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九年（1754），戴震脱身挾策入都，寄居歙縣會館。不同於此前江永在京城遭受的冷遇，由於時勢的變遷和個人際遇的變化，本來饘粥不繼的戴震，却譽滿京城^[33]。這其中的關鍵人物是錢大昕，戴震殁後，錢氏爲其所作傳記，云：

（震）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饘粥幾不繼，人皆目爲狂生。一日，携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既去，予目送之，歎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精於推步者，予輒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即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與講觀象授時之旨，以爲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考》，往往采其説焉。高郵王文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孫師之。一時館閣通人，河間紀太史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大興朱太史筠，先後與先生定交。於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34]戴震自身的學術才華，加上錢大昕的盛情推薦，使得他很快“聲重京師，名公卿争相交焉”^[35]。從乾隆十九年（1754）入都，到二十二年（1757）前往揚州拜會惠棟，戴震寓京近四個春秋。在京期間，戴震的學術天才得到了總爆發。他被秦蕙田聘任編撰《五禮通考》，其《考工記圖》又見賞於紀昀，得到增訂的建議和刊刻的幫助。他旅京期間所作《與姚孝廉姬傳書》《與王内翰鳳喈書》二書，闡述其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一時學者，推服東原，戴震學術地位正式確立。

戴震學術地位的確立，使他有條件開始播揚江氏學術，主要是推薦江永的著述和學術，以及請人爲江永作傳和爲書作序。《江慎修先生事略狀》記載：“戴震嘗入都，秦尚書蕙田客之，見書笥中有先生曆算數篇，奇其書。戴震因言先生。尚書撰《五禮通考》，摭先生説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遺不獲見先生《禮書綱目》也。”^[36]後來秦氏建議朝廷編輯韵書，其中徵集江永《四聲切韵表》《音學辨微》，亦當出於戴氏之請^[37]。在秦氏幕府，戴震還向桂馥介紹江永學術，桂馥《上阮學使書》記載説：“及見東原，爲言江慎修先生不事博洽，惟熟讀經傳，故其學有根據。”^[38]戴震積極播揚江永曆算之學，錢大昕《與戴東原書》云“前遇足下於曉嵐所，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在宣城下。”由於戴震盛推江永曆算之學，甚而遭到錢氏致書質疑^[39]。此外，戴震積極找人爲江永作墓志銘和書作序。王昶《江慎修先生墓志銘》、錢大昕《江永傳》、羅有高《古韵標準序》等，皆爲戴震之請而作。江永去世之後，戴震立即趕赴其家整理江氏遺著，共計二十多種，爲朝廷輯修韵書和四庫館徵集江氏著述提供了條件。進入四庫館後，江氏著述提要的撰寫工作蓋由戴震完成。《四庫全書》共收録江永著述十三部，以禮學、曆算、音韵爲主。戴震熟稔江氏學術，使得“四庫館臣”對江氏著述的評價能够鞭辟入裏^[40]。(www.daowen.com)

戴震對於江永學術的播揚，與有功焉。余龍光比較汪紱、江永二人的學術，以爲江氏其學及身而顯世，其原因不僅在於“彼時士大夫競尚考據”，而且得其高弟子戴震“揄揚師説”^[41]。江永一生終老鄉曲，主以塾師爲職，同時進行學術撰著。受經濟條件的限制，他的多數著述無法刊刻，只在極小的範圍内以抄本形式流傳，甚至同邑汪紱對江永《禮書綱目》的名稱也以訛傳訛，誤作《三禮合參》。在這種情况下，戴震對於江氏學術的播揚作出了自己的貢獻。錢穆説：“東原既爲時賢所知，而江先生之名，亦隨東原而顯。”^[42]但要强調的是，江永的《禮書綱目》在乾隆元年被禮館徵集和參閲，他又隨程恂在乾隆五六年間訪學京師，在京城學術圈有一定的知名度，如錢大昕在戴震盛推江氏學術之前，便已經閲讀過江氏的曆算著述。不過，總的來説，江氏此前的影響有限，正是戴震的播揚，江氏的學術影響才漸次擴大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