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灯的人物群像中，不能不提的是谢桃坊先生，他不仅是学者，也是土生土长的圣灯人，在东山客家文化的研究中，他继承了钟禄元的研究传统。2019年7月，我到四川省社科院采访谢先生。说起圣灯寺，刚在其书房坐下来，他就打开了话匣子：“最近好多年，每年都要做梦回到圣灯去。还是旧时候的路，从城里坐车到圣灯寺，再回去，或者坐车到青龙场，再回去，路上遇上林盘迷了路，或者别的原因，总之是没有回到家里去就醒了。”

1935年，谢桃坊出生于鲜家坝的谢家祠，当时他的父亲在牛市口的上水巷42号开了家“金菓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糕点铺。在牛市口的华阳县得胜乡高等小学堂（后为大田坎小学）读书，随后，他又在牛市口的私塾读了一年多。“1950年秋，我们全家从市区迁回成都东北近郊的老家务农。”^[4]这一年的谢桃坊只有十五岁，“自觉地学习农业生产，还在田边开荒种菜”。当时圣灯寺也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谢桃坊一度担任农民协会的青年组组长。在这里，他得到进一步锻炼。

谢桃坊从事工作时年龄不大，因为有文化而受到重视。在这段时间里，他参加工作，与农民打成一片。他还一度担任村上的卫生委员，给村人种牛痘，每天都忙到很晚才休息。1952年6月，他参加市上组织在干槐树街的扫盲师资培训班，9月，完成培训之后，回到龙潭区办新的培训班。这个师资培训班随后变更为成都市工农教育业余学校，由于谢桃坊有文化，就成为专任教员。“当时，我们有一个识字手册，里面有二千个字，能认完的就不是文盲。农民都要参加扫盲班。”这时候，他还曾回到龙潭区调查识字班的情况。

1956年，谢桃坊在成都市郊区第三中心小学（位于驷马桥）任历史和语文教员。他每个星期都回一趟老家，看望母亲，换洗衣服，星期天也会和朋友在圣灯的茶铺里吃茶。这一年小学教师可以自由报考高等学校，他以同等学力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国语文系。在大学度过了四年的学习生活。“1960年9月30日上午，天空阴沉，飞着细雨，我背着行李，提着书籍，到广汉县中学去报到。学校在县城西南角的小巷里，周围是灰黑色的高墙，大门前有几级台阶，进门后两边是许多平房教室，行政办公室在一个小院内。”^[5]在广汉县中学教了两年多的书，“1963年2月28日正是初春时节，我背着行李，手提书箱，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我们的祠堂内搭建了一些棚屋，门前的两排柏树已被砍光，再无昔日古朴雅致的风貌。”他回忆说，“次日我到农村供销社买了粪桶、扁担、锄头，由小弟带我去生产队劳动。我家尚有土墙瓦屋四间，在祠堂东厢。”虽然回到了故乡，岂料却变了模样，以至于他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www.daowen.com)

1979年，曾在圣灯公社担任书记的范正兴调到金牛区教育局担任副局长，务农的谢桃坊心有不甘，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求发挥专长，到中学教书。随后，圣灯中学校长刘佩云调其到成都圣灯中学任语文教员，在这里谢桃坊教历史和地理。这时的他已四十多岁。在教书之余，还每天步行四十华里到和平街的省图书馆书库去读书。这种经历虽然艰苦，却为其以后走向学术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课堂上，他不仅按照课文讲读，还讲课文背后的故事，以此拓宽学生的视野。作文课上，他更是让学生发挥所长，写出符合要求的作文。“首先你得有内容写，然后才能有更高的要求。”他在圣灯中学工作虽然只有数年时间，却给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圣灯中学教书时，谢桃坊依然住在谢家祠。与故土前前后后接触数十年，也为他以后研究客家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9年7月，我在送仙桥旧书摊淘到一册《张绍诚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集》。读后才知，楹联大家张绍诚与谢桃坊是表亲。谢桃坊在诗里说：“谈文避难曾家店，原是我亲亲老表。撰对留名仙女山，应称兄好好先生。”后有附记云：“我于1998年进入四川省文史馆，一次与绍诚先生在馆中闲谈。他知我在成都外北八里庄附近，遂问知道曾家店否？我言店主乃我伯父，伯母姓曾。绍诚先生追述成都临近解放时，全家于曾家店避难之事。店主母是其姨妈。我们确为表兄弟，且是乙亥年所生，故此后以老表相称。今年我于仙女山与长松寺等处皆见到兄之联语，工整而雅韵，富有新意。兄具诗人风度，朴质忠恕，从不评说人事之是非，不愧为好好先生。兄临终前留诗托人寄我：‘自古表亲非外人，血缘不必感情亲。同声莫逆心灵感，万镒黄金如图晨。’我获诗后感知云：‘诗情联语数才人，霁月光风实可亲。犹记淡言身后事，竟归玄圃了凡尘。’”^[6]据谢桃坊介绍，曾家店是家幺店子，距离八里庄的谢家祠有一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