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文化所今年会进一个人，基本定下来了。就是我设了一个悬念，不告诉大家，不跟任何人商量，自我做主，要调的一个人。等他正式办完手续，来了之后，大家再见面，检验一下我看人的眼光是不是还说得过去。

不过我看人也常常看错。我一个朋友，发明家，做伽玛刀生意的一个很大公司的CEO，他的公司过去常常用人不当，觉得刘老师会看人，一旦有新的高层主管进来，就请我去看看，相相面。好多年下来以后，他太太说，刘老师如果认为是不好的人，百分之百是不好的人，但刘老师说是好人的，不一定都是好人。

我现在对我的看人，越来越不自信。最近尤其怯于跟人打交道。觉得人心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中的这段话，一向被称作“十六字心传”。至少头四个字“人心惟危”，验之世相，我无法提出否证。说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情。每年春天都有朋友送新茶给我们，陈老师是特聘的“西湖艺术家”，还有韩美林、余秋雨。杭州人很欢迎陈老师，她写过《杭州的现代童话》。新茶下来，或明前，或雨前，都有那里的朋友送茶给我们。有一次，事先打电话来告知，明前茶一斤。我们知道明前茶的价位，很不好意思，谢之又谢。当茶来到，试冲一杯，淡而有异味。看包装，没有日期，明白了可能是陈茶。当然不会是送茶的决定者出的错，而是受命送茶的人，也许是忙乱中不知什么原因无意中新旧未加区分。

今年，又有杭州的朋友送来一包明前茶。包装豪华，木盒子包装，雕刻着花纹。其实，时令明前茶是不需要豪华包装的，真的好东西哪需要那么复杂的装潢呵。陈祖芬老师一看，说没有日期。本来想与朋友分享，也不敢了。不久前我们去宁波，慈溪图书馆揭幕。宁波的文联负责人，原来宣传部的副部长，山东人，有个性，讲义气，会写诗，看人的悟性也很好。一米九的个子，我很欣赏的人。他派人送茶给我们，一大包，里面是一个个小的易拉小罐，足有十多罐。我们在机场商店看到了这种茶的价格，两小罐就要八百块钱。回来宝贵地送了一些给朋友。后来自己也尝了一尝，不料按习惯用85度的水一冲，变成了一杯茶泥。是拿错了装错了还是生产错了？部长本人当然一无所知。这些状况，不能不说太超乎我们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了。

我一向以看人比较准自许，现在不敢再以此自相期许了，承认自己看人的水准和天下大众没什么两样，也许还要低一两个三四个档次。我把人看得太好，结果难免失望。

另外，我还有必要反思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我表扬人太多。现在我知道，表扬人太多也有副作用。老表扬人，被表扬者就会觉得，你之所以表扬我，是你的水平太低，所以你才会表扬我，否则怎么老说我好啊。我是不是得改弦更张？包括对各位，以后也不能老是一往情深地赞美有加。批评当然我也不敢，但表扬我可能要适当停止。我半生还是一生的经历，尽说别人好话，“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近来渐渐有所觉悟，时下的学术界风气，是不时兴讲别人好话的。我熟悉的一些大学，近三十年成长起来的中年一代学人，他们很少公开地赞许同道的成绩，当然不少人也确实修炼到一定境界，虽不讲别人的好话，但也很少讲人家的坏话。这个“新传统”是蔡元培的北大所没有的。原来我不懂，现在明白，这也是一种学问的功夫。年长一些的学人像我熟悉的汤一介、乐黛云、严家炎，以及再老的邓广铭、吴组缃、王瑶，季羡林先生不用说，他们是讲人好话的，他们思贤若渴，爱才如命，有求必应。我主要说的是四五十岁的这一代学人，他们深谙老子“损之又损”之义，尽可能减少讲别人好话给自己带来的失去平衡的副作用。当然不一定都是预先设计好的策略，也不排除是“洞明世事”之后的一种修养。阮嗣宗口不论人过，现在流行的是嘴不说人好。

