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灯公社成立之初，在成都市郊区的十多个人民公社当中并不是引人注目的一个。它以农业为主，并没有多少工业企业，这也影响了圣灯公社的经济发展。但随着公社经济、社会的发展，圣灯公社的领导人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里就不能不提曾担任圣灯乡乡长的李万顺。

《圣灯乡志》对李万顺的介绍是：“1962年至1980年1月在部队服役。1965年10月入党，历任战士、文书、军校学员、实习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以及团、师、军干事。1980年1月至1983年7月先后任中共圣灯乡委员会组织干事、机关党支部书记、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区第四届党代表。1984年至1988年，李万顺先后担任圣灯乡第六届、第七届人民政府乡长，中共圣灯乡委员会副书记，为圣灯乡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现有的公开资料显示，1966年元月，李万顺担任圣灯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圣灯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上，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李万顺没有担任公社职务外，从1982年至1987年，李万顺均担任公社副书记职务。

圣灯寺公社此前的经济状况亦有媒体关注。1964年3月4日出版的《成都晚报》报道：“圣灯寺公社圣灯寺大队第七生产队干部、社员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农副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社员分配部分越来越多。大多数社员都有余粮、有存款……”^[1]这是当时圣灯乡的真实情况。《圣灯乡志》说，报道中提到的“副业”生产，主要是指该队的粮食加工业。这是圣灯乡乡镇企业的雏形，限于当时的政策，笼统归入“副业”范畴。虽名不正，但它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所显示的作用，激起了许多乡干部的深思。但当时单一的农村经济政策迫使圣灯乡干部虽有所思而不能有所为。部分偷食“禁果”者悄悄办起加工厂、修缮队，企图从企业利润中提取资金为集体经济输血，年终分配给社员，最终被扣上“不务正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在历次运动中遭受批判。因此，圣灯乡两万余名乡民虽多年守着金饭碗，但不得不年复一年地熬着穷日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圣灯乡人均年收入仅百余元，部分大队人均年收入仅有几十元。

正是在李万顺搞活经济思想的引导下，圣灯乡在1986年的农工商总收入达到1.3936亿元，一跃成为成都市的首个亿元乡。《圣灯乡志》对此记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乡认真贯彻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富裕农村’的方针，努力利用城市科技、资金、设备、人才及我乡的地理优势，发展电子电器、机械制造、建筑建材、缝纫、商饮旅服务等现代大工业的配套行业和城市服务的配套行业。我乡乡镇企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迄今为止，全乡拥有乡属企业65个，村属企业116个，组属企业176个，个体1121户，联合体14个，五轮收入合计20229.88万元（1988年），占全乡各业总收入的86.1%。”

1987年1月31日出版的《四川日报》上有一篇新闻报道《农村经济改革政策不变》，报道了圣灯乡兑现承包奖的新闻：

▲　《四川日报》“圣灯专刊”　李彬摄

去年，这个乡的乡、村、组及各企业负责人均立下军令状，签订了经济承包合同。乡党委、乡政府明文规定，实施承包，超额完成任务的予以重奖。去年年终结算，全乡农工商各业实现总收入1.3936亿元，比上年增长二成多，超过区上下达指标。全乡上交税金390多万元，人均交税金100多元，比上年增长38%。春节期间（大年初一），省市领导来到圣灯乡祝贺。省长蒋民宽说：“你们是全省的一朵花，希望圣灯乡能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业中起骨干带头作用。”……全乡对去年6个实现总收入千万元的村、11个总收入过百万的乡属、村属企业，以及23个总收入超过百万元的组，分别按照去年签订合同的规定，发给奖金共4万多元，同时给828名在农业生产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先进个人颁发了奖状和奖品。

由于圣灯乡及时兑现了奖金，“乡村组各级干部工作热情更高，各村、组都积极发动群众制订今年增长计划，落实承包指标，现层层已累计订出各业今年（1987年）总收入一亿八千万元的计划”。圣灯乡逐步实现了由单一的农村经济向城市近郊型经济的转变，乡镇企业在圣灯全乡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2018年10月，我采访到从事装饰设计二十余年的企业家唐卓韧。1952年出生的唐卓韧最初在西城区建筑公司当泥水匠，这个工作没做多久，就遇上改革开放，不少人下海经商，他也计划做一家煤球厂。于是，唐卓韧找到李万顺商量，李万顺否决了他的计划。

