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江、戴傳記缺少二人交往的細節，戴震又未在其著述中明確表示與江永的學術關係，所以戴震是否爲江氏及門弟子，一直存在疑問。同時，由於不斷檢出戴震在著述中對於江氏的稱呼明顯地前恭後倨，前稱先生，後稱老儒，因獲諱師、背師之譏。那麽，真實情况又是如何呢？

前述黄山博物館藏江永像贊爲戴震題識，手迹確係戴震，落款爲“受業東原戴震題”。如果這是屬實的話，即意味着戴震首晤江永即拜其爲師，歸門下受業。但這顯然與乾隆十五年，戴震所撰《壽序》謂“既數年始獲一見，又數年始拜先生于吾邑之斗山”的記載相矛盾。筆者以爲，戴震首晤江永即拜師的可能性較小。根據《戴東原先生年譜》“乾隆七年條”的記載，當時戴震不過“一見傾心，取平日所學就正焉”，并未提及拜師之事。從段玉裁自己拜師的經歷來看，他早在乾隆四十一年便與汪元亮、胡士震等從學戴震，直到三年後才書札請業，自稱弟子^[14]。拜師需要對老師的學術足够了解，而戴震的像贊題識看上去似乎更多是應酬恭維之詞，談不上對江氏學術的深入理解。且戴氏此行的目的是拜師程恂，學習時文。程恂是雍正間進士，乾隆時的禮館編修，在鄉邦素有威望，頗有奬掖後進之名。出於尊重，戴震不太可能拜師程恂，同時又拜師江永，向心其學問。既然如此，如何解釋戴震自稱“受業”的題辭呢？筆者以爲這或許是年輕戴震的謙詞。江永此年被薦爲歲貢生，容像即他穿戴官禮服的畫像。戴震首晤即以平日所學就正焉，題名“受業”有應酬和附驥江永之嫌，但并未真正拜師。而且也存在題識爲事後追成，戴震的手迹及對受業的“默認”，可爲江氏入門弟子之一證。

關於戴震拜師江永的時間，蔡錦芳先生推測在乾隆十年（1745）或者十一年（1746）。因爲江永在《答戴生東原書》和《答甥汪開歧書》兩封書信中，談到了他對於戴震《六書樞言》和《聲律總持》的批評，從信中語氣來看，當寫於二人剛開始學術交流之時。《六書樞言》是戴震《六書論》的初名，大概成於乾隆十年孟冬。《聲律總持》因爲江永的批評，戴震大概也就放弃了。戴震有《轉語十二章序》，討論生母的相轉、相通問題，是被江永批評後轉變思維角度的産物，作於乾隆十二年仲春，則戴震拜師江永在乾隆十二年以前^[15]。相較之下，筆者以爲乾隆十年較爲可信。一方面，此距江、戴首晤過去三年，符合《壽序》“始獲一見，又數年始拜先生”的記載。另一方面，戴震拜師程恂，常往山斗拜望，於理當然。但程恂因有禮書編撰的任務，檢乾隆八年其與李清植同勘《儀禮》，乾隆十一、二年又在京師校刻《十三經》及修纂《大清通禮》^[16]，與戴震的交流較少。隨着戴震與江永的接觸，以及對江氏學術的深入了解，他愈發渴求拜師以求學業的進步。而乾隆十年江永館於山斗，戴震有機會拜其爲師，這也符合《壽序》對於拜師地點的記載。到了乾隆十一年三月，江氏被請講紫陽書院，戴震無緣隨行。所以，筆者更進一步推測，因爲訪學京師時受到吴紱的質疑問難，此時的江永正潜心研究《周禮》，戴震正是欽佩其禮學研究，才正式拜師江永，這由次年（乾隆十一年）戴震即撰成《考工記圖》可證^[17]。

《考工記圖》是戴震的成名作，初稿作於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二十一年（1756）由紀昀資助刊行。戴震原稿只有器物圖像和部分研究心得，他在刊行前據紀昀的建議，增加了先、後鄭注，并部分作了補注，申明己見，同時引用友朋學人的研究，其中包括江永。刊本《考工記圖》受到江永的影響毫無疑問，其稿本亦多引江氏研究。如紀昀《考工記圖序》所言，則刊本《考工記圖》中的圖及部分圖下注釋爲稿本原貌，而戴震在“戟”圖下附注，注中全引江説：(www.daowen.com)

江先生曰：“戈戟皆有曲胡而异用。以《春秋傳》考之，‘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摏之也。‘狼瞫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皙而傷，苑何忌刜林雍斷其足’，當亦是戈胡擊之刜也。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柏’，用援用胡皆可云殺。‘子都拔戟逐潁考叔，靈輒倒戟禦公徒’，皆儗用戟之刺與援者也。‘狂狡倒戟出鄭人於井，反爲鄭人所獲。欒樂乘槐本（四庫本作“木”）而覆，或以戟句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鈎人者也。戟胡横直皆三寸，其閒甚狹，何能鈎人出於井？蓋鈎其衣若帶，是以其人不傷，反能禽鉤者也。鉤欒樂斷肘而死，蓋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鉤之，鉤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明乎其戟之用，而後可以知戈戟之形。”^[18]對照《周禮疑義舉要》，江永僅在“用援用胡皆可云殺（之）”下增加“惟鉤之用未見於傳，而記言長内則折前，短内則不疾，自是言鉤人不便利之病”，餘皆少許字形差异，如《春秋傳》僅稱《傳》，“富父終甥”之“甥”作“生”，“駒柏”作“駒伯”，“鉤”作“句”等^[19]。據《江慎修先生年譜》記載，《周禮疑義舉要》完成於乾隆二十五年，但初稿在乾隆十年便已完成，至遲乾隆十五年，戴震已經讀閲過題名《周禮舉要》的江氏稿本^[20]。戴震《考工記圖》在其入都後一年内刊出，則他在入都之前所抄録的江氏《舉要》筆記，幾與定本無异。

關於拜師的具體日期，據《民國歙縣志》對“斗山書院”的介紹，“每歲臘月二十四闔郡紳士諸生設祭行禮”，蔡錦芳先生因此推測是該天，但她忽視了拜師的地點在“山斗”而非“斗山”^[21]。斗山書院在歙縣，山斗在休寧。戴震是休寧人，“吾邑”應爲休寧而非歙縣，《壽序》所謂“拜先生於吾邑之斗山”，應爲休寧山斗的程恂家里。據《江慎修先生年譜》的記載，乾隆九年（1744），六十四歲的江永被程恂復請，館于休寧五城，至乾隆十三年（1748）改館於婺源汪陞七里亭，除短暫講學於紫陽書院外，江永一直在山斗。《年譜》連江永乾隆七、八年間被請講紫陽書院，但有故未赴的情况都行諸記載，何况在郡邑書院講學的榮耀，斷然不會漏記。事實上，直到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六十六歲的江永赴紫陽書院講學，才第一次到歙縣講學。但限於具體資料的缺乏，我們無法考證出戴震拜師江永的確切時間，只能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