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子學尊程朱，如何在尊朱的同時走出朱子學術的束縛，江永的學行經歷提供了借鑒。他的禮學研究源自閲讀《大學衍義補》徵引《周禮》始，他編撰的《禮書綱目》《近思録集注》，明顯地顯示出尊朱旨趣，他甚至直言不諱地宣稱“以朱子爲宗”^[60]，其《考訂朱子世家》一書，依朱熹《年譜》《行狀》及《宋史》本傳核實記載。

但江永的杰出之處在於，儘管他對於程朱理學有深厚的研究，但并非墨守程朱。他對程朱理學的一些具體見解持批評態度，這使得衛道者對其嚴加指責。如在《禮書綱目》《近思録集注》中，江永不僅自己重編朱子之作，而且在一些有歧義的地方，都以“按語”形式進行辨析，這在衛道者看來屬於大不敬^[61]。在江永的其他著作中，對朱熹的説法有很多批評，如《深衣考誤》《昏禮從宜》等^[62]。在“卦變”考釋中，江永主張“以相反卦爲卦變”，主要針砭朱子“卦變”説的矛盾。江永一方面大力弘揚朱熹學術，確有功于朱學研究，另一方面又對朱熹學説大加修正，冒犯了衆多的“尊朱學者”，那麽，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認識江永對朱熹的態度？筆者以爲，江永學術整體上是尊朱的，比如《禮書綱目》《近思録集注》都賡續朱子著作而作，但在細節上并不墨守程朱，而是針對程朱的錯誤大加批評，是一種學術創新。江永對於朱熹的批評，豐富和完善了朱熹學説的發展，是朱子諍臣和功臣。

江氏能够在程朱理學之外堅持學術創新，得益於他廣泛的興趣，以及轉益多師的經歷。他熟讀程朱著述，也能從漢唐注疏中吸取營養。他不僅從古近代學者中取經，也對同時代學者的研究洞悉入微，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博大、專精，崇尚義解，同時不廢考據的學術風格。江永宗法程朱，轉益多師，在《易》學、禮學、曆法、樂律、音韵方面卓有建樹。他在《易》學研究中提出“相反卦爲卦變”的觀點，自叙來自宋代薛温其，只是薛氏“言之不詳，不能推及他卦”^[63]。他的禮學研究注意對於前人成果的吸收，和對於當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借鑒，如《周禮疑義舉要》既引漢宋注解，又引惠士奇、姜兆錫等的考證。他的曆算研究萌發于閲讀《尚書》，後來又通過黄道周《答袁坤儀書》始知地圓，得游子六《天經或問》“詫爲奇書”。三十歲在金陵，借閲《崇禎曆書》，學問驟進。他不僅了解西洋曆法，晚年又私淑梅文鼎，著《翼梅》一書，正梅氏“歲實消長”之説，成一家之言。他的樂律學研究深受蔡元定影響，又結交王蘭生，藉此窺觀李光地學術，還通讀明代朱載堉《樂律全書》寫成《律吕闡微》一書。他的音韵學研究借鑒了吴棫、陳第、顧炎武、毛奇齡、柴紹炳等的成果，并且在與戴震等當代學者的交流中不斷獲取靈感，得到創新和完善。正因爲轉益多師，他的學術思想才没有被禁錮，同時也成就了其研究領域的廣泛和研究成果的卓著。

清代科舉以程朱理學爲圭臬，宋元儒詮釋之四書、五經，是明清科舉考試的標準解釋。清代學者因爲學習舉業，無不受到程朱理學的影響。因此，江永的個案研究具有典型意義。儘管清代學術最爲顯著的轉變以惠棟、戴震爲幟，而這之前的學者幾乎都有着濃厚的理學背景，如見排於江藩《漢學師承記》的黄宗羲、顧炎武，以及被乾嘉學者推尊漢學開山的閻若璩等，即使惠、戴二人及乾嘉以降學者亦受影響。如此一來，研究學者如何走出朱子學術影響，對於我們揭示清初學術的源起和轉變有着重要意義。考察清代學者游弋於舉業和學業的歷程，特别是他們如何對待曾受學術啓蒙的程朱理學的態度，是一個有意義的課題^[64]。江永的個案研究表明，深入對程朱理學的習讀，保持獨立思考的头脑，即使對程朱的尊崇也會化成爲補苴程朱的動力。

【注释】

[1]《蘭陵蕭氏二書序》，江永自署“梁昭明太子四十二世裔孫永所編”。

[2]清廷規定的寄籍條件爲有固定財産（房屋、田産、廬墓等），旅居二十年以上，一般爲解决商人流動性而造成的子女教育問題。江永曾祖江國鼎在明清鼎革之際，節縮積累至千金，江氏家族蓋以經商爲生。

[3]（清）江錦波、汪世重：《江慎修先生年譜》“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條，《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92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1頁。

[4]（清）江永：《學庸圖説序》，《善餘堂文集》，“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13年，第98頁。

