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主持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很多泰斗级的人物，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陈寅恪、钱穆、王国维，还有梁启超等等，他们被我们称为大师，他们的学术成就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具有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地位，以至于在今天有很多人都在纷纷地感叹，与他们的成就相比较，今天的中国已经看不见大师了。因此我们也想追问，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他们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他们的治学精神在当今的中国，又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

温文尔雅，我想这是很多人用来形容您的一个词，今天我见到您的时候，也确实有这样一种感受，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您所从事的专业有关系吗？

刘梦溪：谢谢，不过，我不敢当。我想也许跟读书有关系，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气质，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当然，我读的书还不够多，比起前辈学者，我的书读得还是太少。

曾子墨：我们知道，早年您是对《红楼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后来开始研究近现代学术史，这个转变仅仅是因为兴趣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刘梦溪：我有这么一个转变。文学很有意思，当你年轻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甚至每个人都是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知识提升以后，感到文学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愿意追求历史的真相，愿意追求事物的本真，所以愿意离开文学，进入史学和哲学。我觉得是学术兴趣以及对学术求真的探求，使我有相当一段时间离开了文学，甚至有点儿厌弃文学。可是我现在又必须讲，当年龄又往前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又感到文学是史学和哲学的一个很好的补充，甚至史学和哲学探索不到的东西，文学却可以感悟到，而且它可以填充我的情感。

曾子墨：在您从事学术史专业研究的过程当中，我想有很长一段时间，您天天都是与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大家相伴的，尽管可能不能够见面，但是我想有一种神交的感觉，也有很多人评论说，这些大家，国学功底非常深厚，西学功底也很深厚，也就是说中西结合得好。那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可能会更加开放，接受西方的东西会更加多，但是大家会有疑问，为什么我们很少或者说根本就看不见大师了？

刘梦溪：这个问题很具有挑战性，我想它的原因跟我们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有关系。中国是一个很有文化传统的国家，几千年的文化史，几千年的历史，当然有自己的传统。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清朝末年、民国初年，那是一个很大的文化断裂时期，主要是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儒学思想解体了。而后来战乱，以及五十年代以后，运动太多了，学者问学的时间比较少，造成了文化的断裂，学术上也有断裂。没有学术根底，大师就不容易出现了。所以当我们阅读二十世纪这些大师著作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不能望其项背，他们的特点不仅是对历史，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了解，而且他们对西学也非常——如果不用精通这个词的话——他们西学的修养也相当之好。如果说古代的学者是通古今的话，二十世纪这些学者，他们还能够通中西，他们常常十几岁就到西方留学。如果说西学这个根底，现在或者将来可以有所弥补的话，那么在传统的学问的根底方面，国学根底方面，特别是家学渊源方面，后来者不容易赶上他们。所以也许这是大师不容易出现的一个原因。

曾子墨：如果说在当前这一代人当中，我们看不见大师了，在未来，在下一代人，现在在成长的这些孩子当中，会造就出大师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必要的条件？

刘梦溪：未来的事情，我们不好预料，我希望有，可惜我不一定看得到。

［时光回溯，百年流转，近代中国在艰难的蜕变中寻求新生。危难时节显才俊，中西碰撞出大儒。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一时多少英杰！他们一手擘画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建设，既开风气又为师。我们追问的是，他们为何会取得如此辉煌成就？大师留给我们什么精神义谛？今天如何接续那些渐行渐远的传统？大师其大，传承堪忧。著名学者刘梦溪做客《世纪大讲堂》，评说“大师与传统”。］