可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历来的大思想家、大学者、大儒、大诗人，总是不吝惜讲别人的好话。你看唐代诗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杜甫称赞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李白欣赏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杜甫赞美王维：“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漫寒藤。”晚近一点的，黄遵宪看到《时务报》发表的梁启超的文章，兴奋得像个孩子，说梁任公的文章怎么写得这么好啊，没有人能写得出来。他说自己也算会写文章的，但就是写不到梁启超那个水准。驻在安庆的曾国藩第一次见到陈宝箴，几句话下来，说“海内奇士也，转变风气，端赖吾公”。当时是一士出来，惊才绝艳，大家欣赏。现在，能欣赏别人的人是太少了。他们怎么“严谨”到如此地步？守口如瓶，惜墨如金，不肯多置一词呵！真是太老到的时代风气了。

本人最近去了一个我素所景仰的地方——庐山白鹿洞书院，天下书院之首，宋初的四大书院，以白鹿洞为第一。最早是唐代贞元时期，李渤兄弟在那里读书隐居的地方，南唐开始建立“庐山国学”，就是国家设立的学校的意思，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国学”。但真正建立起名副其实的书院，是朱熹的功劳。朱子重建了馆舍，制定了学规，增加了藏书。还把陆九渊请来讲学，讲的是“义利之辨”。当然后来屡兴屡废。中国的好东西很多都毁于兵灾，异族的侵凌是一方面，自己人打架，焚烧劫掠，比外人破坏得更厉害。所以我对农民起义殊无好感。秦末的起义，东汉末的三国纷争，隋末的混战，唐末的起义，宋的起义，元末的起义，明末的起义，清的太平天国，大规模杀戮不用说，动不动一烧了之。秦始皇焚书已经开了先例。现在的白鹿洞书院，清代恢复了一些，后来又废掉，基本上是改革开放之后，慢慢恢复重建的。香港的一个儒学团体捐了一尊朱子的铜像，陆子敬的像也是不久前塑的，不过很好，陆像比朱熹的还好。

我这次去庐山，是“白鹿洞书院讲座”正式开讲，请我担任第一讲。兹事体大，我毕恭毕敬。我讲的是“国学和儒学”。本来我喜爱王学，好多年前读王阳明的书，有大感悟，写了一篇文字叫《王学的力量》。近年看朱子，同样觉得朱子了不起，开阖自如，是大学问家，而且他创立了理学的哲学体系，他是宋代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我近来一直反复思考一个概念，就是“敬”，尊敬的“敬”，肃然起敬的“敬”。过去我也讲过，有新的心得，是在最近。比如学术界一直在探讨，传统的资源怎样才能在今天发用。林毓生先生提出“传统的现代转化”，怎么转？我觉得并没有“转”出东西来。另外新儒家主张的“开出外王”，通过什么途径“开出”，也不够清楚。儒家是内圣之学，在传统社会中，儒家在汉以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政治结构相结合，“内圣外王”的互动不成问题。但是今天，儒家思想是否可以作为社会的主导思想？恐怕有待讨论。既然如此，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能否由“内圣”开出“外王”，应是个待观察的未决的问题。

我觉得“敬”字是个关键词。我讲过，在儒家语境下“敬”是对儒家宗教性缺失的一种补充。为什么这样讲？比如“孝”，它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之一，古代有《孝经》。现在大家又开始讲“孝”了。但是这个“孝”的内涵，能不能原原本本拿到今天来？“子为父隐”“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些对“孝”的解释，你能原原本本搬到现代社会来使用吗？可是你看，孔子解释“孝”的一句话，被大家忽略了。《论语》“为政”篇，记载子游问孝的含义，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说，人们现在把“孝”理解为“能养”，以为做到了能养父母就是孝了。可是你看看动物，犬和马也都能养，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是“孝”里面有“敬”的内涵，如果没有“敬”的存在，人和犬马就没有区别了。孔子显然认为“敬”是“孝”的核心内涵。如果对“孝”的诸多解释移用到今天还可能有不适切之处的话，那么“敬”这个内涵则可以了无障碍地拿到今天来。而且“敬”是可以培养的，朱子讲“涵养须用敬”。“仁”的实现其实也需要通过“敬”的途径。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什么意思？就是以“礼”来约束自己。“约”就是自我检束，也就是克己。所以孔子又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至于怎样才能实现“约”？如何才能做到“克己复礼”？关键在于“敬”。

