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偏居于内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向来过着安逸、舒适的日子。然而，在抗战时，成都虽位于大后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也不太平了。

在全面抗战初期的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相继在重庆、西昌、桂林、西安和天水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或行辕，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派出机构。1939年，原设在重庆的四川行营迁到成都，为抗战时期成都的最高政治军事机构。在战略地位上，成都此时显得尤其重要。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抗战的最大感受，是安逸的生活因日军的轮番空袭变得凌乱起来。1938年11月8日，成都遭遇首次空袭，日军出动18架“黑寡妇”，在凤凰山机场、太平寺机场投弹超过百枚。从此至1944年12月18日止，日军先后对成都实施了31次大轰炸，出动飞机921架次，投弹2455枚，造成5337人死伤，炸毁房屋1.5万余间。^[1]这种大轰炸对成都城区的破坏无疑是巨大的。

成都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空袭是1939年6月11日。当天下午7时30分，日机27架夜袭成都，在盐市口一带（提督东街、春熙西路、青石桥街、丁字街）投掷炸弹、燃烧弹百余枚，数处起火，造成火灾，大火烧至午夜才被完全扑灭。各街巷“弹坑累累，到处破屋颓垣，大火蔓延，浓烟遮天蔽日……”无疑，没完没了的大轰炸让成都再无宁日。

我们不妨从时人日记看看这一系列的大轰炸。叶圣陶先生1941年7月27日日记云：“傍晚，开明学徒江成根来，言少城公园炸死人甚多，园之周五街巷皆有落弹，南门大街及东门西门，亦有被炸处。则敌机今日之目标，盖为城区也。其机之列队，云成人字形，故所被者广。月樵店中有三学徒皆避入公园，一死，二受伤。农人张青云回来云，罗家碾、苏坡桥均死人不少，殆系死于机枪。乡间亦复如是，孰可虑矣。”^[2]在这种情况下，成都学校、民众均从城区外迁。

▲　成都男师圣灯寺校舍平面图　选自《成都师范九十年》

在成都首次发生大轰炸的两天后，四川防空司令部发布了《成都市人口疏散办法》，规定：以成都市为中心，距城三十华里为半径的圆周之乡镇，划为避难区域。第二年，因空袭频繁，四川省发布急令，要求省会成都的各学校于5月15日前停课疏散。而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成都男师）校址时在盐道街（今盐道街中学校址），正位于市中心，亦需外迁。（1935年，学校大兴土木，推掉旧有房屋，拆掉八字龙门，搬走门前石狮、假山亭台、曲径桂竹，靡有孑遗。这时的校园变成几条大马路和几十间平房。）

作家周明生曾撰文：“成都东山沙河两岸迁来的中小学就有十所之多，比如：独柏树小学落脚李家沱附近，商业场小学落脚踏水桥东北侧，华阳北小迁到今新鸿路，建国小学迁到猛追湾东南侧，白庙子小学迁到今新华公园西南角，五显庙小学迁到万年场，多宝寺小学迁到万年场东南二里，大成中学迁到踏水桥正东里许，志诚高级商业职业学校迁到猛追湾街东北。”

这里且说成都师范。此时的成都师范还是由各自独立的两所学校构成：四川省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简称成都女师）和成都男师，这是四川省创办最早的中等师范学校。成都女师的前身为淑行女塾，于1904年创办；成都男师的前身为公立四川优级选课师范学堂，创办于1906年11月。这两所学校和幼儿师范学校于1970年合并为成都简易师范学校，第二年改名为四川省成都师范学校。在1939年5月，成都女师奉命疏散到彭山县，校本部在彭山南门左边文庙，而成都男师则奉令疏散到新东门外的圣灯寺，以此为临时校址。

成都男师从盐道街搬迁到圣灯寺的过程，现已很难看到相关的史料记载。从学校其他外迁记录来类推，在短短的时间里，学校既要整顿校舍，又要照顾到学校的方方面面，确也并非易事。

关于临时校舍，《成都师范九十年》里记录：“圣灯寺离城几里，庙内房屋不多，只能容纳图书、仪器和医疗药物的储藏。教室、礼堂、办公室、厨房等，全是新建的非常简陋的草房。后租佃圣灯寺侧贺庆余堂管业的水田和旱地五亩多，平整后作运动场之用。”^[3]从成都男师圣灯寺临时校舍平面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灯寺的周围分布着众多农田。不仅如此，男师把其旁边的寺院张林寺也囊括了进来。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当时的校舍情况，但这无疑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校园。

谢桃坊曾在《圣灯村的客家人》里记录彼时圣灯寺的情况：“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师范学校迁此。男学生着芝麻色学生服，有领章，戴学生军帽；女学生剪短发，着学生蓝旗袍，黑袜布鞋。他们都住校，院内设有篮球场。星期日或晚饭后，学生们在田野散步，或坐在田边看书。这种新文化给古旧的乡村带来了现代生活的气息。”

位于乡间的成都男师，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与城区亦有所不同，走出校门外，就是成片成片的农田，这里却依然是书声不辍，为成都的未来教育培养了各类人才。在圣灯寺时期，成都男师始终是按照学校的招生计划在进行，不曾因大轰炸而有所中断，这不得不归功于当时的两任校长：陈彰祺（1938—1942）、胡忠智（1942—1946）。

即便是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成都也着力教育培训。单看当时的四川教育方略，就知师范教育此时变得举足轻重。1939年12月，四川省政府训令：“本省廿九年试行新县制，乡、保、镇长均须教育人员担任，为培养是项基干兼教育人才计……教育部暂准师范学校招收同等学力生15%，入学年龄提到25足岁。”而教育部电：“招生同等学力生办法……并得招收在18岁以上而有小学教师一年之经验者。为培养该省新县制基干及教育人才计……广招一年制简易师范科，以应需要。”^[4]

