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封建贵族取得了政治统治地位。他们一方面按照自己的心愿和标准裁剪和改造了早期基督教思想，使它成为替自己服务的世界观，成为统治全部社会生活领域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在组织上与教会势力经过一个时期时斗时和貌争神合的过程，逐步使基督教由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势力变成西欧最大的封建主、最强的政治势力和无所不在的社会势力。这种情况反映在政治思想领域内，正如恩格斯所言：“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效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00页。）自然“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页。）而当时所有思想流派都在奥古斯丁那里汇合。奥古斯丁的理想王国是“上帝城”，城里住着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发展水平较高的基督徒，是“圣人”。公元9至11世纪，西欧各国的封建化过程逐步完成。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西欧城市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科学技术有了进步，也增强了人们探求知识的兴趣。人们厌倦了宗教的繁文缛节，反对教会的横征暴敛和高级僧侣的贪婪腐化，批评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及对神的盲目服从，主张人的兴趣应从神转向自然。相应地，欧洲教会“为了捍卫宗教，很快就不得不炮制出一种像肥皂泡那样吹起来的唯理论体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5页。）在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的关于上帝、人、知识、智慧和道德行为等观点中，就包含着教育的理想。他像奥古斯丁那样，相信人类的得救，即生命和教育的目的，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是无法实现的。11世纪以后，由于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业的发展，中世纪的城市也随着壮大，封建经济同新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矛盾日益加深，新兴的市民阶层同教会、封建贵族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内部又交织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矛盾和斗争。这些错综复杂的阶级和政治斗争，反映在教育上，使中世纪的教育带有明显封建阶级性、等级性、宗教性。

14世纪末至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形成。而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和特权地位，加紧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镇压和剥削。于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利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作为反对封建神学的武器，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造成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风暴也吹到了教育领域，新兴的资产阶级认为：现存的由教会控制的大学、文法学校，主要是培养僧侣和其他僧职人员的，不符合他们所理解的新时代的需要。他们要求建立新的学校，主张以新的原则和方法，以身心或人格全面发展为培养目标，为资产阶级培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积极活动家、接班人、乃至冒险家。

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就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恩格斯曾指出，宗教改革是欧洲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第一次决战。而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和鼓励者也把教育看作是改革社会不可缺少的工具。如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就反复论证：不仅教会需要教育，不仅神职人员需要受教育、有知识，世俗的政权机关也需要教育。政府工作人员，世俗政权的统治者、各级官吏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关系到人民文化和道德的提高，关系到国家的兴旺发达，关系到社会的幸福。所以，僧俗两界都提倡并为自己的教育目标而承担起了教育的责任。(www.daowen.com)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也看到了教育在其乌托邦中的地位。特别是莫尔，他首次鲜明地提倡科学教育，相信自然科学的研究能服务于人民的幸福与人类的进步。另一位代表康帕内拉也认为，没有教育就没有太阳城，教育与生产是国家的两件大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开办学校。太阳城的领袖“太阳”，就是由此培养出来的通晓一切事物本性的人。太阳城里正是有了良好的教育制度，人人终身从事学习和科学研究，才使这个理想国消灭了因愚昧而产生的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