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成都东山圣灯寺:历史追溯,与三圣母有关

成都东山圣灯寺:历史追溯,与三圣母有关

时间:2023-10-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成都东山,亦有“五场”之说。《成华农村概要》说:“龙潭、圣灯、保和三个乡地势高于城区,被称为东山。”山脚下有一座寺院,名为圣灯寺,寺院旧址在今天的建设路二环路外侧。有一种说法是圣灯寺建于唐代,考察成都佛教历史记录,此说很快被否定了。圣灯寺即为其中之一。如果此说确定,那么,这个“圣灯”就有可能与三圣母有关。作家郑光福就出生于圣灯乡,他在圣灯寺小学读了六年书,说起当时的圣灯寺,他如数家珍。

成都东山圣灯寺:历史追溯,与三圣母有关

民国的早年间,有一位外国人来到成都郊外,看见农田、山丘,以及耕种的人们,他用照相机记录下来,其中就有圣灯寺这一带的景致。

圣灯寺地处成都东郊,属于浅丘地带,这和成都的地质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成都的地质水文来看,成都平原的地面走向是西北方高,东南方低。平原的东面和南面,被门槛似的龙泉山脉包围,平原上的大小河流被这道门槛所阻隔,只能从东北、西南两个出口流出。东山所处的位置正好是成都的东北面,得区位优势的便捷,这里沟渠遍布,丘陵起伏,长期以来以农业为主,形成了独特的自然环境。

所谓东山,客家文化研究先行者钟禄元曾撰文说:“‘东山’是蜀北华阳县的一块丘陵地,它的南北直径约40千米,东西约25千米。”这个范围包括隆兴场(龙潭寺)、保和场、西河镇、胜利场(琉璃场)、三圣场、大面铺、仁和场、同兴场,以及原成都县属青龙场、天回镇、三河场,新都县属泰兴场、木兰寺,龙泉驿的洛带镇等乡镇。

成都东山,亦有“五场”之说。这“五场”是:成华区龙潭寺(隆兴场),新都区石板滩镇(仁和场),龙泉驿区西河镇(西河场)和洛带镇(甑子场),青白江区清泉镇(廖家场)。这里且说圣灯寺,其原来就属于隆兴场的地域,后来因为区划调整成为保和公社的一部分,1961年3月,周边青龙、龙潭、保和的村社又进行调整,这才被单独列为乡镇,即圣灯乡。《成华农村概要》说:“龙潭、圣灯、保和三个乡地势高于城区,被称为东山。”[1]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说的“东山”仅仅就成华区而言,若从大的东山区域来看,圣灯则位于东山的边缘地带。

“圣灯”的得名,是因此地有圣灯山。关于圣灯山的记载不多见,它与这周围的山丘一样,并不是特别高的山,称之为浅丘更为准确。山脚下有一座寺院,名为圣灯寺,寺院旧址在今天的建设路二环路外侧。圣灯寺始建于何时?有一种说法是圣灯寺建于唐代,考察成都佛教历史记录,此说很快被否定了。民国版《华阳县志》记载:“圣灯寺,又名观音寺,在圣灯山,明万历二十年(1592)建,清康熙时重修。”《成都佛教史》则记录得更为详细:“一名‘观音寺’,治东城外二十八里圣灯山,万历二十年(1592)建,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重修。”[2]

那么,这座寺院为何取名圣灯寺呢?有一种说法是因寺内供奉的主要神灵是佛教的灯王菩萨(亦有说法为燃灯道人),不少记叙圣灯寺的文章,都持此种观点。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宋代的范成大,在进入青城山时,诗人着重写了山道的清幽,“道左右多幽居,流水淙琤,修竹弥望”;写了峰峦的壮丽,“丈人峰前,五峰峻峙如屏”;以及圣灯的奇观,并交代了关于圣灯的几种说法:“夜,有灯出。四山以千百数,谓之圣灯。圣灯所至多有,说者不能坚决。或云古人所藏丹药之光,或谓草木之灵者有光,或又以谓龙神山鬼所作,其深信者以为仙圣之所设化也。”而圣灯寺的来源与范成大的说法似有相似之处。