刘梦溪：现在是2007年夏天，如果我们把时光上推八十年，那是1927年的夏天，在那一年的6月2日发生了一件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逊位皇帝溥仪的老师、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人物王国维先生，他在颐和园昆明湖的鱼藻轩投水自杀，他死的时候五十一岁。这个事件震动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同时也给现代学术史增添了一个谜团。因为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王国维的死因，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有的说，他是殉清；有的说，他是跟罗振玉的矛盾。我个人的看法，陈寅恪先生对他的死因的解释最具文化的意涵。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先生写有一首挽诗，并且还有一篇挽词，他在挽词的序言当中提出，王国维的死，跟殉清没有关系，而是由于文化的苦痛，他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大师”这个称号很流行，其实如果把名副其实、实至名归作为条件，我们就会知道，并不是任何跟学问沾边的人都可以称作大师，时尚和流行应该与学术大师没有缘分。但是王国维和陈寅恪，我们却可以称他们作学术大师，如果你要说他是国学大师，我觉得也可以。而且我们从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些传统。我曾经讲过，学术思想是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王国维说，提倡最高的学术是国家最大的荣誉，这是王先生的话。大家可以设想，假如中国现代学术史没有王国维和陈寅恪，现代学术史就会黯淡许多。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知己陈寅恪把死因归结为文化的苦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由此开启了现代学术之门。那么，现代学术和传统学术有何区别？现代学术精神传统何在？］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这个概念，是和传统学术相比较而言的。传统学术，是指传统社会的学术，从先秦直到晚清，两千多年的中国学术，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学术。

传统学术的特点——

第一，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潮。

第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是多元并立的。儒释道三教的并存，以及它们的互动互补，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多元并立的标志。

第三，中国传统社会的学术思想是互相融合的。再没有比佛教的传入，以及它本土化的过程更能说明中国学术思想是互相融合的特点。佛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是从印度传来的，但是到中国以后，直到宗派产生，有了禅宗，它变成中国的东西，它跟儒学当然有矛盾，但是它们合作得很好。所以在中国，学者们都讲，三教是可以并存，甚至是互相融合的。

但是中国传统社会到了晚清的时候，出现了“大变局”，当时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提出“大变局”的思想，而在学术方面，也开始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大变局”的主要标志，是西方人大规模进入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变，也和西潮汹涌而来有关。

我想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可以把现代学术和传统学术作一个划分。

第一，学者开始追求思想自由，不是说以前不追求自由，但是这个时候，学者追求思想自由，成为一个自觉的精神趋向。

第二，开始了学术独立的诉求。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想法，孔子提出来的，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想孔子是不满意春秋时期的学风，他是肯定为己之学的。为己之学不意味学术是私利，而是不为学问以外的目的所左右，这种学术就容易是纯正的。如果做学问，想到的是跟别的什么有关系，这个学问可能是不纯正的，所以中国传统的“为己之学”，有一点点学术独立思想的萌芽，但是它不是现代思想的学术独立。

第三，中国现代学术的另一个特点，是吸收了新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

我想这三点，应该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标志。

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应该开始于1898年到1905年这一段时间。学术思想的演变，一般地讲，不大容易用一个年份来断代，但是我们仔细看这段时间，在1898年到1905年这段时间，确实出现了一些状况，使我们觉得传统学术已经不能范围它了。这个时候，严复写了《论治学治事宜分为二途》，他把学术跟“事功”主张分开。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他的史学观念的提出，跟传统的乙部之学的概念已经不完全相同了。特别是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这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学美学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古典，这样一些表现，我觉得传统学术的概念就没法范围了，所以我说，在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时期。

中国现代学术的繁荣期，主要是后“五四”时期，直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应该是乾嘉之后，中国学术又一个高峰期，学术创获，果实累累，大师巨子，层出不穷。我们觉得，它既承前启后，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承前启后比较容易理解，他们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为什么我又讲它是空前绝后呢？因为他们开始大量地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和观念，在这点上，不论是宋儒还是清儒，他们都没有这个条件。在对西学的掌握上，我们说它空前，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而另一方面，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根底方面，国学的修养方面，尤其是家学渊源方面，后来者不大容易望其项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二十世纪的大师，他们既承前启后，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中国现代学术不仅收获了丰富的果实，而且形成多方面的学术传统，包括学术独立的传统，科学考据的传统，广为吸纳外域经验又不忘记本民族历史地位的传统，还有学者能诗的传统，重视学术分类的传统，重视通学通儒的传统，等等。其中尤其以学术独立的传统最为重要，甚至现代学术这个概念，也和学术独立直接相关。产生并开始学术独立的诉求，是现代学术和传统学术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王国维说，“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梁启超说，“学问之为物，应离致用的意味，独立生存”；陈独秀说，“中国学术不发达最大的原因，莫如学者本身不知道学术独立的神圣”；萧公权说，“所谓学术独立，其基本意义，不过就是尊重学术，以学术具有本身的价值”。