我认为在中国文化里边，“敬”是最具普世价值的东西，是具有永恒意义的道德理性。我多次讲孔子对鬼神的态度。你看他讲，“祭神如神在”，这不是信仰的表示，因为宗教信仰不能假设。如果你在一位天主教或基督教信徒面前讲，假如上帝存在，他一定不以为然。因为信仰告诉他，上帝本来就存在，怎么可以假设？那么，孔子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是，在祭神的时候，你要假定神是存在的，虽然你并没有看到神，也许神是否真的存在你还心存疑问。但无论如何，在祭祀的时候，你应该假定神是存在的，甚至应该设想神正在那里享用你的祭品。只有如此，当祭祀的时候，你的态度才能恭敬如仪。所以在中国，拜佛也称作“礼佛”“敬佛”，表达的是对神的“礼敬”的态度。“敬”跟“诚”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二程子说“敬则诚”。不“诚”不可能做到“敬”，而不敬，“诚”的存在也值得怀疑了。

任何礼仪的精神内涵主要是“敬”。无敬不成礼。宗教仪式不用说了，欢迎一个什么嘉宾也好，举行一个仪式也好，或者开一个什么会议也好，都应该有“敬”存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基础的准则，仍然是“敬”。古人把美好的夫妻关系形容为“相敬如宾”，也不离开一个“敬”字。可是百年以来，随着我们文化传统的流失，是五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这个“敬”已经流失得所剩无几了。现在大学风气的颓势，很大程度是“文革”的后遗症。人们不再敬重自己以外的世界了。为什么不讲别人的好话？学术文化断层，内美不充实，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大不敬”风气的流行。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更不放在心中。对上苍对神圣的事物都不敬了，对学问对他人就更不敬了。

中国是一个打倒一切权威的国家，是让精英无立足之地的国家。在法律面前，在真理面前，没有做到人人平等，在低俗、世俗、庸俗面前，倒实现人人平等了。在中国人眼里，大家都一样，没有精彩，没有精英，没有权威，没有神圣。国家动乱期间，大学失去秩序，学生和年轻教师可以自由地该用餐就用餐，一些教授，一些学术权威，却不能正常生活，大家用餐的时候让他们去打扫厕所。多少青年教师青年学子进了厕所，都不跟年长的老师说上一句话。但我本人不如此，只要遇到熟识的师长，我都会致以同情的问候。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个失礼失敬的社会，谁跟谁都不吝，基本的礼貌都很难看到了。当然老辈不一样。本人不好意思，今年出了几本不很像样的书，有几位朋友我送书请他们指正。我送给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先生一本《论国学》，一本《中国现代学术要略》，金先生全部看完，然后写了五六页纸的信给我。他认为我写的书跟时下的不同，不是其他人可以写得出来的。还讨论了一些问题。我给来新夏先生寄去一本，他马上写信来，如何如何。我也给了王蒙，他一直不在北京，很迟才收到。昨天他打来电话，说，梦溪，你还真坐得住。我说哪里。我们是好朋友。他说你这书里面，读起来还有点让人感动，读着读着，就会有激情迸发出来。学术文章怎么会让人感动呢？你的学问跟别人的不一样。老辈、年长的学者，都很讲礼仪。不是讲虚礼，内心有诚，礼就不虚。我的《要略》也送给了上海的朱维铮先生。朱先生是何等不可一世的人。没想到很快就写来一封信，说他用一个晚上全部读完。对我的书的评价，我这里不说。出于他的口，能给予这个评价，我感到欣慰。可是也有我送给年轻人的书，石沉大海，连收到没收到都不肯告诉我。我的书其实没送几个人，包括所里也没几个人收到。

