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成都东山在明代之前还是荒僻之地。谢桃坊在《成都东山的客家人》里论述：“它是作为墓葬、采樵、狩猎和放牧的，也作为军队练兵的场所，居民是很少的。明代末年四川陷入多年的战乱，经济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经历浩劫。”^[1]即便是靠近外东的圣灯寺也不例外，在我们追溯圣灯人居住的历史时，大多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大移民这一段。

圣灯街道所处的位置正是“东山”与城区接合的边缘地带，因此，这里所居住的人，以前有许多是清朝时的外地移民，他们属于客家人。不过，现在的圣灯街道辖区不仅有客家人，还有其他迁徙到这里的居民。《成华概览》一书里曾这样记述成华区的人口构成：“成华区的民族迁徙也是以汉族为主，清朝以来本区人口迁徙有两次是较大的。一次是清朝初期客家人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福建、江西等迁徙来区定居务农的约八万人；另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从北方及沿海搬迁到区内兴建工业基地的产业工人达十余万人。两次大的迁徙提升了全区农业、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民俗生活文化也出现了多元化方式，对区内经济等其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3年，东山客家研究的先行者钟禄元在《东山客族风俗一瞥》（原载《风土什志》创刊号）一文里说：“‘东山’是蜀北华阳县属的一块丘陵地，它的南北直径约40千米，东西约25千米，约占华阳县全面积三分之一强，为华阳县属第一区直辖地，包括乡镇有隆兴镇、保和场、西河镇、得胜乡、三圣场、大面铺、仁和场、同兴场等乡镇。高于成都平原不过三十公尺（米）到五十公尺（米）左右，地质属黄土层，甚肥沃。主要农产品是谷子、玉蜀黍、大麦、小麦、大豆、高粱等，出产甚丰，海椒、芝麻尤为其特产。住在这块丘陵地上的人们，纯粹是客家人。”

我在圣灯街道的多个社区采访时发现，居住于此的老居民还是以客家人为主，他们的生活习俗也还是与客家传统有关，一些年龄在六七十岁的客家人还会说客家话，清明节、春节等传统节日时，还是按照客家人的习俗过，他们说起父辈生活，艰辛而又洋溢着幸福。在1949年之前，圣灯这一片区以务农为主，由于缺乏水渠灌溉（这也是后来兴建东风渠的缘由），只能靠天吃饭，为了解决种地和生活用水的问题，这里兴建了许多堰塘，比如人民塘、关家堰、拔毛堰、双巴堰、莲花堰、卢家堰、梯子堰等诸多地名就与堰塘有关。

对东山客家人的认识和研究，近年来逐渐引起四川学术界的关注。圣灯街道的客家人多来自广东一带。以圣灯村为例，谢桃坊在《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里说：“此村处于成都东郊工业区，全村作业组7个，耕地788亩，总人口2121人，其中客家人约占70%，客家姓氏有苏、严、李、六、黄、曾、郑等。自1989年，四队、七队、十队、三队逐渐转为非农业人口，2002年时尚有土地约百亩，现在已完全城市化了。村原有土地，南为白沙土，北为黄土，土质较差。水源一是用沙河筒车水，一是用青龙场中沟余水。现在圣灯寺一带是工业区和商业区，村民住在偏僻的居民区里，民居是90年代以来建造的，在这里寻找客家人同样是困难的。”^[2]这里所述为2002年7月间的情状。

《成都东山的客家人》里有一组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东山客家人口为467739人，而圣灯乡仅有10003人，在成都客家人居住的25个乡镇当中，数量不算最多。不仅如此，这个数据在今天还有所下降。

这种变化，归根结底是圣灯寺片区位于成都近郊的缘故，正如同谢桃坊所言：“成都东山的客家人曾在清末民初不断向西发展，进入成都平原，在近郊沙河一带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沙河的入水处洞子口即有客家人，沙河地区的双水碾、青龙场、踏水桥、法华寺、八里庄、圣灯寺、关家堰、跳蹬河、多宝寺、杉板桥、五桂桥等处客家人约占居民的40%至60%。平原地区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产量高，客家人在此生存繁衍；他们比东山客家人要富裕一些。新中国施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成都工业迅速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成都向现代化都市发展，沙河一带仅见宽阔的街道、密集的社区、商贸市场、工厂、商店、学校，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区了。这里原有的田野不见了，农民转为居民了，客家文化消失了。原来的客家人不再说客家话，他们的子孙则完全异化了。”^[3]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近郊地区也很快纳入成都的城市经济圈，而圣灯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入城市生活当中，原来的乡土概念被打破。如此，“遗憾地见不到东山客家风光，听不到古老而特殊的客家话了”。

工厂人口迁移是从1953年开始的，一大批如电子、机械、化工、冶金、纺织、建材等行业的骨干企业（其中包括十多家大型军工和军工配套企业）在这不到四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其中有一些企业就在圣灯境内。这些工业建设者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到来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在《沉浮东方》一书里，周明生写道：这些工人，“不乏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红军、老八路、老革命，不乏来自东北、沿海老工业基地的精兵强将，技术人员则来自北航、南航、电子科大、哈军工等大专院校，还有大量来自和平时期、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复员退伍军人，还有一些是在四川本地招收的工人，据统计，有20万之众”^[4]。《成华区军事工业志》所提供的数据则为“超过15万人”。

国营军工企业当年名声好，待遇高，有房子分，这些企业的青年职工是当时的成都青年男女首选的结婚对象。周明生在《沉浮东方》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89年，红光电子管厂需要招三百名新工人进厂，闻讯赶来的青年男女差点把作为报名处的工厂宿舍区的大门挤爆。报名的前一天，就有数百人赶到宿舍区前的广场排队，其中有许多是为自己儿女排队的白发苍苍的老人。时值冬季，他们带着被子、大衣、凳子，冒着刺骨的寒风，在大门口排了一天一夜。毫无疑问，对圣灯人来说，这些国营工厂的存在，也从根本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客家文化在圣灯也变得越来越稀少。(www.daowen.com)

2004年10月，圣灯街道“撤村建居”。由乡村转变为城市，无疑再次给客家文化带来了新的冲击。我在圣灯街道的东城映像（此小区由原建北社区、崔家店社区、关家堰社区近四千户居民搬迁而来）及华林小区等小区采访时，还能遇见资格的客家人，这是因为村庄消失后，村民逐渐搬迁到这些安置小区居住的缘故。不过，随着圣灯街道更多的新兴小区建成，购房者来自全国各地，变成一次全新的人口融合，客家方言也就只能在有限的安置小区中寻觅，这就更像是一座“方言岛”，在说起东山客家文化时，圣灯街道就成了边缘化的区域了。

这种变迁也是圣灯数十年来变化最大的一次。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在这些街巷里行走，很难再听到客家话，至于客家风光就更是难以找到了。

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过程中，旧传统势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但新的生活方式也会到来。这种转变是时代之变，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正因如此，圣灯街道的文化变得多元。这与东山其他几个乡场的客家文化相比，固然不够纯粹，却开启了新篇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注释】

[1]谢桃坊著：《成都东山的客家人》，巴蜀书社，2004年，第11页。

[2]谢桃坊著：《成都东山客家研究（上）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天地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3]谢桃坊著：《成都东山的客家人》，巴蜀书社，2004年，第116页。

[4]周明生著：《沉浮东方》，成都时代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