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學人學著的研究，其前提條件是著述的刊刻和學術的播揚。從時間上看，江永生前刊刻較多的是《四書典林》《四書古人典林》等制舉著作，學術著作的刊刻較少，其學術的播揚依賴於戴震的推介。江永去世後，考證學術愈受重視，《四庫全書》《清經解》及續編幾乎收録了江永所有的考證著作，其學術得到廣泛的傳播。其中《鄉黨圖考》完成後，便有相當多的仿效之作，其中包括王漸鴻《鄉黨圖考補正》；《四聲切韵表》完成後，孫文昱以上古音爲研討對象，重編江表爲《四聲切韵類表》；汪曰楨對江著的未善之處作了補訂，撰成《四聲切韵表補正》一書。但這些著述的刊刻和補正并非現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

對江永的研究最早由清末民國以來的學術思想史著作開啓的。一般經學史著述都會涉及江永學術，尤其是禮學和音韵，但大多是簡略性的概述。如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通論》、章太炎《清儒》、劉師培《經學教科書》，梁啓超、錢穆的同名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皮錫瑞《經學歷史》兩處提及江永，强調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對江永《禮書綱目》的影響，以及戴震學源江永^[38]。《經學通論》論及朱子《通解》，給予《禮書綱目》很高的評價，認爲：“惟江永《禮書綱目》，本于朱子，足以補正朱子之書，治《三禮》者，可由此入門，而《五禮通考》姑置之可也。”^[39]章炳麟以吴、皖分派論學，定戴震爲皖派開創者，而“震生休寧，受學婺源江永”，足見江永在清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40]。劉師培《經學歷史》屢次提及江永的禮學研究，但語言簡要，并不深入^[41]。梁啓超評述清代禮學，以爲：“江慎修永的《禮書綱目》，算是這門學問中篳路藍縷的書。《禮書綱目》的體例，爲後來的秦、黄兩家所本，雖後起者勝，而前人之功萬不容没。”^[42]錢穆則强調江永學術的宋學特徵，認爲“《禮書綱目》爲江氏著述之最大者”，并分析了其尊朱的文化地理因素，以及學源和傳承問題^[43]。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評價江永學術，主要及于《周禮疑義舉要》《群經補義》二書^[44]。此類經學史及學術思想史著作對江永學術成績的介紹極其簡略，僅資起着參考和導引作用。

由於各種原因，學界關於江永的研究，主要集中於音韵學、樂律等方面^[45]。相比之下，對其禮學的研究，成果較少。彭林先生説：“例如江永，學養深厚，著述宏富，著有《禮書綱目》八十八卷，可是對江永禮學，以及他的《禮書綱目》的研究，幾乎是空白。”^[46]對於江永禮學的專著考察，主要有高雄師範大學章慶福的碩士論文《江永及其三禮學研究》，清華大學徐到穩的博士論文《江永禮學研究》，華中師範大學武勇的博士論文《江永的三禮學研究》^[47]。

據章文提要，論文共七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概述江永生平、著作、交游情况，第三章論述江永的學術與評價，第四至六章分别就江永《禮記訓義擇言》《周禮疑義舉要》《儀禮釋例》《儀禮釋宫增注》《深衣考誤》等進行專章研究，并旁及相關學術背景，末章總結全文。筆者經多方努力尋讀此書，但始終未能寓目。據提要，論文對江永最重要的《禮書綱目》一書，及江氏中歲前的禮學探究均無涉及，以此評價其禮學成績，并不全面。

徐文分三部分對江永“體系禮學”“實踐禮學”“考證禮學”著述，即《禮書綱目》《昏禮從宜》《周禮疑義舉要》《禮記訓義擇言》《儀禮釋宫增注》《鄉黨圖考》等書展開研究^[48]。論文對江氏文本的研讀非常細緻，但囿於材料的缺乏，没有對相關學術背景展開討論。另外，徐文對江氏禮學著述間的相互關係及影響揭示不够。江永的禮書編撰與禮學考證及實踐禮學著述間存在内在關聯，如《禮書綱目》在專題形式和資料排陳中萌發着禮學考證的雛形，在賡續朱子禮書的具體細節上多批評意見。《禮書綱目》與《昏禮從宜》的編撰旨趣和適用對象不同，結果出現江永既“尊朱”又“反朱”的矛盾形象，如不梳理江永禮書編撰在前後資料和論旨對象的變化，則他和朱熹的關係亦難澄清。