我写东西的特点，尽管研究的大都是历史文化的内容，但我把自己的阅历和对生活的感悟融进去了，文字里流淌着我的感情。如今的写家，冷面杀手不少，可以做到不动声色。老辈里边，是讲究文笔的情采的，中国历来有此传统，所以《文心雕龙》有“情采篇”。陈寅恪，是大史学家，也是大思想家，他的书讲究“古典今情”。梁任公更是有名的笔墨常带感情。什么叫人文？什么叫人文学科？人文学科一定有人文关怀在里边。关怀，能没有感情吗？为了出书而出书，为写文章而写文章，博取少许的虚名，赚一点点小利，此外不知有他人，不知有世界，更不知有家国天下，那叫什么“人文”呵！我看那是有“文”无“人”！

关于“敬”的问题，前些时我写了一篇文章，略抒己见，还要继续写。我去白鹿洞书院，内心就怀着一种“敬”，对学问的敬，对历史遗存的敬，对中国书院传统的敬，对朱子的敬。接待方同样表现出一种诚敬的精神。晚上我住在延宾馆的春风楼，书院五个院落中的一个院落，地势最高，前面有朱子的塑像。偌大的一个古院落，就住我一个人，第二天就要演讲，我想晚上一定会做梦的。意想不到的是，居然一夜无梦。后来明白，自己已经在梦中了，何须叠床架屋地再做梦。一次学术演讲，对我不能算怎样严重的事情，可是这次，我始终怀着诚敬之心，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朱子，对白鹿洞书院，我心存一种神圣感。就像平时瞻仰寺庙一样。我走进任何一个寺庙，都是默然不讲话的，而且喜欢一个人独行。很多年前，在杭州的灵隐寺，大殿前水池中间有一个很高的铸铁的大香炉，上端有镂空的地方，很多人都往里面投钱币祈福。那么多人嬉戏地投，却很少有人投中。我问陈老师有没有硬币，祖芬给了我两枚。我站的位置在众人的后面，举手一投，“啪”，正好投中。又投，又中。我说，还有吗？再拿出一枚，还是正中。那么高，全都投入了。为什么？我想是我的内心有诚敬。不是我投掷的技巧有多好，是诚可以通神，敬可以无失。

很多年前，我去四川的峨眉山。峨眉山的金顶有时可以看到佛光，资料不乏记载，但究竟谁看到了，举证很难。当时李学勤先生也在，一个会的间隙大家来到峨眉。风景佳处，我喜欢一个人独行。李先生他们已经在金顶一侧的山上远眺。过了一会儿，我慢慢走过去，当走进大家的队伍里，刚举目观看之时，佛光马上出现了。我举起双手，泪流满面。我举起的双手和我整个人，全都出现在佛光的圆环中。祖芬看到了，看我流泪，她也流泪了。李学勤先生站的比我稍低，看我流泪，大惑不解。李先生是一位科学主义者和工具主义者，他的学问所长，是古文字研究和青铜器研究，真正能让他动感情的据说是古代的青铜器。我跟李先生交往多年，也有对他大惑不解的时候。1989年，6月的一天，因为文章的事，我去他紫竹院的家里。在他书房，未及说话，我已经止不住泪水。刚要提及某个话题，他连忙岔开。我才明白一个学者的严谨，可以做到对时事不置一词。但我不轻看李先生。他做学问很用功，时间抓得很紧，不臧否人物，口中无是非，这有点像阮籍的“口不论人过”。但如果你有学问上的事有求于他，他会尽量帮助你。