如果我们拿这些论述和今天的学术界状况做一个比照，不难发现，我们今天的学术未免过分强调实用，我指的是人文学术，而忽略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真理性和神圣性。我认为文史哲人文学术如果只是追求实用，那将使人文学走向迷途。

至于陈寅恪先生，他更是毕生都在为学术独立而诉求，而抗争，他的最有名的话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1929年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讲的话。他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他还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实际上，陈先生把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看作一定程度的永恒的东西。

二十四年之后，1953年，陈先生在撰写《论再生缘》这本书时，又一次提出，“无自由的思想，就没有优美的文学”。而在1954年，通过《柳如是别传》的撰写，陈寅恪先生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升华到我民族精神原旨的高度。《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一部最大的著述，全书近八十万言。有人曾经遗憾，说陈先生，大史学家，但没有写出一部通史。在我看来，他的这本《柳如是别传》，其学术价值绝不在通史之下，他是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是“借传修史”，所修之史则是一部明清文化痛史。主人公是明末的一个名妓，当然不是一般的现在我们理解的某一行业的人。她是一个特殊的人，她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她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她是为了追求爱情不惜一切的人。她早期喜欢陈子龙，后来跟钱谦益结合，而拒绝与牧斋一起降清，晚年又投入反清复明活动。她一生的事迹，她的作为，她的异行奇节，以及她的精神追求，可以说，都是陈寅恪先生发覆索隐，一手发掘出来的。而他写这部书，不仅是给奇女子柳如是立传，而且是“借传修史”，“修”明清文化痛史，用以表彰我们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www.daowen.com)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里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是被历史灰尘所埋没，为当时的迂腐之人所攻讦，被后来的轻薄之徒所诬陷的一个小女子呢。

1953年，他和汪篯的谈话，更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义谛表述得更为直接，更加不容置疑，这就是有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他往昔的学生汪篯，受命前来广州，试图说服老师，不拒绝科学院的约请，能够北上，就任历史第二所所长。陈寅恪先生未能让他的弟子如愿，反而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他说去，可以，但是他主持的研究所应该不奉行马列主义，也不做政治学习；第二，他希望毛公或者刘公能写一封信，作为他的允许证明书。这个条件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太困难了。当然我们知道，毛公或者刘公，并没有给陈先生写一个允许书，当然陈寅恪先生也没有北上就职。

通观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在中国现代学人当中，可以说没有第二人能把为学的这种精神义谛保持到如此的强度和纯度。主张并坚持学术独立的地位和独立价值，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传统，许多学人的力量源泉就在于此。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还有重视学术分类的传统，还有重视通学和通儒的传统。特别是后者，我觉得在今天提起，特别重要。中国现代学者当中，很多都是通儒，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钱穆，我们可以举出一长串的名字，他们都是通儒大儒。

中国学术史上自古就有专家和通儒的区别。

古代的通儒是通古今，就是太史公讲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现代的通儒还需要会通中西。这一点，二十世纪的许多大师级人物都是如此。当然还有关于“四部兼通”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学问是四部之学，就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在中国现代学者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很少。章太炎是突出的一位。再有，我觉得是钱宾四先生，大体上讲，他是通四部的。我们看他的著作，不仅有经学的著作、史学的著作、哲学的著作，甚至还有文学和艺术的著作。还有一个人，现在容易被人所忽略，那就是张舜徽先生，要讲学问通四部的话，他应该比钱宾四更明显。张先生的学问根底深厚，他通读过“二十四史”，而且懂经学，通小学。

