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厂是国家“一五”时期确定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之一，纳入了我国第一批新兴电子工业骨干体系。工厂于1955年在圣灯寺开工建设，《激情岁月——成都东郊工业史话》里记载：“职工生活区则选在距离厂区两公里的猛追湾一带，当时的猛追湾一带被人们戏称为‘母猪湾’，周围都是农田和杂草丛生的坟丘，到了晚上几乎没人敢走。”

筹建初期的715厂职工人数最多时达到六千人，第一批职工全部是从全国各地的无线电厂调来的，当时还来了一批十来岁的童工。成都市委书记说：“他们都还这么小，流落到社会上也不是办法。”于是工厂就把他们安排进了车间，后来成为厂里的骨干。

张帆后来在《记曾外高祖顾复初先生》一文里说：“我1959年10月生于重庆，长在成都，因解决父（张元贵，后更名张敏康）母（吴常德，后改名吴学群）亲两地分居的问题，母亲由重庆南山中学调入成都市第二中，还在襁褓中的我也于1960年春随母亲来到成都，与分配在成都国营715厂工作的父亲团聚。”

715厂于1958年正式建成生产，6月8日在715厂的坝子上和719厂联合举行开工典礼。开工的第一年，工厂“大跃进”开始了。“生产、炼钢两不误”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累了就在车间凳子上躺一躺，醒了又接着干是当时最普遍的工作状态。在“大跃进”期间，西南无线电器材厂党委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创办半工半读的西南无线电器材学院，为电子组件行业输送人才。1958年我国第一只热敏电阻器在西南无线电器材厂研制成功。苏联派出了以高尔波夫为首的四十余位专家到厂，工厂也同时派出了以厂长夏明文（曾任川西地区组织部长）为首的管理和技术干部赴苏联进行培训实习。这些举措带动了715厂的发展。

715厂创建之初就技术人才济济。如：袁义洋，江苏人，1957年自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时才十九岁，和他一起奉调来到成都建设宏明厂的校友达二十八人；宁志学，陕西人，是1949年底随贺龙大军进入成都的“南下干部”，此前在西安随贺龙岳父学过俄语，遂成为苏联援建宏明厂时最早的俄语翻译；刘治国，陕西人，历经淮海战役、抗美援朝战争，坐着“援建大西南”的专列来到成都，军医出身的他亲手办起了宏明厂医院；刘从谦，1970年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在云南一个军工厂工作，1975年调到成都715厂产品设计所工作，负责导弹电子控制部分专用晶体管的研制。

《成都商报》在2009年曾以《成都东郊：标号“1957”的两根烟囱》为题讲述了张仁任的故事：

这里说一说1983年任宏明无线电器材厂厂长的张仁任。自从故乡杭州来到成都，他就再也没有离开。1953年7月，毕业于杭州浙江工业干部学校的张仁任还在天津实习，被当时的国家二机部第十局紧急召回北京。那一年斯大林逝世，苏联将原定的141项援建中国的重点工程追加到156项，增加的全是电子项目，其中4个被布局到规划为全国三大电子工业基地的成都。

任务紧急，张仁任抵达成都甚至动用了飞机。他从北京直飞武汉，再转飞重庆，再坐汽车。张仁任第一次来成都，只花了两天时间。(www.daowen.com)

从1953年参与筹建宏明无线电器材厂的一个小年轻，到1994年从厂长位置退休，张仁任亲手建起了成都现代工业的第一根烟囱，又眼看着它在半个世纪后倒下。

在“三面红旗”和“大跃进”时期，宏明厂和量具刃具厂还是成都仅有的两个“红旗厂”。1959年元旦节那天，当时的成都市政府为保新年工业“开门红”，与两厂商量不停产休息。两厂停产一天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成都工业产值将陡降10%。

宏明厂的产品线很丰富，从“三转一响”中的收音机，到后来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手机需要的元器件和配件，到汽车电子设备。宏明厂的产品应用领域很广泛。

但宏明人最在意的口碑是他们的军品制造。据前宏明厂副厂长袁义洋回忆，宏明厂的军品生产按最严格的“七专”标准进行，即专门材料、专门人员、专门设备、专门工艺、专门生产条件、专门检验、专门筛选。

白天产民品，夜晚造军品，宏明厂的军品生产在军队名噪一时。军工产品质量第一，军队客户从来只认“715厂”的印章，不知宏明厂。

经过调整之后，715厂在2000年改制为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