武文和徐文都對江永後期的考證著作給予了很大篇幅的論述。武文的優點是材料豐富，缺點是論述缺乏深入，平鋪直叙，没有能够清晰地揭示出江永禮學研究的特色、意義和地位，對《禮書綱目》專書的研究顯得不够重視。

近來對江永禮著的專門研究集中於《鄉黨圖考》《禮記訓義擇言》。《鄉黨圖考》名爲《論語·鄉黨》尋源，實際上是一本禮學考證著作。對於該書的研究，錢穆《讀江永鄉黨圖考》着眼于江氏對孔子事迹的考訂，以爲《圖考》卷首對孔子生平事迹的考訂“文辭簡質、立言謹慎”，頗受後人信從^[49]。吴小晶《〈鄉黨圖考〉研究》一文，通過對是書作者、成書、版本、考證特點的分析，并對比王漸鴻《鄉黨圖考補正》，進行了細緻的考訂，但材料鋪陳較多，論述未能深入^[50]。邱亮對《禮記訓義擇言》一書進行了專門研究，清理了江永的《禮記》學成績，明確了其學術地位^[51]。徐到穩博士近來對江永《鄉黨圖考》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考察了本書各卷内容的來源，及與江永其他著作的關係；同時對編寫時間作了推測，對《鄉黨圖考》的仿作作了考索，説明其學術影響，論述深入，多有創見^[52]。

其他關於江永禮學的研究主要是單篇文章。如對於江氏《周禮疑義舉要》一書，劉文强《讀江永〈周禮疑義舉要〉雜記——有關田制和軍制》就江永禮學考證中的田制和軍制問題加以討論，認爲“江永提出的問題，都足以發人深省”^[53]。丁進《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初探》分析了江永在《周禮》軍事、賦税、禮典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江氏《周禮》學對皖派經學的影響，但文章論證疏闊，如關於江門七子對江永《周禮》學研究的繼承，幾乎一筆帶過^[54]。江永是書《考工》部分多有創獲，有關《考工》的研究論一般均會論及江著，如彭林先生對《考工記·輪人》的研究^[55]，張言夢《漢至清代〈考工記〉研究和注釋史述論稿》等^[56]。另外，江永《深衣考誤》《儀禮釋宫增注》《儀禮釋例》分别爲服制、宫室和《儀禮》的專門研究，在論及相關典制和進行文字考訂時，江氏禮著多被提及，但專著研究較少，這也側面説明了需要加强對於江永禮學的研究。

關於江永禮學研究的學術影響，徐道彬先生作了探究，指出了江永對朱彬、劉寶楠等乾嘉學者的啓發，值得注意^[57]。徐到穩指出，江永在清代禮學史上的地位是給予清代中後期禮學家“在解經方法、觀念上的啓發”，其説甚確^[58]。

數量未必决定質量。無論是對江氏禮著的專門研究，還是單篇文章或者章節的討論，寥寥數篇，反映着對江永禮學研究的不足，也預示着研究的潜力。在江永所有禮學著述中，《禮書綱目》最爲重要。展開對於江氏《禮書綱目》的研究，可以使江永生平、學術及清代學術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得到解决。

第一，對該書編撰背景的考察，可以廓清清初學術轉入考據的具體過程。關於清初禮學復興的原因和過程的討論，主要有“社會外緣”和“内在理路”説。這方面的著作，包括對於清代禮學的專門研究，舉其大者，有以下數種。

1.張壽安《以禮代禮：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59]。二書的優點，尤其是後書的優點，王爾敏和黄振萍的書評已經有很詳細的介紹；吴飛教授説這本書他和他的團隊進行更深入的社會史研究；但趙克生教授近期關於清代家禮的研究論文，證實作者誤判清初禮學的轉向問題^[60]。總之，儘管本書在具體的議題、材料上多有争議，但它的研究思路被認爲有重大突破，具有學術價值。