冯其庸先生是我的老师，我跟他道不尽相同。他是有才华的，字也不错，还能画画。他古典文学的修养很好，能从先秦一直通下来。对《三国》，对宋词有独到的体会。宋词的婉约和豪放两派词家的特点，我最初就是听他讲的。他写的谈京剧“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文章，文采逼人。后来他醉心于红学，限制了他的学术视野。我所谓“道不同”，是觉得他不能摆脱俗世的名利。所以我宁可与北大的一些老辈私淑为师，跟人大一直了无干系。可是冯先生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求必应。你生病了，他可以帮你找医生。如果谁需要写一封推荐信，冯先生马上就可以写。他有待人热情的特点。

现在学界的很多人，连这点热情都没有了。只做自己的事，绝不助人。似乎是杨朱学派的信奉者，即使拔一毛而利天下，也绝不肯为。是不是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处事方法理应如此？各人只做各人的事，自己以外的事与我无关。你没有做好，是你无能。你遇到困难了，那是你倒霉。然而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人间的感情，必定是应该如此吗？“人”的本义是这样的吗？这还是“人”吗？可是我们面对的，的的确确是如此这般的一个现实。“利”是第一位的，一切都为了一己的私利，为了“利”，可以不择手段。我非常失望，我不愿意看到我们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

前些时我去了东莞，那里有一个“可园”，晚清到民国时期，有个打过仗的有钱人在那里修建的一个园林，后来这所园林荒落了。现在又重新修好，请我去讲一讲和传统文化有关的问题，作为开园的典礼。东莞的财政收入，好像是全国第三，超过长三角的很多城市。去过东莞的人，都称赞得不得了。我看了以后，发现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它叫我懂得，富起来之后，如果没有文化，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传统的东西，这里几乎找不到痕迹，这和浙江、安徽有很大不同。文化上没有根基，加上这么多年的断层，一旦超过温饱，就趾高气扬起来。文化需要对话，包括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对话，和古代典籍的对话，和往圣先贤的对话。前提是需要读古人的书，了解古人，跟古人做朋友。如果仅仅把古人当作写文章取资的工具，意义就小了。其实，不了解古人，也就不可能了解今人。

我认为我对我们所的各位，是有真了解的。但各位对我有真了解吗？我的书也送给了王文章院长，不是因为他是院长，而是由于朋友的关系。他拿到后，当天晚上来电话，说书已经收到，一定好好读。一个礼拜之后，又打来电话，说你的《学术要略》很深，还没有读完，但后记读完了。《论国学》，一字不漏地读完了。他说：“我可以这么讲，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书来。”我还送给张振涛先生一本，音研所的所长，我比较欣赏他的为人为学。他英文很好，在香港念过两个博士学位。张振涛三天后打来电话，说：“刘先生，你的书，我一夜看完的。只有你能写出这样的著作。”

我不是要大家一定看我的书，只是觉得，看了我的书，可能会增加一点对我的了解。学问上我是很孤独的。情感上我不孤独，但学术方面，没有谁了解我的学问世界。当然如果按圣人的说法，一个人不必计较别人是不是了解自己，主要应该考虑自己是不是了解别人。但共处一所，同在一室，十几年过来，希望诸位对我为学办所的用心，能够有一些了解和理解，或者用陈寅恪的话，表示一点了解之同情，这个想法应属情理之常吧。孟子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那么既识其人，何妨也读读其人之书呢。

我近来一再讲国学，为什么？主要想厘清一些问题。我们国家喜欢刮风，一会儿一阵风的事情太多了。以前是一窝蜂地反对传统，蔑视传统，和传统彻底决裂。现在国学大热，人人都讲国学，跟学问沾边的人都成了“国学家”。而且风气之下，你不能讲不同意见，连碰都不能碰一下。其实我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倒是一直主张承继传统、重建传统的。我研究的范围，也无法离开传统的学问。当时大家都讲西学的时候，我提出要回归传统。李泽厚说我要走向过去，因为金观涛要“走向未来”，所以他这么说。《中国文化》杂志为什么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为什么要成立？当然是我的学术理念的施行。但是现在，我觉得需要对“国学热”有所反省，有所检讨，需要弄明白到底什么是国学，有没有必要一窝蜂大热起来。

