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裴亚东　选自《裴亚东革命回忆录》

2019年5月的一个周六，我在玛塞城收藏品市场遇见一册裴亚东所著的《裴亚东革命回忆录》，此书是1993年12月3日裴亚东签名“赠719厂子弟校阅览室存阅”的。书里记录了其从1973年开始在719厂十年的工作经历。

719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一，1953年8月开始筹备，筹备组临时办公室设在总府街招待所，随后搬入蜀华街的一家饭店里，再后来筹备组就另买了地方作为办公室。1955年10月在今二环路东二段北侧（今龙湖三千集）田野上破土动工。1957年底大部建成并试生产，经国家批准动用，1958年6月18日正式开工生产。

719厂在建设过程得到了中央和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1958年4月，陈毅来视察后，还题词：“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参观了成都七一九厂，非常高兴。”当年的6月18日，举行开工典礼，四川省长李大章、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寅、苏联部长会议无线电电子技术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斯基（苏联部长会议无线电电子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率领五人代表团参加了开工典礼。李大章剪彩，刘寅致词：“祝贺同志们已经取得的成就，预祝同志们在尖端技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裴亚东是位老革命，1919年出生于山西兴县史家山村（后改名新建村），1937年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在到719厂工作之前，裴亚东在长春228厂担任厂长。由于历史原因，他作为“走资派”被批斗多年。1973年6月，他到719厂报到，7月回长春搬家，因落实政策，9月份才正式上任工作，担任革委会主任。

到719厂之后，裴亚东就发现工厂面临着几大问题：一、领导班子不健全。当时“支左”部队逐步撤离，厂领导人员空缺，中层干部作为厂里生产、行政各口临时负责人，还没得到上级正式任命，“全厂党、政会议都很难召开”。于是成都市国防工办口头宣布裴亚东代理党委书记。二、派性严重，干扰工作。当时一位青年职工上大学，因派性严重闹到市里省上，工作很难推进。三、极左思想影响，企业工作难以推进。当时涉及解决工厂和职工经济利益的问题很敏感。1973年因工厂没有给职工发烤火费，引起职工不满，消极怠工，影响了生产。第二年发放了烤火费，事后还得向上级机关写检查，承认“错误”。烤火费这个问题影响到很多企业。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裴亚东一上任就注重在促进生产的同时，着力解决职工生活的问题。如解决十年未给职工涨工资、已婚职工两地分居等问题，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电视大学、技工学校，职工子女教育也纳入工厂管理，创办子弟学校，推动幼儿教育。这些举措无疑都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www.daowen.com)

在裴亚东领导719厂的前半段，既要解决厂内矛盾问题，又要解决生产跟不上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719厂的生产一度出现半瘫痪状态。为了促进生产，裴亚东“把行李也搬到了厂办公室，吃住在工厂，白天晚上和干部工人在一起，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工人们的积极性也得到提高，并开展了劳动竞赛，1977年提前16天全面完成了国家生产任务，实现了扭亏为盈，摘掉了亏损的帽子。

王文钦在《为了一个工人的手》里，记叙了1974年4月21日，刚到719厂冲压车间三年多的肖大安工作时由于精神分散，在操作作业时右手的四根手指被压断。厂卫生所在处理之后并不能解决伤势问题，裴亚东赶过来，要求工厂和医院千方百计保住肖大安的右手。肖大安被送到沙河边的市第一工人医院，由于受技术、设备等条件的限制，工人医院对肖大安的断指再植无法进行，于是决定立刻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裴亚东紧急协调并派专机将肖大安送到上海救治。此举在当时成都国有工厂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上海，肖大安得到了及时的救治。事后，为了照顾肖大安上班方便，工厂在厂区给他分配了住房，将其家属由市区搬来，并根据他的身体情况调整了工作。

后来，裴亚东在《裴亚东革命回忆录》中如此写他在719厂的十年：

这十年是我为党为国家努力拼搏奋斗的十年。虽然工作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受到过这样那样的干扰，但我始终是乐观的，蕴含着工作欲望，充满着成功的信心。

在这十年中，除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由于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和干扰没有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亏损五百余万元外，八年都是提前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各项任务，并盈利四百余万元，为装备部队、国防现代化、保卫祖国和支援友好国家作出了贡献。这是我厂在上级领导下，广大职工努力的结果，是我厂的光荣，也是我的光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