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需要文獻條件，同時需要有人提携，以獲得學術交流的機會。江永憑藉自己的能力，成功地得到了機會。這就是在汪勳之後繼續爲其提供學術贊助的程恂。據《休寧縣志》的傳略：

程恂，字慄也，號燕侯，休寧人也。雍正二年甲辰進士，後授官至直隸定州知府，任北運河同知。兵部尚書直隸總督李衛薦舉博學宏詞，殿試二等，授檢討，升中允。恂有人倫鑒，虚衷樂善，識戴震於風塵中，教之功令文，在都任編修，館江永邸舍。其學本長《三禮》，至是益深博，充大清會典、三禮館纂修官，與李清植同斠《儀禮》，正前刊之誤，號研審焉。^[37]

程、江二人的結識在乾隆四年（1739），時任徽州郡守楊雲服敦請江永校刻《朱子經濟文衡》，程恂亦在其中。《朱子經濟文衡》序言由程氏完成，他指出編撰人員爲“恂與婺源江永襄校厥事”^[38]。江氏的學問被程恂賞識，兩人相談甚歡。從乾隆五年（1740）江永離開汪勳到程恂處繼任塾師，到乾隆十三年（1748）改館婺城汪陞處的八年中，除却中間間有去江西閲卷，及短暫講學於紫陽書院外，江氏一直館於程恂處。但程恂知曉江永至遲應在乾隆三年（1738），該年程恂爲汪基編選的《三禮約編》作序，其中提到“《儀禮》則（汪基）與江子眘齋商確每篇書序，略以提其要”^[39]。

程恂是雍正二年（1724）進士，而且任乾隆時三禮館編修，他對於禮學素有研究，而江氏亦精於禮學，二人因此極爲相投。程恂處的優越條件使得江永在此後的八年中先後完成了《曆學全書》和《近思録集注》的寫作。江氏晚年的一些著作，也在此期間草定，如《禮記訓義擇言》成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永八十歲，但他自叙：“高安朱文端公因其書《禮記》多裒聚諸家之説也，遂撰《禮記纂言》而附己説於後，以示折中焉。永昔在休寧程太史恂處，常以此書置案頭，隨筆簽識，僅得一十五篇，程爲論次録一本。”^[40]又據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乾隆四年（1739）江永覆書汪紱，云此時已有《禮記擇言》一書，成有《檀弓》《大傳》《少儀》《内則》《喪服雜記》諸篇^[41]，則本書乾隆四年前書稿已具，江氏在程恂處又續加修訂。

最重要的是，程恂不僅以聘任塾師的形式資助江氏及其學術研究，而且給江永提供了擴大學術交往的絶佳機會。這就是乾隆五年（1740）八月，江永隨程恂入都，與方苞、吴紱、梅瑴成、熊暉吉、杭世駿、胡蛟齡等論學問難。但是江永的這次機會亦是他自己争取來的。江氏《年譜》記載，乾隆元年朝廷開三禮館之後，《禮書綱目》稿本於次年被禮館徵集，由此我們可知江永禮書至少已被館臣知曉，甚至可能被閲讀，這給江氏前往禮館進行學術交游提供了基礎。

乾隆五年江氏隨程恂入都，乾隆六年方苞、江永二人面晤，此時方苞七十四歲，江永六十一歲^[42]。方苞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江永從容置答，方苞乃大折服^[43]。關於此事，江永諸傳記記載并同，唯有江藩《師承記》有异，謂“方苞哂之”，蓋其所代表之漢學派交惡桐城派所致^[44]。近來有論者將桐城派和漢學家的對立，由姚鼐拜戴震爲師遭到遜詞婉拒，前推到方苞與江永的學術對立。但揆諸事實，并不恰當。當時方苞和江永的學術地位不對等，反映在蘇惇元修訂的《方望溪先生年譜》中，便是完全没有方、江面晤的記載。就當時的情况而言，雙方只是一次很普通的面見，所討論的學術問題也較爲簡單，甚至出於客套。倒是江永有這次會晤的詳細記載，“乾隆辛酉二月十六日，三禮館總裁方望溪先生苞謂永云：‘昏禮婦至不交拜何也？’永退思之，爲説以覆曰：‘交拜者，世俗之禮，不可以論古人（鄉俗亦有不交拜者），古人拜必有先也，而後答之。’”^[45]可見問學方苞對江永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有着極大提升。