中西会通，四部兼通，还有一通，就是文史打通。中国现代学者，一些大儒、通儒，他们是文史打通的，代表人物是陈寅恪先生和钱锺书先生。陈先生一生所为，都是用诗文来证史，他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途径，不论是早年的论陶渊明和魏晋的论文，还是隋唐政治制度“两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及晚年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都是以诗文来证史的重要的学术著作。还有钱锺书先生，他基本的学术理念是主张文史打通，这个话是他自己亲口跟他的朋友、厦门大学的郑朝宗教授讲的，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讲钱先生这个思想。我们看钱先生的《管锥编》和《谈艺录》，他主要的目的在打通文史，而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它是一个比较文学的著作，它不完全是比较文学的著作。打通，会通，兼通，才能产生思想，所以通儒不仅是学者，而且是思想家，这一点就更重要了。我觉得当代学者，很多是专家，很多是学者，但是思想家未免太少。

说到这里，我想附带说几句关于学术研究的课题制问题。因为现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是以课题来作为学术运作的基本方式，这当然很好，可以得到国家的拨款，而有一些大的著述，不通过课题制，也不能很好地完成，如多卷本的通史一类著作，只能集中很多专家，通力合作来完成。但是我也应该说明，课题制不容易产生思想，产生的是往往是思想的妥协，而不是思想的创生。课题制可以带动人才，但是也局限人才。

中国现代学术还有一个传统，是学者能诗的传统。中国现代学者当中，有很多人都会写诗，不是一般的会写，而是喜欢写，善于写诗，诗是他们学术生命的一部分，是他们学问的别体。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萧公权、方东美、钱锺书先生，他们都是学人兼诗人，既是第一流的学人，又是第一流的诗人。我有一个见解，马一浮的学问主要在诗里，因为马先生的著作并不太多，《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等，但是他的学问，在二十世纪中，很少有另外的人能跟他相比，他的学问表现在哪里？他的学问很大一部分在他的书信里，特别是在他的诗里，如果不信，可以去看看。

总之，中国现代学术造就了大批大师级的人物，在发展过程当中，又形成诸多的学术传统，这些对今天而言，弥足珍贵。至于那一时期，学界胜流为学精神的坚韧性和顽强性，则是时代风雨和学术理性双重铸造的结果，即使是战乱时期，他们也没有停止过学问的探究。最不可思议的是西南联大，在战乱期间，也是他们成果出得最多的时期。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大，在西南一隅，但是他们的学问研究没有停止，这简直是奇迹。

还有，中国现代学者，他们许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致力于学术，他们是受时代潮流的激荡，往往一个时期，无意为学，有心问政，中年以后，渐悟政治不可为，转而潜心学术，又在学术上卓然立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熊十力等，都是如此。章先生是声名显赫的革命家。黄侃和熊十力，年轻的时候也热衷政治活动，他们甚至成为地方的群众领袖。这种情况使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增加了他们潜心学问的深度，他们的学术历练和文化担当，与清初的大儒有一脉相通之处。我说的是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几位清初的大儒，他们都有通人之学，都是通儒。中国现代学者，其中第一流的人物，在学术精神的取向上，跟明末清初的这几位大儒确有相通之处，而他们的学术训练和执着单纯的精神，又类似乾嘉诸老。

乾嘉的学者们，他们专心向学，他们的学问存在的方式是很单纯的，而现代学者中一些第一流的人物，他们的学问也是很单纯的。马一浮特别讲道，人的心不应该有“间杂”，中间的“间”，私心杂念的“杂”。一个人如果内心有很多“间杂”，他的精神世界便会混浊。我可以说，二十世纪第一流的学人，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单纯的，没有“间杂”。

那一时期许多学人的立身行事，流品之高，更有很多可以感叹而可歌可泣者。比如王国维的自杀，蔡元培的出走，马一浮的居陋巷而谢绝讲舍，李叔同的出家，黄侃拜师，辜鸿铭穿着前清的装束执教于北京大学，胡适讲课看见女生衣服单薄，走下讲台亲手去关窗；还有梁漱溟和毛泽东吵架，钱锺书先生论学，手杖捅破了蚊帐，以及傅斯年的雄霸，熊十力的傲岸，陈寅恪的哀伤，吴宓的浪漫，汤用彤的温良，这样一些异事奇节、嘉德懿行，在当时后世必有警世励人、启迪心智的作用。

