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圣灯的人口居住变迁时，我们不难发现史有记录的还是湖广填四川，有一批人辗转从各地移居圣灯。这些人以家族聚居的方式生活在一起，随着时代的演变，这些家族也在不断地裂变。今天，要追寻圣灯客家人的历史，不妨从家族史入手。比如《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记载了圣灯的客家主要姓氏总计有三十多个：人民塘村有张、李、刘、钟、曾；东华村有张、李、钟、廖、范、曾；长林盘村有江、谢、钟、张、邓；关家堰村有严、北、卢、陈、谢；崔家店村有严、谢、郑、李、周。而谢桃坊记录圣灯村的客家大姓有：郑、黄、严、张、李、钟、周、陈。^[1]这些家族大多是清末迁徙而来，其中，圣灯村的郑氏是从傅家店、欧氏从人民塘、谢氏从石灵寺大草坪迁徙而来。有的家族则是因湖广填四川，辗转来到圣灯的。谢桃坊说：“自1989年以来，四队、七队、十队、三队逐渐转为非农业人口，2000年尚有土地约百亩。”随着城市化的步伐加快，现在已经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了。

《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记录了崔家店的欧氏家族。在崔家店有一个欧家院子，欧礼贵于1940年出生于此，石室中学高中毕业，曾任大队会计。其妻子钟鸿芬1942年出生于龙潭寺桂林村。他们还能讲纯正的客家话。欧氏自入川后世居崔家店欧家院子。1949年前佃六十亩田，有二黄泥田和下湿田，新水来时用龙骨车提水到深冬水田存储，插秧时翻水入榜田，要用五道水车，最后一道是三人头的水车。腰堰里水好就不车。不过，欧氏没有祠堂，入川始祖坟在成都东山高竹林。欧氏后人藏有《欧氏族谱》，记录了其始祖琈公入川经过：

琈公生长于广东惠州府连平州长吉二图大田约竹头围侧近居住。至大清雍正年间，公同妻钟氏，率男卓盛、卓周、卓英等，合室商议，携家入蜀。途程万里，艰苦备尝。始往于四川重庆府永川县太平乡官山下居住，不料躬耕数载，天年不顺。至乾隆二年又迁移于成都府华阳县北门外老窑沟安居，开创于今，享公之福，食公之德。

▲　在圣灯社区采访客家人　朱嘉婷摄

《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记录了三十四个东山客家氏族的源流，其中有部分客家人属圣灯街道，不妨让我们看看这些家族入川的情况。

《卢氏族谱》最具代表性，此谱记录粤十二世祖仁彦公迁居四川的过程：仁彦公闻西蜀膏腴，乡里多迁之者。后命其子去打探，得到的答案是“田肥美，地宽平，禾麻黍麦种无不宜，真沃壤也”。

在这种情况下，仁彦公“将田园庐舍遂以出售，作为盘费之资，具行李，储囊橐，择吉于乾隆戊寅年正月吉日，携二、三、四子望西蜀而前往。越三月余，始至成都府华阳县北门外隆兴场，依族卢朝华居焉。伫足三日，即命次子佣工于乡邻，三子牧牛于族党，公亦佃地数亩耕种，恐偷安旦夕，无以供朝夕。不两年，长子槐已携妻孥至。当斯时也，弟兄一室，或读或耕，俱各有业。公见家道稍裕，人口渐繁，旱土数亩，恐不足为长久计，方佃田数十余亩而耕。越数年，佃到石桥邓姓田。又于辛丑年，佃土桥朱姓田，两地耕种，至乾隆甲辰年，始创业于凉水井，筑室而居焉。奈天书之太速，居一载公即不禄，享寿八十有二岁。哭之如礼而葬焉。由是，桂、集兄弟等，念先人之多艰，思后嗣之日起，相与同心力作，立志耕耘。至嘉庆戊午年，买崔家店大坟包邓姓田一庄。又己巳年，买莲花堰刘姓田一庄。合凉水井田，共五百余亩矣。兄弟聚而相商曰：‘虽不敢云巨富，亦颇饶足，一室同居，恐难统理，析居其可乎？’相与洁樽，邀族焚香告祖，凭阄拈定：桂居崔家店大坟包，桢居莲花堰，集居凉水井，惟槐则凉水井莲花堰两地居焉。越二年，槐亦竟从赤松子游，所遗凉水井田宅，尽归奕集子孙”。