实际上没有谁敢于自称是研究国学的。老辈学者国学根底好的，也都不说自己研究的是国学。我认识北大的邓广铭先生，他是一位了得的宋史专家，如果你问他研究什么学问，他连中国历史都不会说，更不用说国学。他只说两个字：宋代。还要加一句：做得不好。你听谁说过，他老人家是研究国学的？没有任何一个懂一点学问的人肯这样讲。反过来也是一样，你同样没听说过，哪一个人会自称，他是研究西学的。你问叶秀山先生，你研究什么？“我研究西学”，他绝不会这样讲话。叶先生研究西方哲学成绩斐然，无人不晓，也只是说尼采有东西。

可是国学在另外的意义上，就完全能够成立。比如说某某人国学根底厚不厚？西学根底如何？“国学根底厚不厚”，是指一个学人的传统学问的根底如何，最主要的是指小学和经学的基础如何。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在现在的学人当中，非常优秀的中年学人，他们在文字、训诂、音韵等小学科目上，基本上都缺少根底。小学不通，如何懂经学？通小学的目的，过去就是为了“明经”。所以，清儒有“读书必先识字”的说法。经学和小学，是国学的两根支柱，不通小学，不明经学，国学的根底就谈不上。最近我的几篇文章，都涉及这个问题。我相信我讲清楚了，可是没有人听清楚。深圳大学的景海峰是文学院副院长，北大毕业的，学问不错。他研究新儒家，和我很熟。但是他说国学“热”得还不够。顺便说一个现象，研究新儒家的学人，一般都比较执拗。上海有个罗义俊，对钱穆兴趣浓厚，如同中了魔一样。我是比喻，其实执拗也是一种做学问的态度。余英时先生并不认为钱穆是新儒家，你看他写的《钱穆与新儒家》那篇长文章，《中国文化》发表的，对新儒家分析得入木三分，他说新儒家有“良知的傲慢”。

我和余英时几位先生的对话，整理出来，中华书局出版了。我还请治平看了两篇，因为涉及狄百瑞的一本书的译名，看有没有不妥之处。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研究现代小说史，现在也研究古代文学。文学所有人说他挺好，有人说他不够好。其实他没什么不好。很用功，写了很多东西，思想处于学问的活跃状态。所缺者不过是国学根底而已。我们通电话，他说刘先生，我看了你一本书。我问什么书？他说学术访谈录，在书店买到的。“咳，你打个电话，送你一本。”“哪里哪里，哪能让你送。”他说读了很受启发。我说哪里，你涉猎那么广，还受什么启发。他说你写的东西，有种“雅”的东西在里面。他说：“这种对话很容易流俗，可是你的东西是雅的。”我觉得他讲的也许有一点点切中，看出了我学问文章的某种东西。我自己倒无此知觉，经他一说，可能我在形诸文字表达的时候，包括为文造句，调式风格，或许真的还比较雅驯，而不愿堕入俗流。习惯如此，不是刻意为之。

我出身乡下——现在讲一点我的经历。我的父母都是山东黄县人，现在叫龙口。后来一个什么原因，可能是官司没打赢，他们去了辽宁，把我生在那里的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但是1949年以前，我念过一段乡间的私塾，念《论语》《孟子》和《诗经》。1949年以后开始上新式学校。要直接上三年级就好了，可是必须重新上一年级，耽搁很多时间。我父亲在乡下算有文化的人，毛笔字写得不错，春联、礼账、各种契约文书，一村的文案他都包了。他还喜欢看书，也能讲书，一到冬天，村里很多人聚到我家里，听我父亲讲书，不收费的。讲的都是侠义小说。所以人家问我的“家学”如何，我说乡下人的一点文化基因罢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倒是很熟，能背很多东西，都是父亲口授。再加上野史小说。诗词古文是初中的爱好，又背了很多。总之，是有一点村塾的底子，谈不上什么“家学”。可是我们学界的那些老辈，为什么厉害呀？四五岁就发蒙，到十几岁的时候，“五经四书”滚瓜烂熟，连“前四史”“十三经”、诸子集成都念过了。绝对不是念几句唐诗，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就算有了国学根底。在学问问题上，我们这一代人，一点自傲的理由都没有。