根据当时的教学计划，1940年夏，成都男师实行军事管理计划，成立军事训练团。以校长为团长，以训育主任为副团长，团以下分设若干中队（每班为一个中队），每中队有指导员一人，由各班级主任担任，有中队长一人，由学生担任。训练团成立后，四川省军管区派主任教官张绍龙、教官罗策、军训助理谢克俊等到校担任军训人员，负责军训事宜。^[5]这种半军事化的教学法是为应对未来战争之需。对成都男师的师生来说，这是一段让人难忘的日子，毕竟从前的平静校园生活不再。可惜的是，后来留下来的关于这段时间情况的记录十分稀少。我曾采访过一些相关人物，对成都男师在东郊的记忆，很少有人涉及，这不能不说是遗憾的事。

抗战时期，成都各学校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尤其是物价飞涨，让不少学校举步维艰。1940年10月，男师校长陈彰祺给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的报告里说：“办公费用中之消耗一目，每月预算系分配158元，就薪炭一项，每月平均需用黑炭47担，计合705元，就灯油一项，每月合计219.2元……学校无力支付，业将用水改用冷水，饮水照常供应。所用灯油，万不可省……实在不敷甚巨……请予追加消耗费219.2元……”早在同年4月，省政府即在训令中说：“各县简易师范学校或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经费，较初中短少，致无以发展，且有缩减学级者，影响新政。”^[6]虽然如此，成都男师还是多方谋划，让学生有书读。

自成都男师迁往圣灯寺后，1939年4月和1941年7月，原校址遭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校舍毁损多处。位于盐道街的校址曾在1944年1月借给空军通信学校（1941年在成都创立）暂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空军通信学校拒绝交还校地，引起成都男师师生不满。将近百名学生自发组织起来，从圣灯寺出发，身背书包，高喊口号，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列队到达盐道街原址门前，要求交还校地。这一做法遭到空军通信学校的武装守卫拒绝，遂引起一场争斗，在这个过程中，少数学生受伤，这被当时称为“复校斗争”。

随后，全校师生罢课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在成都男师迁校遭到打压之后，成都的一批大中学校纷纷响应，起来声援，支持成都男师复校的做法。

此后不久，空军通信学校只得搬离盐道街，成都男师于1945年9月18日迁回盐道街校址，结束了学校寄居圣灯寺的日子。

10月17日，蒋介石又急电四川省主席张群称：“据报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与航空通讯学校（空军通信学校）发生冲突后，成都民主同盟及青年党负责分子陈晓初认为有机可乘，企图扩大事态，策动该校学生向各大中学请愿。现有济川、甫澄、川大、华大等校纷纷响应，并开会决议集合全市游行示威，要求惩凶、赔偿损失、赔偿医药费及道歉等项。希妥为处理，勿使事态扩大为要。”

今天有文章在写到成都男师迁圣灯寺时，认为此时的校长为著名教育家张秀熟，然而，《成都师范九十年》里对此却没有相关记录。

张秀熟后来在《半生自述》里说：“这段时期我的公开身份仍然是教员，主要在省师教国文，也在协进、天府等中学兼课。”1959年，张秀熟写了首词《沁园春·春节后二日游东北郊》，他说：“抗战初期，敌机狂袭成都，学校疏散，我亦随成都师范师生迁于东郊圣灯寺，昼夜常跑警报。”词里写道：“漫步龙潭，满怀兴奋，忽忆前仇。记蒋帮误国，招来日寇，后方无备，敌弹乱投。跳蹬河边，圣灯寺畔，空有书生锐志遒。夜惊起，听荒凉四野，哀声沉浮……”

成都男师搬离圣灯寺以后，这里恢复了昔日的宁静。但以圣灯寺为校址，很快办起了公立的“圣灯寺国民小学”，这所学校后来更名为“成都市望江区保和乡圣灯寺小学”。1978年底，学校初中戴帽，更名为“成都市东城区建设路小学”，这里依然是书香萦绕。刘小葵在《建设路小学：一粒火种的光华绽放》里说：“1994年，旧日圣灯寺在学校里的最后一点痕迹——见证过学校发展变迁历史的一株泡桐树，枯萎倒伏。”圣灯寺在今天只留下了一个看似普通的地名，述说着这段历史过往。这让我想起诗人龙郁的那首名为《圣灯寺》的诗来：

没见过圣灯，也没见过寺(www.daowen.com)

更没见过文殊菩萨身影

这儿曾经只有一座座国防军工厂

生产出的特殊产品……

而这些产品

肯定与烧香拜佛扯不上关系

这儿，是一只只笼子

可腾笼换鸟后

军工厂内，飞出了一幢幢电梯公寓

而我们就住在一个地名中

——圣灯寺

我们在圣灯寺

喝酒、吃肉、谈情、说爱、结婚

而无家可归的菩萨们

对这一切，竟然不闻不问

只偶尔看见有人沙河边点燃香烛

祭祖，也顺便敬神……

【注释】

[1]王苹、许蓉生、胡越英编著：《成都与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9页。

[2]叶圣陶著：《叶圣陶抗战时期文集》（第二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0页。

[3]成都师范学校编：《成都师范九十年》（内部资料），1994年，第399页。

[4]成都师范学校编：《成都师范九十年》（内部资料），1994年，第217页。

[5]成都师范学校编：《成都师范九十年》（内部资料），1994年，第223页。

[6]成都师范学校编：《成都师范九十年》（内部资料），1994年，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