[5]（清）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卷12，中華書局，1980年，第178頁。

[6]（清）江永：《翼梅序》，《善餘堂文集》，第120頁。

[7]（清）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第178頁。

[8]（清）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乾隆三年四十七歲”條，薛貞方主編：《清代徽人年譜合刊》，黄山書社，2006年，第177頁。

[9]（清）江永：《别紙開述》，《善餘堂文集》，第39頁。

[10]康熙四十七年（1708）江氏母親去世，故筆者作此推測。

[11]（民國）葛韵芬：《重修婺源縣志》卷23《人物四》，23頁B面，民國十四年（1925）刻本。

[12]（清）永瑢等撰：《三禮約編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25，中華書局，1965年，第205頁。

[13]（清）永瑢等撰：《三禮約編提要》，《四庫全書總目》，第205頁。

[14]（民國）葛韵芬：《重修婺源縣志》卷64《藝文三》，6頁A面。

[15]（民國）葛韵芬：《重修婺源縣志》卷64《藝文三》，6頁A面。

[16]（清）江錦波、汪世重：《江慎修先生年譜》“康熙五十年”條，《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92册，第2頁。

[17]如《晋公子重耳之亡》，《古文喈鳳》“從叙事技巧方面論述重耳流亡的文本特徵，道出了其中人物之間的主次關係，以及所運用的叙事手法，頗爲中肯”。李炳海、宋小克注評：《左傳》，鳳凰出版社，2009年，第53頁。而汪基對柳宗元《桐葉封弟辨》《與韓愈論史官書》《捕蛇者説》《始得西山宴游記》《鈷鉧潭西小丘記》的評點更是柳氏文學研究中不可或缺之作，對比他家評鑒，更顯其特色，具體可參閲吴文治編：《柳宗元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64年，第396—397頁。

[18]（清）程恂：《三禮約編序》，《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濟南市圖書館藏康乾間敬堂刻本，齊魯書社，1997年，經部第108册，第601頁。

[19]（清）汪基：《周禮約編例言》，《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濟南市圖書館藏康乾間敬堂刻本，第602頁。

[20]（清）汪基：《禮記约编引言》，《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濟南市圖書館藏康乾間敬堂刻本，第669頁。

[21]（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25《三禮約編提要》，第205頁。

[22]（民國）吴廷燮：《周禮約編提要　光緒重刊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中華書局，1993年，第467頁。

[23]（清）江奚源：《三禮約編序》，《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濟南市圖書館藏汪氏敬堂刻本，第599—600頁。

[24]（清）張百熙：《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張百熙集》，岳麓書社，2008年，第114頁。

[25]（清）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乾隆三年四十七歲”條，《清代徽人年譜合刊》，第177頁。

[26]姚雪垠：《詞以後清歌文學底解放》，《姚雪垠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第300頁。

[27]（清）程恂：《三禮約編序》，《四庫全目叢書》影印濟南市圖書館藏康乾間敬堂刻本，第600—601頁。

[28]（民國）葛韵芬：《重修婺源縣志》卷34《人物八》，第18頁。

[29]參閲趙華富：《徽州宗族族規家法》，趙華富編：《首届國際徽學學術討論會文集》，黄山書社，1996年，第1—33頁。

[30]《禮書綱目采輯群書目》，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第133册，第1—3頁。(www.daowen.com)

[31]見江永與汪紱的學術通信，（清）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乾隆三年四十七歲”條及“乾隆四年四十八歲”條之江永覆信，《清代徽人年譜合刊》，第176—200頁。

[32]（清）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乾隆二年四十六歲”條，《清代徽人年譜合刊》，第175頁。

[33]（清）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乾隆三年四十七歲”條，《清代徽人年譜合刊》，第184頁。關於兩人争論的學術叙述，見林存陽：《汪紱與江永之書信往還》，《徽學》第6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66—280頁。

[34]錢穆指出，“汪尚義解，其後少傳人，江尚考核，而其學遂大，則有清一代尚實之風，群流所趨，莫能獨外耳。”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41—342頁。

[35]（民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106《選舉一》，中華書局，1977年，第3115頁。

[36]會試名額較少，“歷科大率三百數十名，少或百數十名，而以雍正庚戌四百六名爲最多，乾隆己酉九十六名爲最少。”《清史稿》卷108《選舉三》，第3158—3159頁。而鄉試中式舉人與應試生員的比例在1∶30—1∶100之間，競争亦十分激烈，見《皇朝政典類纂》卷192《選舉三》，席裕福、沈師徐輯：《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92輯，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891册，第3232—3242頁。

[37]（清）何應松：《休寧縣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1985年，第360頁。

[38]（清）程恂：《朱子經濟文衡序》，《朱子全書》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64頁。

[39]（清）程恂：《三禮約編序》，《四庫全目叢書》影印濟南市圖書館藏康乾間敬堂刻本，第601頁。

[40]（清）江永：《禮記訓義擇言引》，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第128册第289—290頁。

[41]（清）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乾隆四年四十八歲”條，《清代徽人年譜合刊》，第179頁。