虽然有的传统已昔不至今，“昔不至今”这个话是佛学大师僧肇的话，他有一部著作叫《肇论》，里边有一篇叫《物不迁论》，说昔物即过去的物，来不到今天，昔物不至今。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汤一介先生有一篇文章使用了这个概念，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他是讲，北大过去的传统并没有传递到今天，他是指蔡元培的传统，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已经昔不至今。虽然我讲的二十世纪的这些大师们确立的学术传统，有的已经昔不至今，但是今天的学人，要使自己学有宗基，取径有门，中国现代学术大师们的风范，他们建立的传统，不仅没有成为过去，而且必将成为今天的学人获得灵感的源泉。

曾子墨：好，感谢刘梦溪先生带给我们很精彩的演讲。听过您的演讲之后，我们特别想了解，在演讲当中一一列举的这些大师级的人物，您个人最欣赏的是哪一位？

刘梦溪：我个人最欣赏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站在地上的人，陈寅恪；一个是站在云端的人，马一浮。陈寅恪先生，我觉得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大师，他是开辟性的人物，他不仅是学者，而且是思想家。我研究他多年。还有一个人就是马一浮，马先生留下的著述不多，可是他的学术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很少有另外的研究经学和义理之学的学者能跟他相比。我曾经讲过，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是被称作新儒家“三圣”的，如果说这三个人都是“圣”的话，我觉得马先生为学的本我境界，要高于熊先生和梁先生。当然有时候不太好比，梁、熊也都很了不起，可是我自己的偏爱如此。

曾子墨：刚才您提到的陈寅恪先生，在演讲当中，您也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强调陈寅恪先生，一直推崇一种学术的独立精神，我想，他这样做是希望所有的中国文化人物能够走出过去的学术老路子，比如“学而优则仕”。那今天您强调学术的独立精神，用意是在哪里？

刘梦溪：今天的学者，我不能不讲，在学风方面和二十世纪的大师相比，存在的问题多到不知凡几。因为高等学校是学术的重镇，以前的高校是没有钱的，现在突然发现，高等学校是可以赚钱的，甚至变成一个赚钱的机器，我因此觉得学术面临被外物诱惑的严重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学者们应该不被金钱所引诱，也不要被其他的因素所干扰，应该谨守为学之道。所以我讲陈先生的这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今天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曾子墨：那现在的学术状况，您认为更多的是制度造成的、环境造成的，还是学者本身个人素质造成的？

刘梦溪：我觉得两方面的因素都有。这个世界诱惑太多了，甘心为学不容易。有的也有制度问题，比如学术体系的评价问题，人文学科不大好用量化的方式来评价，可是现在很多研究单位，都用量化的方式，用论文的多少来确立你的学术水平。你要用这个方式来判断，马一浮先生就不合格了，写的东西太少了，可是你能否认他是真正的学术大师吗？

听众一：您好，刘先生！我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因为我所学的专业是中西文化比较，所以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您说的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位通儒，他又有过很长时间的留学经历，那么他是否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强烈影响，尤其具体是哪一位思想家的影响？谢谢您。

刘梦溪：谢谢你的问题。陈寅恪先生十三岁就开始留学日本，后来还到哈佛大学留学，很长时间是在德国，我想他的思想中，受到国外学术思想的影响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哪些方面受了影响，学术界没有定论。像研究陈寅恪比较早的，写《陈寅恪传》的汪荣祖教授，他曾经提到，说陈先生受德国史学家兰克的影响，可是具体的痕迹怎么复现起来，非常困难。我前些年在海德堡开过一次关于史学方面的会，在这个会上，我专门请教几位欧美的史学家，实际上他们也不能说得清楚。