此外,关于圣灯寺还有三种说法:

(一)建成时,寺宇金碧辉煌,加之夕阳的余晖交相辉映,更显金光闪闪,好似圣灯照耀。

(二)一次水灾后,陷于饥饿困顿之中的百姓,得一贵妇人布施,渡过难关。为感谢贵妇人,百姓追她而去,但追至观音桥时却不见了踪影,众人由此联想到得道的观音菩萨,认为是观音所救,于是踊跃集资建观音寺。

(三)当时成都郊外民风不振,如盗匪猖獗、家庭不和等,状况百出。为扭转世风,抑制犯罪,便听取了“建一座寺庙,胜过修十座监狱”的意见,建寺以振民风。圣灯寺即为其中之一。[3]

▲ 圣灯寺手绘图 选自《成华文化地标》

其实,这些说法,都有可能忽略了寺院修建的原初理由。我们不妨从相关的史料入手来进行考察。

清末出版的《成都通览》“成都之寺庙”一节,记录圣灯寺“在华阳县一甲之内”[4]。《成都市金牛区地名册》[5]对“圣灯寺”有如下的记录:“明代所建,清时重修,供奉观音和三圣母。”如果此说确定,那么,这个“圣灯”就有可能与三圣母有关。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里,她是二郎神杨戬的妹妹,持有宝莲灯,本领高强,且时常保佑一方风调雨顺。圣灯山附近地区多为农田,修建这样一座寺院其意自然是祈求平安、物产丰收。这就给了修建圣灯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圣灯寺是座四合院建筑。青砖粉壁,砖砌的八字墙(古建筑中,大户人家或者衙门等大门口左右两边呈八字形状的两面墙)山门,一条甬道直通前殿。前殿与大殿之间是宽敞的院坝,左右两边是厢房。穿过院坝就是大殿,大殿正中,一尊笑罗汉笑迎八方香客。

庙宇四周,竹林繁茂,田野交错,周围有环绕的矮墙和竹篱,行至其间,很有一番“厌倦江湖气,归隐山林中”的禅意。平日里,附近的乡民也有祈望圣灯高照以保平安顺遂的;因寺门外就是一条北上东进的大路,过往的商客也喜爱在寺里暂住歇脚,因此,圣灯寺总是香火不断。

研究圣灯街道历史文化的学者张云吉先生就曾明确地说,圣灯寺所供奉的绝非通常所说的“燃灯道人”,而是一座大众化的佛家寺院。学者谢桃坊曾撰文《圣灯寺遗址》,说到当时的圣灯寺:“当时圣灯寺门前,是从牛市口至青龙场的乡村大道,山门外围八字砖墙,入山门即能看到山门殿。”(www.daowen.com)

圣灯寺繁盛时节,每逢节日都举行不同的佛事活动,除了圣灯祖师会之外,每个佛教纪念日也举行活动。每年的腊八这一天,圣灯寺同其他佛教寺院一样,要举行法会,斋戒浴佛,诵经说法,吃斋饭和河水豆花。这也是圣灯寺一年中最为热闹的一天,周围的乡民都会到寺院里吃腊八粥。到了春节,人们还要出门走天方(喜神方)。随后,老人们多就近到寺庙上香,祈祷丰收,家人无灾无病,国泰民安。这也是圣灯寺一年中香火最旺盛的一天。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也被称为浴佛节,沙河沿线的各个寺庙有“龙华会”,僧人用鲜花五香水浴洗铜佛,给参与朝拜的信众开流水席斋饮,圣灯寺极为热闹。