“80年代，结婚很流行请人打家具，但上的漆一律都是‘偷油婆’色。有一天，我偶然发现缝纫机的虎纹台面非常漂亮，我想，可不可以绘制出这种虎纹？我有美术基础，实验了几十次后，成功了。我绘制的虎纹、楠木纹等可以以假乱真，上漆之后，实在漂亮。逐渐有人请我这个‘油漆匠’上门油漆家具，名声不胫而走，到了应接不暇的程度。那时我一天可以赚十元钱，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块呀！后来，就决定开办家具厂，那是成都最早的家具厂之一，我设计出书本上也没有的各种款式，组合柜、镶嵌有书画作品的工艺屏风、宫廷花瓶、宫灯，四川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以传承传统文化为题，予以了多次报道。

“1986年我组建装饰设计机构，一丝不苟地完成‘沙盘作业’。我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地质宾馆八角楼歌舞厅，采用了‘万物生长’的意象，头顶是彩虹、星空，有造梦的氛围。这应该算是成都第一家真正意义的歌舞厅。后来我又参与了重建人民商场的装修设计竞标，一举中标。这一项目完成后，我的理念上了一个台阶。”(www.daowen.com)

而这些都和李万顺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理念有关。像唐卓韧这样的企业家在圣灯街道还有不少，他们的业务涉及建材、建筑、机械、电子电气、家具、交通运输、服务业等领域。

乡镇企业的增加，不只带来圣灯乡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就业人口的增加。《圣灯乡志》提供了一组圣灯人口就业的数据，从1978年的553人增长到1988年的8920人。

圣灯乡在起步阶段先后建起八个砖厂，一个乡属停车场旅馆，到1982年全乡建起了（乡、村、组）三级企业257个，年收入达到1143.08万元。1985年至1987年被定义为“蓬勃发展阶段”：1985年发展乡镇企业583家，当年末即有90%投入生产。当年全乡五轮收入共8336.86万元，这为未来的圣灯乡收入破亿元打下了坚实基础。1987年年底，时任圣灯乡党委书记的曹忠明写了一副对联加以概括：“短平快，四面出击以多兴快保速度；高精尖，八方集中以好胜多添后劲。”当年的春节，省市领导蒋民宽、何郝矩、吴希海等亲临圣灯乡，给全乡干部、群众拜年，并欣然命笔题词。毫无疑问，在成都的众多乡镇中，唯有圣灯乡享有如此殊荣。

刘义章、陈世松主编的《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里说：“圣灯乡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名列成都东山客家乡镇之首。据1999年底的统计，当年全乡农业总收入为17.4亿元，社会总产值16.02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7.77亿元），财政收入为4203万元，农村人均3852元，是东山客家地区中的典型的‘小康之乡’。”

就在圣灯乡经济蓬勃发展之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各地老工业基地生产规模和企业效益急剧下滑，东郊工业区也不例外，尤其是三大困境难以化解：一是成为成都工业的“重灾区”，2000年，东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市的比重下降到20%以下，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70%以上，亏损6000万元，大批企业破产。二是沦为成都中心城区的“贫民区”，国企职工生活艰难，数万职工下岗，在岗职工收入连年下降，集体上访等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三是成为影响成都城区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源”。大量工业污水直接排放，沿沙河一线排污口250个，年流入污水3788万吨，使贯穿东郊工业区的沙河成为一条臭水河。2001年8月，成都市采取“三个一批”（即搬迁改造一批、关闭破产一批、就地发展一批）的模式对东郊企业结构进行调整。^[2]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圣灯街道逐渐撤村建居，乡镇企业不再有昔日的荣光，“中国乡镇之星”也就逐渐成为圣灯经济曾经辉煌的代名词。而李万顺的时代结束与此几乎是同时的。

我们不妨关注一下圣灯街道的几家有代表性的乡镇企业，比如《圣灯乡志》记载的圣灯轴承厂、关家建筑工程队、成都电力电子设备厂、圣灯乡城北停车场旅馆、成都市十里店标件厂、成都市东华花岗石厂、成都新鸿电焊厂等。

我留意到，1985年4月15日出版的《四川日报》还曾推出过一期“圣灯专刊”对圣灯乡的发展做推介，在当时，省级媒体关注乡镇现象也是少有的。如今，这些辉煌过去依然为圣灯人津津乐道。

【注释】

[1]金牛区圣灯乡人民政府编：《圣灯乡志》（内部资料），1990年，第60页。

[2]成华区地方志办公室编纂：《成华区军事工业志》（1953—2005）（内部资料），2013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