再来看《李氏族谱》，此谱系清朝乾隆年间，自广东嘉应（梅县）徙川的李氏道德堂人，于乾隆九年（1744）续修族谱之手抄本，记录了其一世祖为火德公。清初，李氏二十一世国珍公携眷徙蜀，落脚内江，再迁荣昌，及至二十二世（后文又称二十三世）魁纲公，携二子“自川东荣昌县，迁于成都府华阳县居焉”。“将己资本置业”，魁纲公卒后“葬于华阳县东门外大坟包”。

而《陈氏族谱》则修成于咸丰四年（1854），为陈氏迁蜀一宗之后裔陈道凝等，依据陈氏广东旧谱续修而成。该谱记载，陈氏二十八世祖会倬公携三子鹏高、鹏凤、鹏珍，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自广东长乐县大都老虎石乡，西上巴蜀，置业居于成都府华阳县隆兴场侧近桂□（注：原文缺字），是为陈氏入川始祖。会倬公葬于外北马道子。陈氏家族在东山一带还有人居住。

编修族谱对客家人来说意义重大，但编修也十分不易。《钟氏族谱》记述，钟丕谟于嘉庆元年（1796）重修族谱，从成都东山去内江东乡杨柳桥本家叔侄处访寻旧谱，访得广东龙川万禄公一派裔孙抄的旧谱。第二年又到内江学湾崇托公裔孙处，访得福建武平县原乡刻印旧谱。他将两谱比较，粤东世系完全相合，于是参考旧谱，新修蜀谱。(www.daowen.com)

这只是圣灯客家人家族史的一部分，从中大致可以领略当时迁徙圣灯的不易。不过，随着生活的稳定，各个家族由此出发，续写了家族新故事，只是多数时候，这样的故事因流于民间，常欠缺整理而被历史所湮没。

从这些族谱记录中，我们可看到东山一带并非荒无人烟，而是由不同的族群在经营，至湖广填四川以后，这些土地才逐渐由客家人耕种。这是能够安居下来的客家人，而那些未在东山落户的客家人想来也不会是少数。

《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里记录的一位名叫郑日新的客家老人就极具代表性。郑日新原是保和乡七分会农协会副主任，后因行政区划调整而居住于圣灯村一组。郑氏入蜀始祖高水公，于清初上川，住在龙潭寺江西会馆。郑氏家族的记载中可看出东山普通客家人的生活：

郑日新，1918年出生于东山傅家店双灵官庙。其妻陈素容，1928年出生于东山西河场香炉山黄家幺店子。夫妻都是纯客家人。日新先生祖籍江西，生父姓刘，靠推鸡公车为生，家里赤贫，有三子。日新是小儿，四岁时父亡，无钱安葬，母亲将他卖与赖家店（东山保和场）郑家，换来钱以买棺木。郑家迁至官家堰做几十亩田。日新十岁时郑家又迁至圣灯寺后面的双土地郑家院子，读私塾六年；十五岁开始做农活。当时全家四个老辈子，二十多口人，租做六十八亩田。

日新先生在本地居住了七十多年，平生有两件事难忘。第一件事是被国民党的兵吊打。抗日战争时期驻法华寺的国民党保安军，需用竹子、麦草、谷草，本来部队里给了经费的，却被下级军官和兵士分用了。他们于是到附近乡间乱砍竹子，强要麦草和谷草，不给钱。当保安队兵士来到郑家林盘任意砍伐竹子时，日新先生上前阻挡，并以理质问。兵士们大怒，毫不讲理，将他拉到法华寺吊起来拷打。后经保正何老师出面打圆场（调停），才被放了回来。第二件事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4年日新先生入党。1957年党要求党员提意见，说真话，他说了真话，结果认为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开除党籍，直到晚年才恢复党籍。日新先生虽是农民，但有书生的理性思考，遇事总爱讲道理，相信有一种公理存在。所以当他遇到这两件事时，在思想上想不通，至今仍感困惑。^[2]现在他的两个孙儿很有出息，一个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一个毕业于西华大学，都已工作了。

如今圣灯街道的客家人在东山的不算多，能够说客家话的人年龄也都已五六十岁，年轻一代对客家的身份认同似乎弱了不少。当我在圣灯街道采访时，遇见这些老居民，才能了解到客家人在东山的过往。

【注释】

[1]谢桃坊著：《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天地出版社，2005年，第54页。

[2]谢桃坊著：《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天地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