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源于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又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原始社会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无阶级性，决定了其教育水平的原始性和全民性。公元前8至6世纪，古希腊社会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阶级的产生，逐步由原始社会过渡到了奴隶社会，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并产生了相应的政治思想。

城邦制度是古希腊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最高的追求就在于参与城邦生活和活动。这种共同生活的普遍性及其希腊人所赋予它的价值，使整个古希腊的政治基本思想的主题就是求得共同生活的和谐。为此，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家们或出于贵族政治、或出于民主政治的不同立场，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但他们所一致的是，都把教育看成是实现城邦制度这一共同生活理想的手段。如毕达哥拉斯认为，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接受教育，热爱智慧，忠于友谊、婚姻，这样家庭、国家才会和谐。智者普罗塔哥拉在谈到他的教育目的时说，到他那里求学的人，可以学习到“私人事务以及公共事务中的智慧，学到把自己的家庭处理得井井有条，能够在国家事务方面作最好的发言与活动”，（注：《古代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2页。）“一个合理的国家的所有公民，包括坏的公民在内，比起一个既无文化，也无正义，也无法律，更无使公民养成公正习惯的强制力国家的公民来说，都要更正直。他们的这种优越性要归于他们国家中的法律、教育和文化。”（注：转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页。）后来，黑格尔曾对智者们的教育目的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概括，他说智者的教育既是哲学教育，也是演说教育，教人治理一个民族。苏格拉底也认为：城邦应当培养公民的品质，应当重视公民的教育。因为大多数人都处于极善极恶中间，介于善良与邪恶之间，所以要通过教育让人们更多地关心道德，更多地考虑国家，公众的利益才是幸福。他还说“美德就是知识”，而美德正是从教育中来的。因此，他认为教育失败了，国家也就弱了、危险了。在柏拉图的计划中，教育是实现其理想社会的仅次于“共产”的又一战略性手段。教育的宗旨是使教育者成为统治者和武士，成为有威严、讲礼仪、作战勇敢的人。因为如果人们受了良好的教育，就会成为事理通达的人，处理一切都本着一个原则，即俗话说的“朋友之间不分彼此”，国家就会飞速发展。所以，他主张教育从儿童抓起，层层选拔人才；主张教育应由国家负责，受国家控制。而亚里士多德虽然对其师柏拉图的许多主张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却同样认为教育之重要：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治必将损毁；对于立法者来说，最大的一端就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公民所具备何种素质，完全寄托于立法家所订立的教育方针，只有培养出较高情操的人，才可缔造出较好的政治制度。因此，他也提出了教育公办的主张，指望通过教育达到城邦政治和人类生活的和谐。(www.daowen.com)

到古代罗马时期，共和制成了罗马政治研究的主题。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思想家幻想靠奴隶主内部各个阶层的协调就可以保全颓败之势的共和政体。西塞罗在《雄辩术》中指出：只有好的雄辩家才能成为好的政治活动家，而好的雄辩家必须有文化，有文化就必须发展教育。到了罗马帝国时期，思想家们更是提出把培养效忠于帝国的顺民和官吏作为教育的目的，要求教育为罗马帝国的政治服务。所以，比起古希腊社会，罗马人有着更大规模的学校教育工作的实践，为欧洲树立了国家教育制定与教育行政体系的先例。但从两个时期教育的政治作用上看却有着一致性：教育可培养公民的美德，增强公民的智慧，教育应当由国家负责，没有好公民，就没有好城邦。当然，他们所指的公民教育实质上是以奴隶主阶级为主要对象的教育，是建筑在剥削奴隶的劳动上的教育，是实现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