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術以考據爲特色，又名乾嘉考據學，是清代學術的中堅；同時因主張糾偏宋明理學的空疏而回歸漢代的名物訓詁，被冠以“漢學”的稱謂；由於其注重研究的樸實無華，又被稱爲“樸學”^[1]。儘管乾嘉學術無法包含整個清代學術，此外還有清初程朱理學、清季經今文學，研究一度興盛，但流行於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上半葉的乾嘉學術，以考證爲最大特色，是清代學術的中堅。這一地位從未動摇^[2]。但令人唏嘘的是，相比乾嘉學術的重要地位，學界的研究只能用任重道遠來形容。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17世紀明清鼎革，學者反思陽明心學的空疏和危害，掀起思想領域的歆動，這是一個“天崩地裂”的時代，有着“别開生面”的思想^[3]。19世紀西方的入侵，民族危機深重，精英士大夫受此震蕩，各種思想此起彼伏。相形之下，18世紀的中國學者埋首故紙堆，似乎毫無生氣^[4]，反映在學術研究中，便是從事乾嘉學術的人員和著述相對較少，甚爲不足。

儘管“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矣”^[5]的考據熱情，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崇尚科學背景下獲得認可^[6]，也在80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中再獲提倡，但僅限於考據方法，而且事後看來，更是曇花一現，回光返照。在清代部分學者的眼中，18世紀的考據學毫無思想性，是智力浪費^[7]。現代學人亦認同其説。朱維錚先生指出，清代學者存在學術與思想的分裂，“清代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呈現的輝煌，與它在中國思想史上顯示的沉悶，恰成反比。”^[8]新儒家學者更是在研究中繞開乾嘉學術，或者僅關注考據學者的義理之學，將其視爲宋明理學的繼續^[9]。長期以來，受到民族主義和“極左”思潮的影響，學者大多認爲考據學者埋首故紙堆，逃避現實^[10]。18世紀的乾嘉考據學承繼着清初學術的余暉，吐育着清季學術的養分，但研究得不到應有的重視^[11]。其中原因衆多，包括思想史和學術史的分野，不同時代學術標準的取徑，研究者的興趣和研究取向，等等^[12]。

清代阮元和王先謙先後編刻的《學海堂經解》《南菁書院經解》，共收録清人經解著作近400種3 000卷，其中大部分爲乾嘉考據著述。18世紀考據學者對經典文獻的整理和研究，給現代文史研究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産。儘管遭遇到各種困難，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乾嘉學術的研究不斷升温，論著數量多^[13]，議題深入，其中尤以“乾嘉經世之學”“乾嘉新義理學”“漢宋之争”“清代禮學”“清代學術的派别與源流”“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再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績最爲豐碩^[14]。具體來講，18世紀考證學的思想性得到重新審視，漢宋之争的研究得到深化，乾嘉宋學的研究得到關照，乾嘉經史考證受到重視，文學和史學的交叉研究得到注意^[15]。儘管如此，在乾嘉學術的若干領域和若干議題上，仍有深掘的潜力。比如，關於乾嘉學術的起源和過程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梁啓超的説法，晚明的二十多年，已開清學的先河。其下限略有争論，一般以乾隆中葉四庫開館，成爲“漢學家的大本營”爲界^[16]，由明末清初至此的這一個半世紀的行程，便是清代學術由王學（陽明學）返歸朱學（程朱理學），最後漸至考據學的歷程。對於這一歷程的研究，即清初理學轉向乾嘉考據的過程的研究，或即乾嘉學術的淵源問題，已有相當多的著作予以專門的討論。

從乾嘉學者開始，他們心目中的漢學開山便見仁見智^[17]。清初學術爲何卒至古典考據學獨盛，民國以來的討論主要有“外在變遷”和“内在理路”之説。“外在變遷”説以章太炎、梁啓超、侯外廬爲代表，他們主張從政治、經濟制度入手，尤其注重資本主義萌芽説和文字獄對乾嘉漢學的影響^[18]。侯外廬説：“對外的閉關封鎖與對内的‘欽定’封鎖，相爲配合，促成了所謂乾嘉時代爲研古而研古的漢學，支配着當時學界的潮流。”^[19]“内在理路”説以錢穆、余英時爲代表。錢穆力陳清代漢學承自宋明理學，“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評漢宋之是非。”^[20]余英時自述《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的寫作目的是“爲了解答爲什麽宋、明理學一變而爲清代經典考證的問題”^[21]，其基本立場是從學術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闡明清初理學轉入考證學的過程，證明18世紀清代考證學也包含着義理的旨歸。不過總的來説，這兩種説法均欠實證，有着明顯的鏬漏。比如，晚明以來，是否存在資本主義萌芽，存在争論；清代文字獄主要伴隨着政治性目的，純學術研究所受影響有限，文字獄的影響被誇大；余英時也强調“内在理路”説不能完全代替“外在變遷”説的影響，只是一個有效的補充。

