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江永礼学研究成果:江、戴首次会晤时间确定

江永礼学研究成果:江、戴首次会晤时间确定

时间:2023-10-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但江、戴首晤的時間却争論不斷,原因在於原始資料的缺乏。而段玉裁晚年所撰《戴東原先生年譜》,係江、戴首晤於乾隆七年壬戌。[10]關於江、戴首晤的具體年份,蔡芳認爲段玉裁的記載,即江、戴乾隆七年首晤,這一説法可信。關於江、戴首晤的具體時間,筆者推測是壬戌中秋,即乾隆七年農曆八月十五。

江永礼学研究成果:江、戴首次会晤时间确定

無論戴震是否爲江永及門弟子,他從學江永的經歷是無疑的。但江、戴首晤的時間却争論不斷,原因在於原始資料的缺乏。在江永生平的記載方面,戴震所作《江慎修先生事略狀》以學行爲主,缺乏二人交往的細節。汪世重、江錦波編撰的《江慎修先生年譜》“乾隆十八年條”云“休寧鄭牧、戴震,歙汪肇龍、程瑶田,前已拜門下問業”,但具體面晤、拜師的時間則闕如。在戴震方面,洪榜所作《戴先生行狀》,將戴震二十歲自邵武歸來,至三十歲學問日進的經歷,混作一團,叙述混亂。而段玉裁晚年所撰《戴東原先生年譜》,係江、戴首晤於乾隆七年壬戌(1742)。

許多學者反對段玉裁的説法。魏建功據程瑶田《河西寓公叙略》,及洪榜《戴先生行狀》,推測江、戴首晤於乾隆十五年(1750)[3]。許承堯據汪梧鳳《送劉大櫆序》,其中云“余生二十五年從游淳安方樸山先生,後三年從游星源江慎齋先生”,考證説:“梧鳳生雍正丙午,少先生(戴震)三歲,其從方楘如年二十五,正在庚午,而後三年從江慎修,則在癸酉。……先生(戴震)與江自庚午相見至乙亥,不過五年,誼在師友之間,原未嘗著籍稱弟子。”[4]余英時贊成許承堯的考證,認爲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爲維護戴震的學術形象,删减了洪榜《戴先生行狀》有關戴震學習時文的部分,段玉裁作《戴譜》時年事已高,對青年戴震的瞭解没有洪榜詳細[5]

不過,楊應芹先生亦據汪梧鳳《送劉大櫆序》,推算江、戴首晤於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此時江永講論經義于懷古堂[6]。許、楊的區别在於對《送劉大櫆序》中“後三年”的理解,許氏以爲“後三年”指乾隆十五年後的整個三年,楊先生堅持“後三年”爲乾隆十五年後的第三年,即乾隆十八年(1753)[7]

楊先生的考證并不準確。洪榜《行狀》記載“鄭牧、汪肇龍、程瑶田、方矩、金榜六七君,日從江先生、方先生從容質疑問難”。這一情景被江氏《年譜》系於乾隆十八年,時年江永七十三歲,“館歙邑西溪,歙門人方矩、金榜、汪梧鳳、吴紹澤從學。休寧鄭牧、戴震,歙汪肇龍、程瑶田,前已拜門下問業。”據此我們知道,乾隆十八年時戴震已拜江永門下問業,但是不知道拜師的具體時間。

乾隆十五年,江永辭謝經學舉薦,曾與戴震書曰:“馳逐名場非素心。”[8]同時,該年爲江永七十大壽,戴震撰《壽序》,謂“少知向慕,既數年始獲一見,又數年始拜先生于吾邑之斗山(應爲‘山斗’),所讀諸經往來問難,承口講指畫,然後確然見經學之本末。”[9]則至遲乾隆十五年以前,江、戴已經面晤。[10](www.daowen.com)

關於江、戴首晤的具體年份,蔡錦芳認爲段玉裁的記載,即江、戴乾隆七年首晤,這一説法可信。蔡先生説:“現在我們知道,不是段玉裁抄洪榜的《行狀》抄漏了,而是段玉裁在參考洪榜《行狀》的時候,根據自己瞭解到的情况,對洪榜的《行狀》作了適當的修正。”①她推測説:“乾隆七年這一年,方苞告老還江寧,北京三禮館隨即散館,程恂回歸故里,江永從情理上來講很有可能從婺源趕來休寧看望老朋友,而且江永家中清貧,亦需出來藉助老友尋找謀生之計。”[11]蔡先生的推測稍誤。乾隆七年春,方苞因年邁和疾痛乞解書局得允,但禮館并未隨即解散,至乾隆十年冬官修《三禮義疏》竣稿,其修纂任務方告完成。所以,程恂此年歸里,并非禮館解散,而有他故。江永拜訪程恂主要是叙舊,而非有所求,因爲他自都歸里,有訪學的榮光,請講不斷,經濟暫不成問題。

筆者以爲江、戴首晤於乾隆七年是可信的,這從新發現的江、戴交往材料可以得到佐證。黄山博物館新發現的江永畫像爲戴震題識,筆迹經鑒定,確爲戴震書,其落款爲“歲在皇清乾隆壬戌仲秋月既望日”,時年戴震二十歲。這表明乾隆七年,戴震已經初見江永,并且對江永非常敬慕,欣然爲其容像作像贊[12]。但據“受業東原戴震題”的落款,戴震首晤江永後即拜其爲師,歸於江氏門下受業,筆者以爲這似乎不太可信,後面將會詳論。

關於江、戴首晤的具體時間,筆者推測是壬戌中秋,即乾隆七年農曆八月十五。根據《江慎修先生年譜》記載,該年十月他受到江西學政的邀請,前往“閲卷”,兼職講學,翌年五月才從江西歸里。所以,如果江、戴首晤在乾隆七年,一定在十月之前。《年譜》記載乾隆五年八月,江永同程恂入都,翌年八月自都歸里,但未提及程恂是否同行。筆者以爲,程恂作爲三禮館編修,入都一定有編撰任務,不太可能全程陪同江永,直到乾隆七年,他才回到休寧。江永因爲程恂的提携,得到訪學京師的機會,儘管這次訪學難言成功,但顯著地改善了他的境遇,使他得到了紫陽書院的講請和前往江西“閲卷”的機會。因此,乾隆七年,江永前往休寧探望自京返里的程恂,於理當然。戴震此年從邵武歸來,正在學習時文,準備拜師素有奬掖後進名声的程恂[13]。但他們之前素未謀面,按照傳統,節日是一個絶好的拜访機會。這樣,江永、戴震、程恂三人剛好有共聚的機會,清代學術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來臨,時間是壬戌中秋,地點在休寧山斗的程恂家中,戴震就平日所學就正於江永,翌日又爲江氏像贊題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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