[42]論難發生在乾隆六年二月十六日，（清）江永：《答程慄也太史書》，《善餘堂文集》，第120頁。

[43]（清）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第181頁。

[44]漆永祥：《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93—494頁注釋8。

[45]（清）江永：《答程慄也太史書》，《善餘堂文集》，第38—39頁。

[46]武英殿本《周禮義疏》跋語之後所附的纂修名單上有吴紱，他與方苞之間的關係見林存陽：《三禮館：清代學術與政治互動的鏈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86、122頁。方苞曰：“余平生不肯以文假人，而承修《周官》，甚賴吴編修紱能輸其力。”（《方苞集外集》卷8《柏村吴氏重建宗祠記》）不過方苞乾隆四年被革職，但仍留書局編書。據全祖望記載，由於方苞被革職，“荆谿人吴紱者，公所卵翼以入書局，至是（方苞被革職——筆者注）遂與公爲抗，盡竄改公之所述，力加排詆。”（全祖望《鮚埼亭集》卷17《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

[47]（清）官獻瑶：《刻儀禮紃解序》，（清）王士讓：《儀禮紃解》序言3頁B面，清乾隆三十五年張源義刻本。吴紱亦爲本書作序。

[48]（清）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第181頁。引文中“《禮儀》”應作“《儀禮》”，王昶《湖海文傳》及錢大昕《江先生傳》均作“《儀禮》”，此爲校點本據段玉裁經韵樓本《戴東原集》誤倒所致。

[49]林存陽：《三禮館：清代學術與政治互動的鏈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86頁。

[50]（清）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卷4《禮例序》，《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四年汪曾唯增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26册，第16頁。

[51]（清）江永：《翼梅序》，《善餘堂文集》，第120頁。

[52]引文見梅瑴成：《五星管見》識語，《梅氏叢書輯要》本。兩人交往的學術叙述見郭世榮：《梅瑴成對江永：〈翼梅〉引起的中西天文學之争》，《自然辯證法通訊》2005年第5期，第79—84頁。

[53]江氏學術在北京學術圈的影響亦有賴於戴震入京後的大力播揚。錢大昕記載：“前遇足下（戴震）于曉嵐所，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在宣城下，僕惟足下之言是信，恨不即得其書讀之。頃下榻味經先生邸，始得盡觀所謂《翼梅》者，其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羅巴之説而引而伸之，其意頗不滿于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識之高。何也？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清）錢大昕：《潜研堂集》文集卷33《與戴東原書》，清嘉慶十一年刻本。

[54]這里的閲卷指改閲學生平時作文，包括講學活動等，并非改閲鄉試試卷，一則本年并非鄉試的子、卯、午、酉年份，也無恩科；一則江永無鄉試閲卷資格。

[55]（清）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第181頁。

[56]關於程恂去世的時間，蔡錦芳亦有考證，認爲程氏大概去世於乾隆十三年至十五年間，見氏著《戴震生平與作品考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6—7頁。

[57]（清）汪中：《大清故貢生汪君墓志銘》，《述學·别録》，《四部叢刊》影印無錫孫氏藏本。標點參閲戴慶鈺，涂小馬校點本《述學》，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3頁。

[58]（清）江錦波、汪世重：《江慎修先生年譜》“乾隆十八年七十三歲”條，《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92册，第6頁。

[59]程瑶田本人《年譜》亦缺少對拜師江永時間的準確記叙，江氏《年譜》中亦無具體記載。羅繼祖：《程易疇先生年譜》，《清代徽人年譜合刊》，第318—321頁。

[60]（清）江永：《禮書綱目序》，《叢書集成續編·經部》第11册，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第153頁。

[61]前述按照同邑汪紱的意思，對朱子的尊崇最重要的是“措之動履”，而不是江永的“增損櫽括”，（清）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乾隆三年四十七歲”條，《清代徽人年譜合刊》，第184頁。

[62]徐到穩：《江永反朱思想及其對戴震的影響——基於新見文獻〈昏禮從宜〉的研究》，《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第41—47頁。

[63]（清）江永：《河洛精藴》，學苑出版社，2012年，第135頁。

[64]清軍入關後，迅速恢復了科舉考試，儘管一些遺民，如顧炎武、黄宗羲、傅山等人，以“不出仕”“不應舉”昭舉其不合作態度，但亦有士人，尤其是北方戰亂區的學者，如魏裔介、湯斌等，傾向於與新政權合作。但隨着時間流逝，遺民們復國無望，加上士人僅能依靠科舉的狹窄出路，從第二代遺民開始，他們又主動應舉做官。至乾隆時期的大學者戴震，更是先後六次主動參加科舉考試。由於科舉及第的名額極少，大多數學者的家境并不豐裕，在應付舉業的同時，生計問題凸顯。於是塾師成爲熱門職業，一方面，塾師工作解决了基本的生計問題。另一方面，塾師有着大量的餘暇，而主顧一般擁有良好的學術藏書，這爲學者的學術研究提供了條件。學者兼職塾師的江永即是一例，許多和江氏一樣的學者亦曾致力於舉業，因此江永的例子具有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