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意味着動力。改善經濟狀况在於開源節流，基本的生活用度無法節省，於是增加收入來源成爲唯一途徑。對於塾師而言，除了授徒獲得固定束脩以外，編撰士子争相購買的舉業用書成爲他們覬覦的目標。同時，科舉競争激烈，及第只是極少數人的幸運和榮耀，這促使部分士子轉行編撰舉業用書，有的甚至以此爲職業，即所謂“選家”。暢銷的舉業用書需要編撰者有足够名氣，此時的江永不具備如此條件，但他遇到了名氣足够響亮的舉業用書編撰人——汪基。

汪基，字方劉，號敬堂，婺源莘原人。生卒年月不詳，幾乎和江永同壽，年八十一卒。他的生平事迹幾乎不爲人所知，其傳記僅被民國時重修的《婺源縣志》收録，篇幅短小，既無生卒年月，行迹亦不甚清晰^[11]。即使離他時代較近的四庫館臣也不可思議地將其字號、籍貫張冠李戴，説他“字警齋，休寧人”^[12]。且不説本書康乾間的刊本上明白刻有“婺源莘原”字樣，單是汪基古文選本在清代的流行也應該使得館臣對編撰者加以關注，而且負責《總目·經部》編撰的戴震曾經是江永的學生。學生對老師的“朋友”不够了解，似乎讓人難以置信。大概由於看重學術成績的四庫館臣看不起舉業選家，所以才會有“周公制作，固不容以意爲點竄也”的評價^[13]。這一籍貫上的錯誤，直到民國十四年（1925）《重修婺源縣志》的編撰，在强調本邑名人的背景下被編撰者改回原籍，聲明“《目録》誤作休寜人”^[14]。

江、汪兩人首晤蓋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時年江永二十九歲，母親剛剛去世，他則因“父往江寧歲試，隨侍江寧”。汪基也是“隨父僑居江寜，與弟度入籍游庠”^[15]，俱在江寧府學讀書。這樣，從康熙四十八年到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江永“自江寧侍父歸里，旋丁父憂”^[16]的兩三年時間里，江、汪二人始有交集。前述江永自叙“自弱冠後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疑其未備，即有重編之志”，并且開始着手編撰準備。但此時江永忙於舉業，并受到父親監督，無暇深入實際編撰，但其編撰設想及準備工作應爲汪基所知悉。

汪基是一個選家，而且是一個有名的選家。他的《古文喈鳳》成書於雍正十一年（1733），其書雖然八股色彩濃重，但評點亦間有出色之處，如對於《左傳》及柳宗元文章的點評，表現出很高的文學鑒賞能力^[17]。此外，汪基的交往圈子廣泛，對舉書市場的需求洞若觀火。清代科舉重視《禮記》，注本常用宋、元注解，但對於《禮記》的學習必須輔以《周禮》《儀禮》，以加深了解。對於入門舉子而言，禮書繁難，難以遽曉，於是有大量三禮約編類書的出現，汪基主持編撰的《三禮約編》就是其中之一。

江永爲了生計需要編書，汪基則提供了機會。康熙五十八年（1719），兩人合編的“導夫先路”之作的《儀禮約編》告竣，次年《周禮約編》踵肩完成。兩書均以江永禮書草本爲底本，《約編》中“《儀禮》則（汪基）與江子眘齋商確每篇書序，略以提其要”^[18]，《周禮》則“因眘齋江氏所纂，往反損益，訂爲是書”^[19]。作爲舉業核心教材的《禮記》，其《約編》編撰則在汪基講義的基礎上與江永商定編寫，汪氏自叙：“《禮記》尤切舉業采用，因就昔年校授蕉水鮑生讀本，與同人再三商榷，寧詳毋略，抄撰成編，合於二禮，粗便經生家雒誦。”^[20](www.daowen.com)

《三禮約編》的編撰顯示出汪、江二人興趣的差异。相較來説，汪基注意資舉業，而江永則偏重學術性。如江永負責主撰《周禮》和《儀禮》，其《儀禮約編》在保留訓詁的同時，也保留了一般時文教材所弃收的《喪服》；而《周禮約編》的删取，儘管被四庫館臣認爲是畫蛇添足^[21]，但其“所删如《内小臣》《寺人》《内竪》《世婦》《女御》《女祝》之類，頗有汰宦寺、省嬪御之意，亦自可尚”^[22]。而汪基主撰的《禮記約編》，内文的訓詁釋義和眉批的評點，更多帶有帖括氣。

江奚源爲《約編》作序，説汪基“每欲紹子朱子、黄勉齋修《儀禮經傳通解》之意，裒作《三禮全書》”，而訂成《約編》，不過“以與學者導夫先路”^[23]。筆者以爲汪基此舉有攘據江永禮書，署名己作的嫌疑。首先，汪基學長在古文評點，對他而言，《儀禮經傳通解》的改編難度太大。其次，江永此時并不顯名，其《禮書綱目》又接近殺青。《周禮約編》和《儀禮約編》爲江永主撰而署名汪基，則《禮記約編》亦有可能如是。晚清、民國以來，由於江永的名氣遠勝汪基，《禮記約編》亦改署江永，如光緒二十九年張百熙《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稱“江永《禮記約編》”^[24]。《三禮約編》的編撰作者實有疑問，其爲汪基主編，江永主撰，較爲符合實際情况。二人此後還合作編撰有《四書典林》，此書成於雍正十二年（1734），署名汪基校訂。此後不見二人交往的記載，蓋因興趣不同，職業各异，而往來益少。

對江永而言，舉業書籍的編撰僅爲權宜之計，“果腹而潤身者，畢竟不在此”^[25]。而對汪基而言，舉業書籍的編撰却是職業。汪基一生主要參編科舉用書，點評時文。他所編撰的《古文喈鳳》在科舉廢除前是蒙學的教材，民國以後依然擁有大量讀者。姚雪垠曾描繪説：“在外縣或鄉間居住的時候，常見子曰店里的冬烘先生，手執《古文喈鳳》一卷，摇頭擺尾，高聲朗誦，惹得一堂學生鴉雀無聲，傾耳而聽。”^[26]江、汪二人興趣的不同和學術取徑的差异最終導致他們分道揚鑣，但通過參編汪基《三禮約編》，江氏的學術才華被更多人知曉，如後來提携江永的程恂便通過此書的編撰知曉江氏^[27]。此書的編撰也爲江永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對他境遇的改善有着極大作用。此後江永能得到較爲穩定的教職，這爲其學術研究提供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