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周边乡村，指的是在超大城市行政区划空间地域内，除中心城区以外具有乡村风貌特征的近郊和远郊农村。从功能上看，超大城市周边乡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城乡二元结构的农村，而是超大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3]，是超大城市的郊区^[4]。因此，超大城市周边乡村还承担着作为超大城市有机组成部分的功能。从乡村功能和定位上看，广大乡村地区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生态屏障，是城市的“氧吧”和“绿肺”，而对于超大城市而言，周围的乡村更是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是超大城市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稀缺资源”。具体来看，超大城市周边的乡村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大聚集、小分散

从形态分布上看，超大城市周边的乡村多呈嵌入式或块状分散分布。这是因为在超大城市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可用土地的减少，超大城市开始呈现出填充式扩展的特征^[5]。许多分布在超大城市近郊和远郊的农村地区逐步被城市基础设施、城市交通系统和居民社区所覆盖或者包围。尤其是近郊的乡村，大部分乡村从形态上已经基本看不出与城市的差别，只有部分农业特色特别突出的乡村被保留了下来，这些保留着乡村风貌的乡村分散地嵌在逐步向外延伸的城市景观里，形成了城市中的乡村。之所以称其为“城市中的乡村”，一方面是因为这类乡村并未被完全地城市化，村集体和村民依旧保有农业用地，村庄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原有的乡村风貌；但另一方面，这类乡村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他们的村庄逐渐被城市交通系统所覆盖，生活方式逐渐向城市生活靠拢，传统的乡村社区也在逐渐向城市居民社区转变。这一现象在诸如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近郊的乡村尤为显著。

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目前下辖黄浦、徐汇、长宁、静安、普陀、虹口、杨浦、闵行、宝山、浦东、嘉定、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和崇明16个区。其中，除浦东属于半城区半郊区之外，闵行、宝山、浦东、嘉定、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和崇明都属于上海郊区。由于上海地势平坦，村组规模较小，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房屋建设管理比较粗放，农村建设用地总量规模较大，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大，在上海，户均宅基地面积达到561 m2，上海全市3.3万个自然村，10户以下的自然村比例达到44%，30户以下的比例超过70%，土地利用率偏低，乡村本身布局就比较分散。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开始出现乡村地貌点状嵌入城市景观中的现象。快速的城市建设和城镇化进程推动城市不断向外扩张，靠近中心城区的近郊如闵行区、宝山区、浦东新区的大部分区域都是新建城市住宅小区，大部分乡村都实现了平房变楼房，农民变市民，只是零星存在城市居民区与农村自建民房共存的景象。宏观上来说，上海大部分的乡村区域还是集中在嘉定、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和崇明等远郊的几个区，但通过地铁线路和公共交通线路的延伸，这些远郊农村也开始被不断向外扩展的中心城区和新建的城市副中心所影响，呈现出点状收缩的趋势，乡村逐渐成为嵌在上海城市整体版图上的点状区域。

（二）大城市、小乡村(www.daowen.com)

大城市、小乡村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在超大城市周边乡村，城市经济所占比重较大，农业经济所占比重较小。超大城市周边乡村是城乡融合、城市化速度快速推进的结果，在超大城市的带动下，甚至比其他中小城市更容易受到城市扩张的影响和城市经济活动的冲击。因此，一方面继续保持着部分乡村既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产业上依旧依靠传统农业，且面临着农村土地盘活、乡村振兴等一系列传统乡村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各类城市功能的影响，农业产业定位不清晰，又很难继续保持单纯的乡村属性，在潜移默化中分担着超大城市的压力。超大城市周边乡村内相对于城市中心区较为低廉的住房价格和便利的交通吸引了大量到城市中务工的流动人口租住于此，极大地分担了城市中心区外来人口的压力。以上海为例，全市村庄外来人口比例为65%，从空间分布来看，远郊农村外来人口占比普遍在30%以下，近郊村外来人口占比普遍在70%以上。近郊以务工人员为主，远郊兼有务农、务工人员，外来人口多元化趋势明显，市民下乡租住民宅群体日益庞大^[6]。与此同时，农村中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则不断流向城市，导致乡村老龄化和乡村空心化的状况日益加深，村民们开始逐渐抛弃传统的乡村生活，追求更为现代化和舒适的城市生活，乡村景观被逐渐扩张的城市景观所覆盖。此外，乡村经济的体量也在逐渐缩小，越来越多地被现代农业或第三产业经济所取代，大城市周边的乡村同样普遍存在着城市才有的人口结构失衡、新业态需求旺盛、多元文化共生等社会经济转型问题。

（三）虹吸效应下的城市郊区

虹吸效应原是物理学中的一种现象，指的是由于液态分子间存在引力与位能差，液体会由压力大的一边流向压力小的一边，后来这一概念逐步引申用来形容城市中心区域对郊区或大城市对中小城市优质生产要素的吸引，研究发现，虹吸效应在超大城市尤为明显。

尽管在虹吸效应的影响下，超大城市周边乡村普遍存在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资金外流、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但同时，其背靠超大城市的区位优势又带来了丰富的人才资源、社会资本和市场消费需求。例如被称为崇明“田子坊”的上海崇明竖新镇仙桥村的“设计丰收”，通过艺术的介入，把传统江南的人文价值与当代生活空间相结合，将乡村大棚转变为集咖啡、手工艺品、教育、住宿等时髦元素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共空间，而该空间的成功打造得益于崇明与上海市区之间尚能接受的交通距离、返璞归真的环境以及设计学院学生们为之提供的智力支持。相比偏远地区的农村，强大的智力支持成为超大城市周边乡村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

在持续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在行政区划上被划归城市的这些乡村的振兴也正在引起超大城市的注意，城市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原有乡村中存在的一系列包括公共服务滞后、土地利用率低、产业定位不清等在内的问题。政策的倾斜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超大城市周边乡村功能的重新定位，有学者提出，超大城市周边的乡村应该具有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四重基本功能^[7]。超大城市周边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其区别于高密度封闭的城市建成区的重要特征之一，超大城市周边乡村依托自身生态基地和丰富多样的乡村原生态自然环境，是支持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维护超大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因素。此外，超大城市周边乡村还是持续推动发展都市现代化农业，实现把农业生产和田园综合体相结合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