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非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019年6月的一天，我到圣灯街道文化中心采访，刚巧遇见社区舞蹈队在排练节目。在我的采访计划里有一项是访问圣灯的民间艺人。尤其是现在不少民间文化成为“非遗”之后，依然面临着许多生存困境，因此更值得关注。

日本美学大师柳宗悦曾说：“民艺品中含有自然之美，最能反映民众的生存活力。”这里所说的“民艺”更多的是指民间手工艺，而在民间艺术当中，还有许多是以曲艺的方式存在的，在成华区就有牛儿灯、耍龙灯、山歌、薅秧山歌等众多曲艺表演形式，而幺妹灯、打连箫、耍龙灯等都一度在圣灯街道流行，但随着新时代的娱乐方式多元化，这些民间艺术渐渐式微，以至于最后成为消失的民间技艺。

圣灯寺在民国时就有一支鼓乐队。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鼓乐队参加过少城公园保路纪念碑落成典礼大会，边走边奏，这让人看到圣灯寺人的精神面貌。不过，因这鼓乐队是民间性质，缺乏相应的记载，现在已难以知其详情了。

《成华区志》记载，成华区圣灯乡、青龙乡有幺妹灯队伍活动。幺妹灯又叫采莲船，与其他民间灯队的唯一区别，在于幺妹灯表演有年轻美貌女子参加。莲船车长约两米，用彩布围制。幺妹灯表演以唱为主，幺妹随莲船车起伏而舞。幺妹立于船中，与船侧划船艄翁同行。莲船车由推夫双手执彩布方旗，旗上绘车轮。幺妹双手提布旗上沿，踩十字舞步，艄翁或车夫装粉鼻丑角。幺妹灯表演常有数十人的连箫队在后伴舞，场面十分壮观。

幺妹灯何时进入圣灯的呢？《金牛区文化志》记载：“在金牛区的历史不长，传说是全面抗日战争初期……机关、军队、学校纷纷内迁，许多单位就住在现金牛区境内。内迁人员中，多是北方人，逐步将这一民间文艺形式传下来，又经当地民间艺人采用当地小调表演，慢慢地变为当地民间艺术。”

幺妹灯在当时的金牛区有多支表演队伍，且各具特色。桂溪乡表演时用民间小调填写新词，增加了随船歌舞者的伴唱；而石羊乡采用民间吹打乐《荡湖船》音乐伴奏；金牛、龙潭等乡表演时用打击乐伴奏；圣灯的表演与龙潭接近。不过，幺妹灯在演变过程中逐渐消失，因此我在圣灯街道采访时计划追踪当年的表演艺人也颇为不易。

“正月间要把那个龙灯耍，二月间要把风筝扎。”舞台上，一位身着红衣的老人拿着一支连箫载歌载舞，正在演唱《十二月》。台下，一些老人们激情帮腔。这是2006年打连箫艺人牟庆云收飞刀花鼓传人刘陶为徒的场景。如今牟庆云已去世多年，而刘陶也远走海外，打连箫在成都越来越少被关注。

所谓连箫，即一支三尺余长的竹竿，每节凿洞后穿上铜钱，表演者手持着它，随着音乐、唱腔或讲词，有节奏地敲击地面，或人体上的肩、胸、背、腰、腿、脚等部位，甚至蹲、跑、滚着敲打，其声铿锵悦耳。这是一种集舞蹈、说唱、音乐于一体的曲艺形式。(www.daowen.com)

打连箫在北方被称为“霸王鞭”，也叫“莲花十八响”。传入四川时还有个传说。明末将领秦良玉叫士兵以竹子藏粮过关卡后，士兵们高兴得敲打竹竿，后逐渐演变成一种舞蹈——连箫。还有一种说法，连箫是叫花子沿街要饭，怕恶狗伤自己，手持竹竿并随时敲打演变而来。连箫一度在巴蜀大地风行，其来源和川剧相似，是“湖广填四川”时由外省移民带入的。

在《成华区志》里也有记载：“成华区打连箫主要集中在圣灯乡、龙潭乡。是明末清初由北方传来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打连箫在成都地区颇为流行，人们用打连箫等表演来庆祝成都解放。1991年至2005年，凡盛大节日，均有连箫队出场表演。演员已发展到几十人，舞蹈队型也由单一发展到多种多样。集体打连箫的舞蹈队型呈平行交叉、八字、螺旋、圆形、半圆等。音乐伴奏用唢呐、笛子、二胡等。音乐曲牌则依据《连箫词谱》，现场颇为喜庆。

后来，幺妹灯与打连箫、高跷队联合演出，呈现出更为闹热、壮观的场面。这样的演出一般适宜大型庆祝活动。一些老成都人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欢快庆祝场面。

现住在金牛区的文莉是打连箫的第四代传人，其师父牟庆云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打连箫进行了挖掘，把粗犷的动作与艺术、技巧相结合，配以轻松愉快的小调，加工整理出《数螃蟹》《探小妹》等段子。打连箫演出在前些年可谓风靡一时，现在在圣灯却难以看到。因为自老一辈艺人相继离开之后，这门技艺就再也没有人愿意学习。

旧时在圣灯还有着众多的民间艺人，比如长林村曾道华、东华村曾道发、人民村的林炳兴都是耍龙灯的高手。山歌也是圣灯的一大特色，如东华村的李盛元，崔家店村的张维忠，圣灯村二组的曾明清和崔家店村二组的欧礼和、欧礼成等都有山歌流传下来。这些艺人在《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书里也有记载。

如今这些民间艺术都已成为过去，它们因无人传承而成“绝响”。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与其相关的视频，不难发现它们是具有艺术魅力的，只是随着圣灯街道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艺术渐渐在生活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