本人聊以自慰的是，这些年写的讲的这些东西，所提出的问题，都是自己的思想，是自己的所得和所会。我是把自己的情感、经验、知识、见解，和古人的精神糅合在一起，然后理出自己的东西。学术界经常有人为材料而打架，研究陈寅恪有这个问题，研究《红楼梦》更如此。这方面，振宇先生一定知道。但是我做学问，从不跟他人发生材料纠缠。学问如何，主要看有无独到的心得，是否会人所未会，知人所未知，发人所未发。我从不担心文章谁先写谁后写的问题。我研究陈寅恪，是把陈的一家跟戊戌变法这一案，跟晚清以还百年中国的诸多案例结合起来。不仅研究寅老本人，也研究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还研究曾国藩、郭嵩焘、张之洞等咸丰和同光诸重臣。我写的《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那篇文章，是探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为什么那么哀伤？何以有那么深的沉哀巨痛？我相信一定和他的特殊经历和特殊记忆有关。我自认为找到了解陈的钥匙。我请治平看了这篇文章。治平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陈在国外那么多年，有没有国外的什么东西给了他影响。我说当然有，只不过陈的厉害之处在于，虽然他十三岁去日本，然后德国、美国，然后又德国，前后十五六年的时间在国外，不可能没有影响，但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却很少流露出来，如果不细心观察，几乎看不到痕迹。(www.daowen.com)

话虽这么说，有时不小心，也难免会露出些许马脚。马脚在哪里？一只马脚是在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里面。他讲到，对古人的学说，要有一种“了解之同情”。怎样才能做到“了解之同情”？他说，你得像艺术家一样，设身处地，有一种欣赏，表一种同情，能够体会到立说之人“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不得不如是”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涉及立说者的学问经历，家庭的背景和现实的关切，这些都是造成他“不得不如是”言说的理由。甚至还包括家世信仰方面的隔代精神熏习。所以，我在论述陈寅恪的阐释学的文章里，把“了解之同情”叫作“阐释的先验态度”，把家世信仰的熏习叫作“阐释的种子求证”。种子这个概念，是佛教唯识学的概念。大乘唯识学是玄奘从印度带来的，由于学理太玄妙高深，唐以后不得其传。

可是晚清的时候，唯识学有复兴之势，从杨文会、欧阳竟无到太虚，现代佛学的三大家，他们的宗趣尽管不尽一致，但义理上同为法相唯识则一。太虚的特别之处是建立了人间佛教，使佛教跟现实人生，跟人的此岸生活结合在一起，影响特别深远。当时思想界的很多人，如陈三立、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熊十力等，都有在南京内学院学习佛法的经历，他们在那里所受的熏陶，基本是唯识一派。熊十力后来写《新唯识论》，就跟他的这一经历有关，虽然《新唯识论》是一本向佛教的唯识学告别的书。熊是哲学家，他是从哲学的角度来重新检讨唯识学。那么，熊先生的态度对不对？我说也对也不对。对，是说一个学者如果用哲学的立场来解读佛学，他当然有理由这样做；不对，在于他抽去了佛学的信仰成分。杨、欧阳、太的佛学，都有信仰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当熊的《新唯识论》问世之后，欧阳竟无大师及弟子们都站出来说话了，一个弟子写了《破新唯识论》，熊先生则写了《破破新唯识论》，给予回应。晚清唯识学的兴起，是这些人想找到一种传统的思想资源，以便跟西方的实证论建立一种互阐的关系。西方的实证论哲学，重证据，重经验事实，在此基础上分析论理。中国哲人的思维习惯，是近取诸身，假设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会心妙悟，点到为止，不做系统的思辨论证。明清之际有“实学”一派，有实证的影子，但也不是很系统。重视经验事实与哲学的实证论不是一回事。如此怎样能和西方的实证论对话？于是晚清的学者们找到了佛教唯识之学，这是晚清唯识学兴起的背景原因。

