴先生行狀》亦未確指戴震爲江永及門弟子，僅言“時先生同志密友，郡人鄭牧、汪肇龍、程瑶田、方矩、金榜六七君，日從江先生、方先生，從容質疑問難”^[43]。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對於江、戴關係叙述模糊，極重師承的江藩《漢學師承記》亦不言江、戴師生關係，且稱金榜爲“江慎修之高弟子”，位列江永之後。一切迹象都表明，戴震入都之後，確有諱師之舉^[44]。

戴震諱言其爲江永及門弟子，且稱“吾郡老儒”，對江永學術研究的引據亦有可議之處。如《考工記圖》深受《周禮疑義舉要》影響，但戴震似乎有意忽略江永的影響。

《考工記圖》是戴震的成名作，初稿成於乾隆十一年（1746），增訂刊行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戴震此書實應題名《考工記圖注》，因爲他增補了先後鄭注，擇其正論，補其未逮，又“爲圖翼贊鄭學”，成圖五十七幅，一百零一則補注^[45]，書名一仍其舊，研究集中於車制、兵器、曆算、樂律、宫室^[46]。據紀昀閲微草堂刊本《考工記圖》，戴震明確引用江永研究共有三處，主要涉及“冶氏”和“㮚氏”，另外得自江氏“爲規識景”圖一幅。

如“冶氏：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决，長内則折前，短内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一則，戴震先引鄭玄注，接着節引賈疏，但省略掉《左傳·莊四年》的引文，最後引據江永的研究：

江先生曰：分胡爲二，關處爲本。上半順看，倨之外畔在右爲裏。下半倒看，亦置本在下，則句之外畔在左爲表。注中表裏字蓋取諸此。又曰：倨與句之背皆爲外，對刃之灣（彎）處爲内也。倨句之博處爲本，對鋭處爲末也。^[47]

對比《周禮疑義舉要》，江永原文更詳細，特别增加了説明：“援與内之廣，蓋如戟之廣寸有半，而戈胡廣二寸，是增半寸。增半寸則倨句在外處皆須增使博，故云倨句外博。如此，則無已倨。”^[48]江著成書較晚，增加的説明蓋爲後來的增訂。

前述戴震在戈、戟二圖之後附引江永説明，但省略其中“殺之，惟鉤之用”一段。又，論度量，其中涉及黄鐘之宫，引江氏曰：“黄鐘生林鐘，不以全律下生，而以半律上生，則黄鐘之宫位乎清濁之閒……此正伶倫以黄鐘之宫，爲律本之意，亦聲律自然之理”，且附江永名字及所著書名^[49]。(www.daowen.com)

戴震明引江著較少，但暗合處却很多。如《車人》“徹廣六尺，扁長六尺”，戴震考訂“鬲在兩轅之間，鬲長車廣蓋等大。車轂長五寸，中其轂置輻，輻内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凡一尺六寸之箱，旁加一尺，兩旁共二尺，徹廣八尺明矣”^[50]，肯定了江氏“六”當爲“八”的意見^[51]。又如兵車之輪，鄭注“輪箄則車行不掉也”，江永指出“假令牙之孔與轂孔正相值，牙不稍偏向外，則重勢兩平，輪可掉向外，又可掉向内。造車者深明此理，欲去車掉之病，令牙稍出三分寸之二，不正與輪股鑿相當，於是重勢稍偏，而輪不得掉向内矣”^[52]。戴震則補充説，“固謂不傾掉也。輪不箄，必左右仡摇，故輻蚤用偏枘，令牙出於輻股鑿三分寸之二，如此則重埶微注於内，兩輪訂之而定，無傾掉之患。”^[53]此外，對“匡”字的解釋，對惠士奇《禮説》的徵引，均與江著同，但戴震并不提及江永的研究。

在《輿人》中，江永指出，“式有通指其地者，‘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是也。有切指其木者，‘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是也。因前有憑式木，故通車前參分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其實式木不止横在車前，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事事推之，皆不合矣。”^[54]江説甚精，且有推理，戴震則簡要表示，“記不言式較之長，一在前，其上三面周以式，則式長九尺五寸三分寸之一也。二在後，其上爲較，則左右較各長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也。”^[55]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江永的《考工記》研究多爲經注式的説理推論，而戴震則力圖通過精密的推算來證成其説。戴震在江永研究的基礎上，將注解與圖示結合，將《考工記》的研究推向深入^[56]。

