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通過《三禮約編》的編撰提升了名氣，也爲他能够得到更好的塾師機會和研究資源創造了條件。康熙六十年（1721），四十一歲的江永被聘到婺城汪勳處當塾師。此後的近二十年中，江永因爲在汪勳處較爲穩定的教職生涯，他開始全力從事學術研究。據《婺源縣志》記載：

汪勳，字雨蒼，號椒園，城西士漢之曾孫。幼穎异，嗜學工書。弱冠後補郡庠生，旋食餼，益網羅群籍，延宿學江永於家塾，相與質疑，考訂開雕先世遺書數十種，且爲永鐫《四書典林》以行世。尤惓惓於敬宗收族，捐貲倡新祠宇，别建享堂以祀無後之主。遇親舊有恩，慕義好施，不嗇其力，業以明經需次，念母老不就銓選。七十後始司訓清河，課導有方，却貧生之贄，起文昌之閣，士風日振，而勳不待秩滿竟辭歸，蕭然物外，以書史自娱。鄭邑尹特舉賓筵，稱爲品醇學粹。嘗手輯《先儒格言》《周禮精要》藏於家。^[28]關於江永結識汪勳的過程，諸家記載語焉不詳。雙方蓋各有所需，婺源汪氏是徽州大姓，汪勳傳記雖未能提供其生卒年月，但基本勾勒出汪氏一生的大體輪廓。從中我們知曉汪勳家境殷實，富有藏書，不僅能開雕先人著作，也請得起私塾老師，屬於中國傳統社會典型的士紳階層。儘管他仕途不順，明經後還要需次，最後還是能補選到清河縣教諭一職。

汪勳聘請江永的動機，筆者以爲除却江氏的學術才華外，汪勳也有着現實需要。徽州地區宗族觀念嚴重，嚴格的宗法制度導致對禮的極度重視。徽州人重視修族譜，素有“三世不讀書，三世無仕宦，三世不修譜，則爲下流人”的説法。同時，徽州民間盛行《朱子家禮》，很多大族根據禮俗的變化對本來就矛盾叢脞的《家禮》進行改編，以期適用。所編禮書如《茗洲吴氏家典》，婺源武口王氏宗族《王氏家範十條》，環山余氏宗族《余氏家規》等^[29]，都據《朱子家禮》進行損益。這種禮書編撰工作有賴於專業禮學研究者的參與，汪勳聘請江永，蓋緣於此。江氏爲汪勳編撰了何種禮書，没有詳細的資料記載。今存有江氏晚年所作禮書一部，名曰《昏禮從宜》。是書主要針對《朱子家禮》而作，主張以時俗入禮，體現“禮以時爲大”的原則，則江永在汪勳處可能留有家禮類禮書編撰的底稿，也未可知。

江永最重要的禮學著述《禮書綱目》，儘管草稿於結識汪勳前，但却成書在汪家，而且是任教汪家第一年的康熙六十年（1721），時年江永四十一歲。江氏能够完成此書的最後編撰，得益於汪勳處的豐富藏書。《禮書綱目》共引書四十八種，其中經部十三種，加上所引注疏，一共九十三種^[30]。而且江氏對朱子引文做過仔細校勘，如果没有汪氏提供的學術條件，江永的這一工作殊難完成。(www.daowen.com)

從康熙六十年（1721）“汪勳敦請館於西郊宜園”，到乾隆四年（1739）江永因校刻《朱子經濟文衡》認識程恂而轉任程氏塾師的十八年時間里，江永因爲在汪勳處的穩定工作而能够安心學術，加上汪家豐富的藏書，使得他有良好的條件進行學術研究。儘管江永一生著述大多成於晚年，但其志向的萌發和初期的準備工作都在這一時期完成，如他的《深衣考誤》、音韵、律吕諸書^[31]。此外，汪勳還資助刊刻了江氏“爲初學備作文之資糧”的《四書典林》。

江永《禮書綱目》的編撰給他帶來學術聲譽。他對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的增訂爲他贏得了博學的美譽，這也使得部分程朱理學的衛道者對他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如汪紱因江永《禮書綱目》《四書典林》等書的傳抄和盛行，於乾隆元年（1736年）以來多次致信江永，認爲江永將朱子的義理學外化爲考據學，“號爲尊守紫陽者”，實際上是“以小言細物與朱子争博洽”^[32]。以賡續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爲例，按照汪紱的意思，最重要的是“措之動履”，而不是江永的“增損櫽括”^[33]。兩人終因學術取徑的差异，終生未能晤面。但江永的學術影響，無論是當時還是之後，都明顯地高過汪紱^[34]。

汪勳處優秀的學術條件，江永自身禮書編撰的成功，加上一直以來對於學術的興趣，使他逐漸放弃了在科舉路上前行的打算。雍正八年（1730），時任安徽學政的王蘭生視學徽州，五十歲的江永應邀至署，縱言樂律，王氏欣賞其才華而推薦他升太學就讀，江氏因“家計維艱未赴”。對於學子而言，能够得到學政的推薦，離開州縣府學去國子監學習，由户部歲發帑銀給膏火，是求之不得的好機會。要知道，清廷對於直省歲貢士京師的名額有嚴格限制：“府學歲一人，州學三歲二人，縣學二歲一人”，而且規定：“學政嚴加遴選，濫充發回原學。五名以上，學政罰俸。”^[35]但江永放弃了，他以經濟困難作爲藉口，這固然是事實，但此時他已學有成就，同樣能够光耀門楣。加上之前父親舉業受挫的影響，他此時又到了知天命之年，儘管科舉成功能够帶來境遇的改善，但那只是極少數人的幸運。在清代，不僅會試名額極少，鄉試競争亦十分激烈^[36]。最後，江永選擇了學術的道路，并且堅定地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