陈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虽然长时间留学国外，很难在他著作当中看到国外思想的痕迹。但也不是一点都没有，他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当中，有一个地方讲，说如果你对古人的学说缺乏了解之同情，你就不大容易发言。怎样才能做到对古人的学说有真正了解呢？他提到，你得像艺术家那样，通过一些蛛丝马迹，通过那些残存的碎片，重建当时的结构。“结构”这个词，中国过去没有的，显然是国外来的，因为国外就有结构主义的史学。另外在文化语言学方面，陈先生似乎情有独钟，这在回答刘文典论国学书中，讲得非常集中。所以总的看，他是受了西方思想影响的，但难能之处在于，他很少在他的著作当中留下痕迹。但又不影响他是一个现代史学家。

听众二：刘先生，您好！我是来自武汉大学的本科生，这次千里迢迢来听您的讲座，刚才听了您的讲座，感觉确实是高屋建瓴，从中外古今，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把二十世纪的学术大师之间的关系，讲得确实是清晰透彻，受到很多的启发。我这里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现在大家都说，目前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网络，出版产业的发达，导致知识的生产量剧增。我们的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到硕士、博士，是一个生产人才的专业链条。在工作中，人们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节奏也比较快。那么就您所说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专才都很困难，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您所说的通才呢？

刘梦溪：你这么远道而来，真的谢谢你。在现在的这个社会背景之下，怎样能够保持学问的单纯性，怎么能够产生通儒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我今天演讲透露出的困难所在。今天不容易产生通儒，可是假如一个社会没有通儒，只是一些专门家，它就不容易产生思想。比如说刚故去的费孝通先生，他就是一个思想家，他一生不停止思想，在晚年也没停止思想，我觉得他晚年提出的两个思想非常重要，一个是文化自觉的思想，还一个是“美美与共”的思想。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想产生通儒，知识储备固然重要，学者们的历练和国际视野同样非常重要，包括增加自己的人文关怀，不仅在本专业领域里发言，还应该对社会、对人类发言，这样就容易产生思想家，也有可能产生通儒。

听众三：二十世纪那些学术大师，以及往上数更加远的那些学术大师，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学与诗是不分离的，学与诗兼通。而当下的学术界，一般的学者可能就没有这个传统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些学者丧失了这种传统，是不是跟“五四”以来，我们放弃文言文作为我们的学术语言有关，因为文化表达跟语言是有关的。如果跟这个有关，“五四”以来所提倡的废弃文言文，只用白话文，对我们的文化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评价这个文化上的现象和实践？

刘梦溪：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按照我的看法，我觉得现代学术大师，他们很多能写诗，当然写的不是新体诗，而是旧体诗。他们这样一种训练，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五四”以来白话完全代替文言以后的语体书写方式的不足。当然白话代替文言，这个历史过程没法逆转，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没有问题。但现在重新检讨这个转变，我觉得我们对文言文的废弃有点儿太过于绝对了。文言是一种载体，文言这种方式可以增加文章的庄敬性。如果我们觉得中国人作为一种文化性格来讲，有一些大家能够知道的特征，比如说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未免有一点马马虎虎。但孔子是非常强调“敬”这种精神态度的。宋儒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不论是二程还是朱熹，都提出了“主敬”的概念。提出“敬”或者“主敬”，都是想提升民族文化性格的庄严性。文言这种载体，它可以使文本方式庄严起来，所以古代一直有“临文以敬”的说法。在我看来，当前国家的重要文诰，重要的外交文献，如果带有一点儿文言，也会显得更加严肃庄重。我觉得文言不可全废。现代学者很多能诗，可以看作对白话完全取代文言的代价的一种补偿。

曾子墨：中国的现代学术造就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他们也创造了许许多多不同方面的学术传统，在这当中，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希望前人、前辈、大师们给我们留下来的学术传统，不要在我们的手中断裂，也希望在未来的中国学术界，可以早一日重塑大师。

2007年12月15日下午2时，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播出“大师与传统”节目，此为演讲全记录，略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