在與三禮館諸編修的交往中，江永與吴紱最爲友好。吴紱是江南荆溪（宜興）人，曾是方苞的學術助理，負責編校《周禮》相關資料，後來被方氏介紹到三禮館，從乾隆七年（1742）開始編撰《儀禮》的相關工作^[46]，官獻瑶稱其“夙以《儀禮》名家者”^[47]。江永與吴紱有着學術上的深入交流，江氏《周禮疑義舉要》便是因與吴紱質疑問難而形諸著述。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記載：“荆溪吴編修紱自其少於《禮儀》功深，及交於先生，質以《周禮》中疑義，先生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一書。”^[48]此外，江永在禮學、韵學、《春秋》等著作中多次引用吴紱的研究，可見吴紱確有過人之處。但不幸的是，吴紱在三禮館的結局很慘淡，先因考試不過關被罰俸禄，後因病缺考，最後在乾隆十三年被逐出館^[49]。(www.daowen.com)

另外，時任編修的杭世駿亦與江氏有學術上的交流，雖具體細節不甚清楚，但江永在完成《禮書綱目》之後，認識到“例”對於禮學研究的重要性，進而寫作《禮書釋例》一書。儘管此書僅爲草創，只有釋服一例，這對於杭世駿在《儀禮》“例”的探尋上具有影響。杭世駿特别指出江永給他的啓發，“《春秋》可以無例，而禮則非例不能貫也”^[50]。

此外，江永在京城還就曆法方面的問題請教過梅瑴成。梅瑴成是梅文鼎孫，因梅氏餘蔭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召入内廷，供奉蒙養齋，乾隆元年（1736）充時憲算書館總裁官。關於江永和梅瑴成之間的交往，江氏《年譜》記載，乾隆五年八月，江永同程恂入都曾問學梅瑴成。據余龍光《雙池先生年譜》“乾隆四年條”，江永覆書汪紱，云“近著《翼梅》八卷，寫本歸之梅氏令孫”，則至遲乾隆四年《翼梅》稿本已成，且歸梅氏令孫，雙方已發生聯繫。江、梅二人交往的具體細節見江永《翼梅序》^[51]，蓋江氏名爲羽翼梅文鼎曆書，但實多批評，梅瑴成因此婉拒爲此書作序，并在《梅氏叢書輯要》跋文中斥責江永“泥於西術，固執而且不能變”，詆毁古人，諂附西人^[52]。

在當時著作刊行不易的情况下，學者間的交流主要通過書信來往，當面質疑問難的機會非常難得。對於一個終生行走鄉曲的普通秀才而言，能得到全國最高水平的學術對話，影響自不待言。江永的自豪感、知名度都得到了提升，其學術研究，尤其是禮學和曆法被京師學者所知悉^[53]。

由於在北京訪學的光環，江永歸里之後便被徽州郡守邀請去紫陽書院講學。紫陽書院位於歙縣，是徽州地區的最高學府，能在此講學也是每個鄉邦士子的榮耀。江永的講學較爲注重考證，這引起其他尊朱學者的不滿，所以先後兩次的講學時間都不長。此外，他還被江西學政邀請“閲卷”^[54]，皆因江氏京城訪學的榮耀所致。乾隆九年（1744），他又被程恂復請休寧坐館。

但江永此次坐館時間比較短暫，程恂蓋於乾隆十三年（1748）後去世，江氏《行狀》記載乾隆十五年（1750），“值上方崇奬實學，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時婺源縣知縣陳公有子在朝爲貴官，欲爲先生進其書，來起先生。先生自顧頽然就老，謂無復可用，又昔至京師，所與游皆無在者，愈益感愴，乃辭謝。”^[55]則至遲此年，江氏在京師所交，包括程恂在内，大多不在人世^[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