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對於《儀禮》全經的研習是由張爾岐開始的。清初《儀禮》研習一尊敖繼公《儀禮集説》，張氏《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改以鄭注爲主可以説是一個例外。這個例外同時也是意外，其宗鄭竟是“聞有朱子《經傳通解》，無從得其傳本”的替代選擇^[75]。張爾岐從三十歲開始研究《儀禮》，歷經三十年，至康熙十年（1671）始成其書。該書對《儀禮》進行分章别句，以鄭注爲主，融合疏注體和章句體兩者優點，以考據爲基礎，重視名物的考訂和儀節的詮釋，以及禮制的説解，講究證據，十分簡明而條暢地體現了漢學質樸的治學風格^[76]。不過，由於成書較早，加上張氏交游不廣，其書影響有限。

張爾岐的貢獻不止《句讀》，其《儀禮監本正誤》和《儀禮石本誤字》在清代校勘學上影響巨大。由於當時流行的十三經監本“校勘非一手，疏密各殊。至《儀禮》一經，脱誤特甚”，張氏乃取石本、吴澄本、監本進行校勘。張氏的校勘工作很仔細，他校正出通用本《儀禮》中誤字、脱字、倒置、經注混淆等情况，共計脱八十字，誤八十八字，羡十七字，倒置六處計十三字，經文誤細書一字，注文誤大書混經文二字^[77]。《石本誤字》是張氏校勘監本的副産品，“參訂監本脱誤凡二百餘字，并考《石經》脱誤凡五十餘字”，成績顯著^[78]。

值得注意的是，顧炎武亦校勘過《儀禮》文本，他没有專門的《儀禮》著述，但《九經誤字》中有《儀禮》部分内容的校勘，《日知録》中保留了少許禮學札記，大部分與喪禮有關。其後，金曰追在四庫館據内府所藏唐、宋、元、明版本逐章進行校正，另外，浦鏜、盧文弨亦有《儀禮》文字、注疏的校訂。乾隆五十六年（1791）詔刻石經，《儀禮》校勘之風更盛，馮登府、洪亮吉、阮元等皆參預其事^[79]。顧、張二人可謂開風氣之先。

《儀禮》研究必須先行校勘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顧炎武在爲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所作《序》中説：

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者一也。南渡已後，二陸起於金溪，其説以德性爲宗，學者便其簡易，群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虚妙悟之學，此新説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皋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80]《儀禮》研究從校勘文字、厘定章句開始，然後進行通貫的整理，最終形成專門的研究，這成爲清代《儀禮》學最爲顯著的特點。

前面提到，清初的《儀禮》研究一尊敖繼公《儀禮集説》。《集説》的突出特點是對鄭玄注的背離，具有濃郁的疑經風氣。《集説》影響廣泛，清初《儀禮》研究，無論是萬斯大《儀禮商》、姚際恒《儀禮通論》，還是方苞《儀禮析疑》，均受此影響。一直到乾隆初修撰《三禮義疏》，其中的《儀禮義疏》儘管在章節方面一尊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但在解釋話語方面仍然以敖繼公注疏爲主。但正是學者們參與對《儀禮義疏》的修訂，在修訂的過程中，必然要清理《儀禮》的流傳歷史以及參閲鄭玄的注釋，於是在反復的對比勘驗中，他們發現敖繼公和鄭玄的不同，在更多的時候是敖繼公錯誤，而鄭玄是正確的。於是漸有對敖説的批評，并力圖回歸鄭注，這其中尤以吴廷華、褚寅亮，以及稍後的凌廷勘最著。他們的《儀禮》研究，貢獻最爲突出^[81]。(www.daowen.com)

吴廷華著有《儀禮章句》一書，其訓釋多本鄭、賈箋疏，間采他説，附案以發明之，於《喪禮》尤爲詳審^[82]。在敖繼公和鄭注、賈疏對壘的過程中，吴氏對於鄭注的重視具有風向標意義。褚寅亮則認爲敖繼公《集説》不在解經，而有意與康成立异，甚且改竄經文曲就其義，於是著《儀禮管見》四卷，大多申鄭駁敖。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褚氏駁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禮》“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褚氏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即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83]褚氏對於敖繼公的批評更加直接，使得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鄭、敖二人的是非得失。

凌廷勘的《儀禮釋例》跳出了以傳統經注方式研究《儀禮》的窠臼，對《儀禮》全書作了通貫研究。他再次證明在敖繼公和鄭玄的争論中，多數情况鄭玄是正確的，而敖繼公是錯誤的。其後胡培翬《儀禮正義》和黄以周《禮書通故》對敖氏逐條進行批評。在這一時候，鄭玄注的地位完全確立。

但值得注意的是，清人對於敖注的好處并未隨意抹殺，對於鄭注也非盲從。比如皖派學者程瑶田的諸多考禮之作，其中對於鄭玄之説，不苟异亦不苟同，凡鄭氏之失，皆援據經史以規正之。而金榜著《禮箋》，仿鄭玄箋《詩》之意，對鄭玄禮注的不合理處進行規正^[84]。

在《儀禮》研究回歸鄭注的同時，清代禮學研究還出現專精研究的趨勢，對於衣制、宫室及典章制度等進行專門考證。如對深衣的考證，先後有黄宗羲、萬斯大、江永等人的著述，其中尤以江永《深衣考誤》最著，它從訓詁學角度重新探究深衣制度，糾偏朱熹和黄宗羲之説。又如對宫室的考證，先後有江永《儀禮釋宫增注》、任啓運《宫室考》等。江永誤將李如圭《儀禮釋宫》視爲朱子所作，對其詳加推敲，辨析入微，多所補正。關於祭禮的考證主要有任啓運《肆獻祼饋食禮》，任氏認爲《儀禮》中《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均屬士禮，王禮則未及，因此分祭統、吉蠲、朝踐、正祭、繹祭五篇，博采衆論而成。

在乾隆初年三禮館開館之前，尤其是康熙時期的禮學研究，當時學者欲改革和施行禮制，爲了尋找經典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意見，禮學研究主要環繞家庭及宗族内適用的禮儀而進行。康熙時期的禮學著作幾乎都是環繞朱熹《朱子家禮》《儀禮經傳通解》而提出進一步的增修研究、批評或者辯護，或者用朱熹的禮學著作爲基礎，繼續編纂有關禮書^[85]。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前後體系上的矛盾和未成之作的現實，使得清代的衆多學者掀起了賡續朱子禮書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