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山川依旧，纵横交错的河流在东郊的土地上流淌。在历史长河里，圣灯寺属于华阳县隆兴场管辖，在这里居住的人们多数时间过着舒适的农家日子，日复一日，并没有多少变化，哪怕是朝代更替，对圣灯寺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从华阳的诸多史料中难以看见圣灯寺的身影，这就不难猜出，这里的生活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安逸的，并没有特别重大的事件值得史学家们记下一笔。

当时间进入到清朝末年，这种安逸的生活方式就发生了些许改变，义和团运动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而苛捐杂税的增加，则让生活在东山一带的农民生计艰难起来。1900年9月，奎俊任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时，就面对这复杂的局面。清廷下旨严斥奎俊：“何以平日漫无察觉，致令逼近省城各处，实属异常疏忽。”光绪二十七年（1901），廖观音在新都石板滩跟着曾阿义学神拳，借宗教之名宣传反清灭洋的活动。这位廖观音，也被称为廖九妹，从小就学习武术，后加入“红灯教”，因其身着月白短衫，头顶青巾，一派“观音”装束，就被当地人称为“廖观音”。廖观音经过几年的发展，人马越来越多，华阳县知县数次派兵围剿，都损兵折将。

1902年，东山大旱。贫苦饥民选择团结在廖观音的周围。就这样，“红灯教”在川西坝子的影响越来越大。张力在《四川义和团运动》里说：奎俊当时“燕处深衙，束手无策”，在督署大堂左右安设“格楞炮”二尊，并在其内室筑有夹墙，备有饮水、食品，以备阖家藏匿。^[1]无疑这是最坏的打算，这也说明了当时的“红灯教”在成都平原上的势力实在不可小觑。

在这种背景下，1901年的10月，岑春煊从山西调过来，接任四川总督一职。

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号炯堂老人，曾用名云霭、春泽，广西西林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1901年任山西巡抚，创办山西大学堂。后署理四川总督，旋署两广总督，在任内，他积极推行新政，大举惩办贪官，有“官屠”之称，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并称“南岑北袁”。

岑春煊来到成都，就面临着复杂的局势：廖观音不断进逼成都，“还到青羊宫警察所夺枪，冲进督部大堂走马，省城市面一日数惊”……岑春煊征调官兵将昭觉寺、东大街府城隍庙、五世同堂街寄宿的流民押往郊外，以通敌暗探罪名处死。岑春煊这种枉杀无辜的做法，让成都民众恐慌起来。这里要提到其幼年塾师赵藩。赵藩（1851—1927），号樾村，云南剑川人。他在云南时，曾在云贵总督岑毓英幕府任文案，并应聘教授过其子岑春煊，是岑春煊的启蒙老师，且与岑春煊有兰交之谊。他对岑春煊的做法很不赞同，就在1902年的冬天写下著名的对联“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送到武侯祠悬挂，请岑春煊前往武侯祠观联，以示警喻。不过，这副对联并没有触动岑春煊。赵藩在游春时，再请岑春煊到武侯祠赴宴，当面点破。岑春煊从此受到启发，渐渐地改变了治理策略。

由于廖观音所率的“红灯教”持续向成都发起攻击，成都处于危险境地。不仅如此，“红灯教”还曾杀进城里，闹得人心惶惶，就连繁华的几条街巷也呈现出萧条的景象来，有的商人干脆躲到乡下避难。十月初旬，“红灯教”在太平镇（今双流区）一带集结力量，占领了银家坝、圣灯寺、钓崖子、大面铺等地。因此，龙潭寺、圣灯寺等地的老百姓生活也受到战乱的影响。到了第二年的夏天，成都郊外圣灯寺、踏水桥一带的菜农，以及制豆腐、豆芽的农人不敢进城做生意，城内居民吃不上蔬菜，怨声载道。东郊的蔬菜影响着成都人的饮食。《成都通览》“成都城内菜园菜市”记载：“成都土地肥沃，近城一带，蔬菜繁盛。城外则城根周围一带，皆近濠菜畦也。城内之隙地种菜者数十户，然城内之菜不及城外之美，因城内地质卤质重也。”^[2]

虽然现在我们已无法确知，当时圣灯寺这一区域的豆腐坊制作豆腐的详细情形，但从影响到成都人的日常饮食这一情况来看，无疑是颇具规模的。正是考虑到成都的生活稳定，才有了总督岑春煊亲自到圣灯寺调查菜农、豆腐生产情况，从而给圣灯寺留下了一段有温度的人文佳话。

胡玲在《岑春煊参拜圣灯寺》一文里记录：“从东较场月城出城过府河，沿田间鸡公车道直奔踏水桥。途中，幕僚指指点点，介绍沙河民情习俗、掌故轶闻。”在路上，即有人介绍圣灯寺内有一口井，蜀藩王的爱妃曾来寺院敬香，在井旁荷花池吃了井水浸泡的莲藕，甘美沁心，大加赞赏，所以留下贵妃井的传说。“总督丁宝桢下乡劝农，赞誉井水沏的东山茶芳香宜人，有阿谀的人提议把井名改作宫保井，丁督闻听，严斥那个拍马者，还传为佳话。”^[3]丁宝桢是晚清的一代干臣，在四川做了不少诸如兴水利、劝农耕、清盐政、减赋徭的事，很受成都人的爱戴。因此，岑春煊就有了走访圣灯寺祭拜丁公之举，这也包括了向其前任丁宝桢学习的意思。

胡玲写道：“过了踏水桥，就到圣灯寺。佛寺被松柏簇拥，小径石磴宽阔，藤萝攀附，红墙环绕，小溪叮咚，殿宇虽雄伟而冷清，香火不旺。他们上香后，就有住持请客人到偏殿旁荷池石桌上用茶。”由圣灯寺现在的位置可知，踏水桥位于现在的桃蹊路街道，而圣灯寺则位于建设路二环路外，其距离不是简单走几步就能到的，因此，岑春煊到圣灯寺过问菜农的情况，无疑是起到了安定民心的作用。(www.daowen.com)

岑春煊十分体恤下情，在圣灯寺里，详细询问了菜农们的生产情况，尤其是制作豆腐、豆芽等豆制品，他所得到的答案是：“时局不宁，枉及无辜，乡民半夜起床磨浆，制出豆腐，凌晨进城销售。孰料触犯肃境秘令，进了枉死城。连累本寺已三月未办豆腐素斋了！”

然而，此前在岑春煊的眼里，官府所派的人员都是官府的密探，岂料下面的官员将世代挑水磨豆腐的手艺人当成了嫌疑人员抓起来，以至于城内蔬菜供应紧张。

岑春煊回到衙门之后，立即召见华阳知县，“将拘押的豆腐作坊妇孺子女释放，每年还发放三斗黄豆，退还被扣生产工具，劝其复业”。对圣灯当地乡民来说，卖豆腐和蔬菜皆是日常营生，一旦断绝了销售之路，生活也就成了难题。

正是有了岑春煊的支持，圣灯寺一带的豆制品生产才得以恢复，豆腐才重新回到城里人的餐桌上。

这一段岑春煊访菜农的故事恰好说明了，圣灯寺作为农业生产基地，对当时的成都城区生活是有影响的，且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岑春煊的到访，也从侧面给圣灯寺的人文气质做了注脚。

【注释】

[1]张力著：《四川义和团运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4页。

[2]傅崇矩著：《成都通览》，巴蜀书社，1987年，第34页。

[3]冯广宏主编：《成都沙河话古今》，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