在圣灯街道采访时,还会遇到不少在圣灯寺小学读过书的老年人,他们对圣灯寺的记忆,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圣灯寺当时的概况:“我在那儿读书时,大殿和佛像还在,那建筑一看就是大寺院。可惜我们那时候年纪小,许多事都不记得,现在想想拆了圣灯寺,真的是可惜了。”作家郑光福就出生于圣灯乡,他在圣灯寺小学读了六年书,说起当时的圣灯寺,他如数家珍。

毫无疑问,圣灯寺在东郊人的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52年的成都市区划图显示,从牛市口到青龙场的大路,即通过了圣灯寺山门外。关于圣灯寺的情况,学者谢桃坊在《圣灯村的客家人》里有较详细的记录:

寺的周围有矮墙和篱笆环绕。进入山门,一尊贴金弥勒佛坐像迎人而笑,旁有木刻对联在佛龛上:“肚大能容万物,微笑看破人生。”这颇有哲理意义。佛的旁边是彩塑的四大天王像,造型优美,神态生动,非一般庸手之作。山门后有一条砖砌小径通往正殿,两旁是田地,种有粮食等物。主体建筑由四合院构成,皆青砖粉墙,甚为坚固。前殿与后殿之间为院坝,两廊为住房;后殿有台阶上去。整座寺庙有精致幽静的特点。四周是古树和田地,还有一座高大的皇坟。庙产有土地八亩,皆在寺内。20世纪40年代有一名和尚住持,俗姓李,人称李和尚,其兄即踏水桥边的李家元。李和尚吃荤,因庙产不多,不收弟子。

这里所说的皇坟,即圣灯山。这圣灯寺在东郊人的记忆中也是别具一格。对大多数圣灯人来说,圣灯寺不仅是一座寺院,1949年后即作为农协会办公处,后改为成都市郊区东城乡政府办公处、圣灯乡粮食仓库和建设路小学。

再来说圣灯寺所在区域的变化。圣灯寺所在的华阳县系唐置县,清末时圣灯寺属于华阳县一甲,原来为华阳县保和乡第八保,1949年之前属成都第一行政督察区。1950年至1951年,圣灯属华阳县第八区,随后划为成都市第四区,此后在行政区划上多有变更。1961年3月,成都郊区金牛区下辖十七个人民公社,“圣灯寺”第一次作为人民公社出现在成都市行政区划当中。其组成部分包括龙潭公社的中华管理区(后圣灯乡东华村、人民塘村),保和公社马鞍管理区(后圣灯乡新鸿村、猛追湾村),青龙公社的铜春管理区(后圣灯乡八里庄村、圣灯村),太平管理区(后圣灯乡关家堰村、崔家店村)。

1966年6月,金牛区区划调整,将原保和公社辖内团结大队第四、五、六、七、八生产队及圣灯公社东华大队第一、二、三生产队划出,组建为圣灯公社莲花大队(长林)。

▲ 圣灯乡示意图 选自《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

1983年5月,圣灯公社改为圣灯乡;1990年10月,成华区成立,圣灯乡划归成华区管辖。1993年8月,圣灯地区建立中共圣灯街道工作委员会、圣灯街道办事处。新成立的圣灯街工委、街道办事处与圣灯乡党委、圣灯乡人民政府合署办公,内设机构不变。2004年8月,圣灯乡人民政府建制撤销,圣灯街道办事处接替圣灯乡的工作,成为成华区四个涉农街办之一。当年10月,圣灯街道办事处“撤村建居”。圣灯街道也多有变化,《圣灯乡志》记载:“建社初期,公社机关所在地位于现圣灯村一组大院内,1963年迁到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侧,1968年迁到二仙桥。”

就这样,圣灯寺开始了新的历史篇章。

【注释】

[1]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编:《成华农村概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页。

[2]段玉明等著,成都市佛教协会编:《成都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375页。

[3]成都市成华区地方志办公室编:《方志成华》,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98页。

[4]傅崇矩著:《成都通览》,巴蜀书社,1987年,第40页。

[5]金牛区人民政府编:《成都市金牛区地名册》(内部资料),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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