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確定江、戴首晤的時間和戴震爲江氏及門弟子的關係後，我們可以大致梳理出江、戴交往的階段和内容。以乾隆十九年（1754）冬戴震入都爲界^[22]，江、戴交往可略分成戴震從學江永和播揚江學兩個階段，而從學江永亦可細分爲拜師前後，及共學於不疏園三個階段，下面簡述之^[23]。

乾隆七年八月十五，農曆中秋，江、戴首晤，此時的戴震虚歲二十，就平日所學就正於江永，翌日又在江氏畫像題識“受業”，但并未真正拜師。戴震的題識源自對江永的向慕。我們知道，康熙六十年（1721），四十一歲的江永克竟朱子之志，完成《禮書綱目》一書，雍正十二年（1734）又撰成《四書典林》，傳譽士子。《禮書綱目》在乾隆初被禮館所徵集，江永因此名聲大噪。江氏著述的廣泛流傳和其書被朝廷徵集的榮耀，讓年輕的戴震向慕不已^[24]。同時，戴震自小即在學術上表現出的非凡的天分，其質難問師所表現出的懷疑精神，堅持“由詞通道”的學術取向，以及《籌算》等著述完成^[25]，使得他開始嶄露頭角，爲面見江永的學術討論和成功拜師提供了基礎和條件。

從乾隆七年面晤開始，戴震有機會向江永請益問難，但他此時的重心在科舉考試，因此先是拜師程恂，後又前往江寧戴瀚處學受時文。而江永由於京城訪學的榮耀，一時請將不斷，如先後三次被知府邀請前往紫陽書院講學，以及被江西學政邀請“閲卷”。直到乾隆九年，江永被程恂敦請，館於休寧五城，翌年館於山斗，江、戴始有更多接觸。隨着江、戴接觸機會的增多，戴震對江氏學術的逐步了解和深入研習，於是决定拜師江永，地點在休寧山斗（程恂家中），從此受到嚴格的學術指導。據戴震所作《江慎修先生七十壽序》，在乾隆十五年以前，戴震已經通讀過江永的幾乎所有著述，包括稿本，如《禮書綱目》《周禮舉要》《禮記擇言》《律吕新義》《深衣考誤》《近思録集注》《古韵標準》《切韵表》《推步發解》《翼梅》等。從學江永，使得戴震的學問大進。到乾隆十五年（1750），戴震先後完成了《籌算》《六書論》《考工記圖》《轉語》《爾雅文字考》等著述，涉及律吕、曆法、音韵、制度名物等領域。他與江永的書信討論已經超越學術範疇，如《江慎修先生事略狀》記載，江永辭謝經學舉薦，而與戴震書曰：“馳逐名場非素心。”^[26](www.daowen.com)

江、戴更進一步交往在乾隆十八年（1753）。先是乾隆十七年秋，戴震經程瑶田姊夫汪松岑的介紹，前往不疏園教課汪梧鳳子，翌年戴震介紹江永來此講學，於是江、戴二人共館於歙縣汪梧鳳的不疏園^[27]。《江慎修先生年譜》記載是年“歙門人方矩、金榜、汪梧鳳、吴紹澤從學。休寧鄭牧、戴震，歙汪肇龍、程瑶田，前已拜門下問業。是年殷勤問難，必候口講指畫，數日而後去”^[28]。戴震在不疏園完成了《屈原賦注》《詩補傳》的撰著，同時抄掇了江永及同門學友的許多著述草稿和研究心得。乾隆十九年（1754），三十一歲的戴震由於祖墳遭侵占而捲入官司，被迫“脱身携策入都”^[29]。江永也開始輾轉授徒，二人天各一方，但書信不輟。乾隆二十四年（1759），江永完成《古韵標準》一書，其《例言》説：“既爲《四聲切韵表》細區今韵，歸之字母音等，復與同志戴震東原商定《古韵標準》四卷，《詩韵舉例》一卷，於韵學不無小補焉”^[30]，可見他們之間仍有書信往來。江氏稱戴震爲“同志”，很容易讓人誤以爲他們爲友朋關係，但這只是江氏謙辭，同時也證明着戴震學術的進步，并不能據此否認雙方的師生關係。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八十二歲高齡的江永去世，戴震立即趕赴江家，整理江永遺著，并爲其作《行狀》，狀次其治經要略、著書卷數。戴震所作《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是有關江永的最重要的學術資料，爲後來江氏諸傳記所取材。

根據江、戴交誼，戴震受到江永學術的影響，殆無争議，争議只在於影響的深度和限度。一直以來，由於戴震後期著述，尤其是《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諸作，集矢於批評程朱，表面上背離了江永的“尊朱”傳統，於是有背師之譏。錢穆將戴震後期學術思想的轉變歸因於受到惠棟漢學的影響^[31]，但他并未深入江永的思想和著述。事實上，江永對於朱熹的態度令人疑惑。他一方面是羽翼程朱的功臣，完成許多朱子未竟之緒，賡續完成《禮書綱目》的編撰，又集朱子之語，間加按語注釋《近思録》，完成《近思録集注》一書。但另一方面，江永對朱熹的許多具體觀點又不留情面地加以批評，不僅《綱目》《集注》如此，江氏的其他著述，如《深衣考誤》直接指陳朱子《家禮》的錯誤，《昏禮從宜》亦與朱子《家禮》針鋒相對^[32]，《河洛精藴》更是將朱子卦變説批得體無完膚。因此，有關戴震後期學術思想源泉的考察，除却惠棟漢學的影響需要重新審視外，江永學尊程朱但并不墨守的創新精神，及其對於戴震的影響亦須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