2.林存陽《清初三禮學》^[61]。本書係作者據博士論文增訂而成，優點是研究方法上注重社會史和文化史結合的突破，論文框架展示的學術脉絡清晰，缺點如作者後記所述，論證不够。具體來説，在學術背景和禮學文本深度契合方面，在禮學文本的深入析讀上面，本書還有提升的空間。

3.鄧聲國《清代〈儀禮〉文獻研究》^[62]。本書選擇的論題精當，資料的收集和閲讀非常細緻，但在學術源流的考鏡方面仍有進步的空間。作者還有《清代“五服”文獻概論》一書，主要整理和研究清代的喪服著作，很有學術意義。(www.daowen.com)

清代禮學的專著還有Kai-wing Chow，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Ethics，Classics，and Lineage discourse，其核心觀點的簡要中文論述見《儒家禮教思潮的興起與清代考證學》^[63]。作者指出，禮學考證的背後是明清間强大的儒家禮教思潮在推動。張壽安關於明清禮學的背景分析，劉永春《情禮之間：論明清之際的禮學轉向》^[64]，均受其影響。

清代禮學研究的重心是《儀禮》，展開對於清代各禮學大家的深入研究，如張爾岐、方苞、江永、胡培翬、凌廷堪等，非常必要。但僅做到這一點還不够。我們必須討論，傳統禮學研究爲什麽會在清代復興，復興的背景怎樣，過程如何？清代經禮書的編撰主要是賡續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對朱子禮書的改編與《朱子家禮》在實行中遭遇困境相關，其目的在回歸經典，以資考核。對江永禮書寫作背景的研究，可以深入地呈現出清初學術走出朱熹學術影響的歷程。

第二，對《禮書綱目》編撰過程的討論，有助於梳理江永中歲以前的人生經歷，還原他從塾師走向學者的歷程。江氏一直以舉業爲主，爲了擺脱困境而選擇塾師授徒，參編汪基《三禮約編》使他獲得了更好的塾師機會和研究資源，經濟條件的改善和學術贊助的支持，使他有機會完成《禮書綱目》的編撰。

第三，在江氏心中，《禮書綱目》未爲完書，限於精力、財力，他放弃了繼續編撰，轉而采取考證形式繼續禮學研究。《綱目》撰成後，江永繼以相同體例續編《近思録集注》《四書典林》等理學、科舉用書，同時對曆算、音律等資料進行整理，爲研究領域的擴展奠下基礎。江永禮書的體系和編例爲後世仿效，其尊朱特色和考據手法，爲清中期後漢宋兼采派力推，其後期禮學考證的書札形式、專題專精研究、結論等，爲乾嘉學者競相引據。江永從禮書編撰轉向禮學考證，這種轉變在《綱目》編撰中已經初現，和清初理學轉向漢學的學風一致。展開對江永禮書的研究，於江永自身和清代學術，均具學術價值。

綜上所述，儘管禮學研究向爲清代學者措意，也是江永學術研究的中心，但無論是研究清代禮家、禮作，還是江永禮學，依然有提升的空間。對於江永禮學的研究，缺乏對《禮書綱目》的專精研究，也缺乏對清代禮學背景的深入考察。《禮書綱目》宗法朱子，富含考據成分，對其後期禮學考證和其他研究産生積極影響，對乾嘉學人的禮書編撰和禮學研究帶來啓迪。展開對江氏禮學禮著的研究，尤其是《禮書綱目》的考察，具有學術意義和廣闊前景。

此外，學術研究的首要工作，是學者生平和學術年譜的編撰，和著述的整理、注釋，以及在此基礎上深入進行的個案研究。江永今存近40種著述，多數是抄本和刻本，經過整理的標點本僅有《河洛精藴》《四書古人典林》《善餘堂文集》《近思録集注》數種。這些整理的學術價值自無待言，但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江永學術以禮學、曆算、律吕、音韵爲中心，整理本多集中于時興的《周易》、四書等，無法窺見和把握江永學術的特色和本質特徵。二、整理本缺乏統一的點校和整理體例，如《河洛精藴》各整理本的卦名、卦象標準各异，《善餘堂文集》不僅包括江永的文集，還收録了江著的序跋，殊違體例。相比於近年來皖派後學著述的整理問世，如《戴震全集》《戴震全書》《程瑶田全集》《凌廷堪全集》等的先後出版，江永著述的整理工作亟需展開。《江永文集》的整理與研究，可以爲學界對於江永學術、皖派學術、清代學術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學術資料，形成專門的研究論著，推進清代學術的個案研究。

