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成都东郊各国营企业陆续上马。崔家店位于成都地质学院（今成都理工大学前身）旁边，以前是以种粮食和蔬菜为主，但要搞活经济，改变乡村的面貌靠种地显然不够。如何才能把崔家店变得与城区接轨，无疑困扰着当时的村干部。

陈信伦回忆说：“崔家店最早连个村办公室都没有，村里开会，都是在村周边的空地开会。”能干的陈信伦就和同事们想方设法盖了几间草房子作为村办公室。20世纪80年代初，成都开始改革开放，村组都可以创办企业，崔家店当时还属于金牛区圣灯乡，他就跑区上、省乡镇企业管理局要政策、做项目。后者有个办公室就设在崔家店，所以也都熟悉，就商量着办厂，先是办成都十里店标准件厂（1978年底），后又办修缮队。办标件厂是最困难的，既需要原材料，又需要技术，好在省乡镇企业管理局给予技术支持，东郊的企业老技术员多，这也就解决了技术问题，所以成都十里店标准件厂办得还不错。

《圣灯乡志》有一篇《成都十里店标准件厂发展简况》，记录了其发展历史：“创立初期，只有七八个才放下锄头、扁担的农民，有几间原打米用的草房（200平方米）和两台车床、一台冲床，主要做一些农机修理，年产值2万元，只能维持几个人的低工资。”严树生担任厂长时，工厂得到了最好的发展。

到董维清担任村农委主任时，村上主要是发展乡镇经济，农业要弱一些。因为村办企业可以解决一批人的就业问题，这样一来，就促进了崔家店的逐步转变，种蔬菜的人家越来越少。“你看，现在崔家店已经没有地方种蔬菜了，楼盘的增加，让我们跨入了城市生活的行列。”董维清说，这样的转变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趋势。而董维清说起崔家店的过去，犹如前尘往事。(www.daowen.com)

陈松元对此有着相同的意见。他说：“1987年，乡上让我们村报村办企业年目标，当时说的是300万，没人敢应。我就说成600万，那一年年底，我们村的几家企业完成了700多万。”这一下让人刮目相看。到了1990年前后，崔家店的企业完成的任务是3000万，这也是村办企业的黄金时期。说起这些故事，崔家店人都觉得这样的好时光是回不来了。

曾在东郊工作的刘新、白羽写过一首《城乡巨变》记东郊的变迁：“小燕翩翩寻旧巢，盘旋往复遍城郊。啁啾记忆原非差，瓦舍难寻楼耸高。”如今的崔家店虽然没有了旧时模样，但从这些老人的回忆里，依然可以感知这个渐趋消逝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