另外還有“明代考據先驅”“西學影響”“經濟文化繁榮”等説法，但均未有絶對的説服力^[22]。以“明代考據先驅”説而論，明代中後期朱子學占據意識形態高位，學術界流行的是王學，考據學的影響十分有限。作爲明代考據學的代表性著作，梅鷟《尚書考异》直到嘉慶十九年由孫星衍進行校刊，才廣爲流傳。明代中後期考據學者在思想上、方法上、學術規範上的不成熟，導致清代正統考據學家對他們的學術并不認同^[23]。

1980年代，美國學者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一書問世。該書從社會史和學術史相結合的角度，探討理學到樸學的轉折過程，特别强調當時社會經濟背景對於學術的影響^[24]。該書注重社會史和學術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自90年代傳譯至中國後備受學界推崇。該書的理論建構多富啓發，但個案研究差强人意。它是否如葛兆光先生所説，本書儘管粗綫條地勾勒，但還是“清楚而準確地顯示了十八世紀學術史上那一段過程的緣起、變异、衰落”^[25]，還有待商榷。(www.daowen.com)

1990年代，陳祖武先生《清初學術思辨録》一書對“清代學術怎樣由清初博大的體系轉入乾嘉考證一途”進行專題性研究。全書共十五章，前三章分别從社會背景、學術變遷和文化政策方面梳理清初學術背景。第四章至十章分别對顧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吕留良、李顒、孫奇逢、顔元、李光地等的學術思想進行考辨。第十一章至十三章對清初史學和文學發展進行論述。第十四章論述費密《弘道書》，閻若璩、胡渭對《尚書》《周易》的考證，毛奇齡的經學研究，特别提及毛氏從王學支裔轉向考證研究，具有典範意義。第十五章總結清初學術的地位。附録《從清初的批判理學思潮看乾嘉學派的形成》，大意謂明末學風空疏，卒至亡國，嚴峻的社會現實促使學者進行經世致用研究。同時，程朱理學官學化，學理日漸僵化。隨着國家的統一，曾經嚴峻的社會問題得到紓解，經世致用的徑向最終荒蕪，但學者注重考據的原則、方法最終留存，加上朝廷奬崇右文，導致經學考據的盛行^[26]。同於梁啓超的闡釋，只是論述更加細縝。

邏輯看似完美，但我們知道，清代學術最具代表性的是考據學，但它盛行的時間晚自乾隆後期，到嘉慶、道光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惠棟、戴震，惠棟的“凡漢皆真”，戴震的“以詞通道”是其旗幟。從戴震避仇入都後延譽京城學林的乾隆十九年（1754）算起，已距清初三大家中最後離世的黄宗羲有近六十年之久^[27]，更何况惠棟的家學背景跟清初諸大儒并無太多的學術關係。就學理來説，清初的考證學風是否是乾嘉學術的淵藪，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進入2000年代，劉墨博士著有《乾嘉學術十論》一書，借用福柯的譜系學理論對乾嘉學術的緣起和發展作了論述。該書側重於學術史的研究，主要是對於乾嘉學術成績的清理，結論并不新穎，論證多可商榷，無法梳理出清初學術轉向乾嘉考據學的具體細節^[28]。這也凸顯出重大學術議題研究上的突破，依賴於分議題和個案的深入研究。

這些年來，個案研究的嘗試一直在繼續，論著數量不斷增長。這其中包括賴玉芹《博學鴻儒與清初學術轉變》^[29]，作者“以博學鴻儒的徵召作爲切入點，通過探討明清鼎革後士人在心態、生存、思想等方面的變化過程，以及清朝的文化政策的逐步演變，來分析這些因素對當時學術轉變的影響，并以鴻儒學人爲重點，采用個案的形式，展現清初學術轉變的具體過程”^[30]。博學鴻儒的政治意義向來爲研究者措意，但其學術影響少有關注，該選題確有意義。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康熙朝徵召的儒者有朱彝尊、毛奇齡等優秀人物，但不過是鳳毛麟角，“被收買的都是二三等人物，稍好一點的也不過新近後輩。那些負重望的大師，一位也網羅不着，倒惹起許多惡感。”^[31]該書論述的時限，無法覆蓋清初諸大師凋零後至惠、戴次第崛起前的學術歷程。其他的個案研究，包括張天杰《張履祥與清初學術》^[32]，王恩俊《復社與明末清初政治學術流變》^[33]，黄聖修《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34]，楊祖漢主編《黄宗羲與明末清初學術》^[35]，都希望從不同人物、不同群體、不同著述細化清初學術的研究，這值得鼓勵。

因此，對於清初諸老辭世之後至惠、戴爲幟的漢學考證出現以前的這一段學術進程的研究，我們還可以從清初理學轉向乾嘉考據的重要學者中間，選擇更具代表性的學者，更經典的著述，以更廣闊的學術視野，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期呈現出清初學術的演進軌迹。無疑，江永及其禮學研究符合選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