江永及其學術研究的另一大困難，是其學術著作的背景資料甚少，尤其是江氏早期生活和學術經歷模糊不清，這影響到對於江永學源、學行、著述、思想的深入研究，因此亟需需要整理一部關於江永生平學術的高質量學術年譜。完成這一目標非常困難，最大的困難是缺乏材料。江永傳記最早見於戴震所作《江慎修先生事略狀》，後有汪世重、江錦波合撰之《江慎修先生年譜》，其餘諸家傳記均以《事略狀》《年譜》爲主進行增益^[65]。但《事略狀》全文不足兩千三百字，主以江氏著述提要爲主，缺乏行迹梳理。《年譜》記述亦簡略，正譜兩千五百字左右，僅存行迹，記載上前略後詳，以至江氏中歲前學行不爲人知，又存本脱去乾隆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年的記載。因此，補訂工作亟待進行。

2005年，華東師範大學黄曦撰成《〈江慎修先生年譜〉證補》。論文收集江永著述、家譜、交游等資料，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各自爲編，前有世譜考證，後附江永著書收録情况、交游人物傳記，及碑傳資料等，對原本《年譜》進行增補。但《證補》重點在“證”而非“補”，江氏中歲前行迹仍存空白。同時，《證補》考證亦可商榷，如江、戴面晤，《證補》據《年譜》系於乾隆十八年（1753），而證據顯示，段玉裁記載江、戴乾隆七年（1742）首晤，其説可信^[66]。

2013年，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林勝彩、鍾彩鈞在整理上海圖書館藏《善餘堂文集》時，發現民國油印本《江慎修先生年譜》。他們據新資料，對黄曦《證補》進行增補，行文簡略，并參酌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及陳祖武主編《乾嘉學術編年》等資料，對江著的學術背景作了補充^[67]。但《增補》依然未能清理江氏中歲前行迹。同時，《增補》記載的江氏《兩儀玄覽》《論語鎖言》《卜易圓機》《奕光録批注》等不見記于原本《年譜》，亦不見録於江氏傳記，而《增補》未有考釋，致使産生新的疑竇。

無論戴震《事略狀》，還是原本《年譜》，及後來各種增補資料，均未能探原江永中歲前經歷。同時，學界關於江永交游狀况和學術淵源梳理不够。江永終生蟄伏鄉邦，僅有一次訪學京師的遠行，和應邀前往江西閲卷的經歷。與他交游的人物資料亦缺乏，如爲他提供學術資助的汪基、汪勳、程恂等人不見於國史傳記，僅存大致行迹於鄉邦文獻。他的學生金榜、程瑶田傳承其學，但現存金、程二人傳記并未記載與江氏的交往，所以江永的學行和交游不甚清楚。

學界對江永交游的討論，主要集中於江、戴關係，即所謂“婺源老儒”公案，焦點是二人首晤時間，及雙方是否存在師生關係，争論經年不息^[68]。在文獻材料不能判明兩人關係的情况下，可以通過學術内理來證明，即研究二人在學術上，尤其是禮學研究中的承繼問題，來達到解决的目的。戴震蜚聲學林的《考工記圖》和江永《周禮疑義舉要》之《考工》部分存在密切聯繫，研究二者學術上的具體關聯，或許對江、戴關係問題的解决有所裨益。

一般認爲，江永學術源自程朱。錢穆以爲“蓋徽歙乃朱子故里，流風未歇，學者多固守朱子圭臬。”^[69]儘管江永對程朱理學有深厚研究，但他并不墨守，且對程朱的一些具體見解持激烈的批評態度，如《禮書綱目》《近思録集注》在與朱説有歧的地方，均以案語指正；而《深衣考誤》《昏禮從宜》更是通篇駁斥朱説。江永宗法程朱，轉益多師，在曆法、樂律、音韵方面卓有建樹，如他的韵學著述得益于吴棫、陳第、顧炎武、毛奇齡、柴紹炳等研究，以及與戴震等學人的交流。所以，關於江永的學源，需要進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