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从“夷翟之邦”跃升为“天府之国”，其内在的推动力就是冶铁，其次才是水利。而交通、盐业、漆器等行业的发展也在推动着成都经济前进。

那么，圣灯的文明史是从何时开始的？虽然缺乏史书记载，还是有文物予以佐证。这得从1979年3月19日说起，这天，圣灯村十组（今成华区圣灯街道圣灯社区境内）格外热闹。这里聚集了不少村民，争相成为第一见证者。两座战国无棺古墓里，两具平民尸骨旁，躺着青铜剑、带钩、钺、铜锯片。不仅如此，这里出土的还有铁制品。专家由此推断，使用铁器可看作圣灯人文明史的一部分，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圣灯虽位于成都的边缘，却几乎分享着与成都同样的手工文明。

《成都通史》“秦汉三国（蜀汉）时期卷”记载成都人进入铁器时代：“似应以秦入主巴蜀为界。秦惠王二十二年（前316），秦人入主巴蜀后，即下大力推广、发展冶铁业。秦武王元年（前310），秦政府在新筑成都城的同时，在成都城内设置了专管冶铁业的‘铁官’衙门，长官为长，副手为丞。”根据记载，临邛之所以成为成都平原三都之一，就因在当地发现了大量铁矿。

由于冶铁业得到了成都政府的重视，发展极为迅速。这有成都平原上出土的众多实物予以证实。比如20世纪50年代在成都羊子山曾发现属于秦入蜀后战国晚期的172号墓，出土铁三脚架1件，而1992年在郫县风情园及花园别墅的战国晚期墓葬中，出土了铁镰、铁凿等，在金沙村遗址中曾发现战国晚期的铁锸等，近年在郫县秦墓葬中发现铁刀、锸、斧等。“这些资料说明，从秦在巴蜀设铁官至秦统一六国之前约80年间，巴蜀的冶铁业发展甚快，除兵器外，已经普及到农具及生活用具诸领域。”在圣灯所出土的铁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1980年7月15日出版的《成都文物简讯》第二期载文说明：“据有关部门考证，断定（圣灯村出土的两件铁器）至迟为战国中晚期蜀文化遗物。铁器的发现证明了成都地区和中原无不一样，早在春秋晚期就掌握了冶炼铁器的技术。”(www.daowen.com)

在另一份成都市文物管理所整理的《成都金牛区发现两座战国墓葬》里，详细叙述了墓葬挖掘的情况：墓葬1因被社员扰乱，故墓葬的形制、葬式及随葬器物的位置等情况不明。据残存情况分析，此墓填土为杂有黄土的白膏泥。狭长形土坑竖穴长约4.5米，大致为南北向。在此墓葬中出土铁斧两件，此外尚有铜制的剑、矛、戈、钺等。墓葬二在墓葬一的西南方，相距32.5米。此墓出土了陶器10件，铜器1件。岁月漫漫，今天已无法知道墓葬主人是何人，在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尽管如此，这也不免让人想象到战国晚期时的圣灯人生活的情景。

曾任圣灯乡业余文物保护员的张云吉当时就见证了这些文物的出土。他说：“这也说明在战国时期，在圣灯这一区域就已经有人类活动，至少给圣灯的文明提供了新的解读思路。”作家郑光福在当记者时跑金牛区文物考古这条线，这些文物出土时他同样是亲历者。说到在圣灯发现铁器时，不少人认为圣灯已经进入一个新文明时代，郑光福却认为不是这么回事：“以前，成都东郊还没建工厂时，这一大块地方有不少山丘，有的山还有名字。但那都是一个个坟包，如果挖掘，肯定是这样的。这是我跑这条线多年得出来的经验。”圣灯村出土的铁器，在他看来：“这只是说明了圣灯的文明情况，与成都其他地方出土的铁器相比，这虽是生活用具，却也说明了圣灯人在战国晚期，生活用具当中已经有铁器出现。”

西汉中期，成都地区的铁器在兵器、工具、农具、日常生活用具诸领域全面普及，随着这股浪潮的推进，圣灯人使用铁器也就成为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