戴震似乎有意除去江永的影響。他將對江著的引用與方希原、鄭用牧并置，而且明確引用的數量上竟不及鄭牧。戴震引用鄭用牧的研究共計七條，而明引江氏僅三條。戴震本書先後有兩處對於“軓”“軌”“軹”“軿”四字的辨析，一處在前序：“轂末之軹，故書本作軿，讀如簪笄之笄，轂末出輪外，似笄出髮外也。（自注‘軿’字見《大馭》注，杜子春改爲‘軹’）軿、軹、軓、軌四字，經傳中往往訛溷，先儒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於是經書字書不復有軿字矣。”^[57]一處是在《釋車》“式前謂之軓”條下并加申論^[58]，同時在《文集》里繼續進行考證^[59]。但戴震的這一發現并非原創，江永曾指出“軓、軌、軹三字轉寫易譌，軹又作軿，尤易訛爲軌。……軌本軹字之譌。而鄭注云軌與軹同爲轊頭，是與轂末同名，誤矣。孔氏於《詩疏》謂《少儀》軌字誤當爲軹，是也。此疏不正其誤，而引《詩》又從毛氏作軌，則疏矣”^[60]。

我們知道，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成書較晚，但至遲乾隆十五年，戴震已經讀閲過題名《周禮舉要》《禮記擇言》的稿本。《考工記圖》在戴震入都後一年内刊出，則其入都前所抄録的江氏《舉要》筆記，幾與定本無异。這樣一來，戴震無法逃脱涉嫌襲取江著的嫌疑。戴震暗襲江著，同時明示自己受到江氏學術的影響，蓋當時初來京師，急於成名，一方面需表示自己學有師承，另一方面需證明自己學爲原創。如果過多添列江氏的研究，可能破壞原創特點，不利於其學術形象的營造，加上江著此時并未刊刻，他暫時無虞竊引。

戴震受到江永學術的影響不止《考工記》，以禮學研究而言，他的成果還有早年讀經所撰寫的札記和深衣考釋。戴震的深衣研究未提及是否受到江永《深衣考誤》的影響，但他關於衣料的分配，衣、裳、衽的裁剪，位置、功能等，均與江永一致^[61]。據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乾隆三年條”江永覆書汪紱，謂所作《禮書綱目》“近又附入《深衣考誤》一卷、《律吕管見》二卷，總九十一卷”，則至遲乾隆三年（1738），江永《深衣考誤》稿本已成。戴震《壽序》又明確表示讀閲過江著，則戴震深衣研究襲自江氏，幾成定讞。

戴震《與是仲明書》謂“僕聞事於經學，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62]，并且在《經考》中對“三難”詳加論述，但説法引自江永《古韵標準》，而且江永有着非常詳細的原創證説^[63]。戴震説“僕聞”，顯然非原創，但他并不明白表示襲用自江永，還説“少時家貧，不獲親師”^[64]。錢穆據此以爲“背師之誚，又不俟他日‘婺源老儒’之稱矣”^[65]。段玉裁將戴震是書係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客游揚州，錢穆以爲成於乾隆十四年（1749）或十五年（1750）是仲明游徽州時。戴震乾隆十五年所作《江慎修先生七十壽序》，稱讀閲過江氏《古韵標準》。無論段説，還是錢説，都可證戴震此語襲自江氏。

但矛盾的是，戴震時又承認其學得自江永，尤其是音韵之學。段玉裁記載：“先生丙申與段玉裁論韵書云：‘江先生撰《古韵標準》時，曾代爲舉艱、鰥二字，辨其偏旁得聲，江先生喜而采用之。’”^[66]戴震《屈原賦注》完成于乾隆十七年（1752），其中引江永之説凡四處^[67]。如《音義下》“過失”條，注曰：“過失，《古韵標準》云：‘地’與‘失’去、入爲韵。或作‘失過’者，非。”^[68]洪榜謂“蓋先生律曆音韵之學，亦江先生有以發之也”^[69]。戴震承認自己學承江永，又不據實徵引，這種矛盾情况給我們認識江戴關係增加了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