我已经说远了。我说寅老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里露出了马脚，是因为他有一句话，说今天的治史者须通过检视那些历史的“残余碎片”，来重建当时的“结构”。他使用了“结构”一词。“结构”这个词，中国从来没有，这是西方结构主义史学的一个概念。中国的语言里，不讲结构，从先秦两汉，一直到晚清，中国人从不讲结构。西方人讲结构，中国人不讲结构，这是学理上的一个分别。但陈寅恪不自觉地用了“结构”这个词，显然是受西方结构主义史学的影响的结果。还有比较语言学的概念，陈寅恪在和刘文典论国文试题书里，一再使用并详论此法是必须守持的规则。这方面就不仅是影响了，而是陈学的一种学术理念。他研究藏文、蒙古文、西夏文，为的是阅读佛教经典的原著，通过语言的比较，更好地理解原典。可是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史学是充满了现代性的史学。西方思想的影响，是成就陈寅恪这位现代大史学家、大思想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他首先是一位现代学者，这是我一再讲的。把陈寅恪先生封为“国学大师”，是夸赞了他，还是局限了他？

我说陈寅恪的史学是具有现代性的史学，是有具体而微的证据的。《柳如是别传》是寅老晚年的大著述，我评价很高。钱锺书先生不赞同我评价那么高，李一氓先生也说《别传》文笔过繁。这是另外的话题，不去说它。其实《别传》的笔调相当幽默。柳如是跟钱谦益结婚以后，北京的朱明政权垮了，崇祯吊死在景山的煤山，那是甲申年，即1644年。于是弘光帝在南京登基，是为南明。南明的两个主事大臣是阮大铖和马士英，历史上有名的权臣。钱谦益在南明小朝廷入阁，做礼部尚书。但一年以后，即乙酉年，1645年，南下的清兵灭了南明。大臣们纷纷投降，为首的是钱谦益和王铎。王铎就是王觉斯，大书法家。降清以后，他们需要带领眷属“循例北迁”，到北京去报到。王觉斯就带着太太去了。但柳如是没有去，一个人留在南京，不久又回到常熟老家。钱谦益在北京内心很痛苦，不到半年便“托病”还乡了。但在此期间，柳如是在常熟发生了一件事，跟一个郑姓男子有了情爱的关系。钱谦益和原配生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叫孙爱，趁机把那个男子送了官，最后被打死，弄得满城风雨。钱谦益回来的时候，很多人向他讲这件事。但钱谦益不为所动，说这样的时代，“士大夫”尚且不能全节，难道还能责怪一个女子？他写诗为柳如是辩护，其中有一句是“为有苍蝇污白璧”。他这样的态度，是对柳如是极端的“了解之同情”。他一定有潜台词：自己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可柳夫人如是，不过二十几岁，她难道没有理由可以如此这般吗？可是这个观念，在传统社会，在清初，可是不得了的观念。陈寅恪说钱牧斋的这一观念，“一扫南宋以来贞节仅限于妇女一方面之谬说”，南北朝以来就没有见过如此合理的说法，因此，寅老表示非常佩服。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章，叫《陈寅恪与现代性》，分析的就是这个例子。

我对陈寅恪研究二十年，书还没有出来。论陈的文章当然我写了不少，但时人未必看到。季羡林、周一良、邓广铭等老辈读过我研陈的文章，因此说如何如何。余英时先生当然也了解。时下的大学问家恐怕不一定知道本人在做什么。他们一定觉得，这个刘某某，老讲陈寅恪，也没有书，就几篇文章，成什么气候，“君子所不齿也”，你看人家都是大本大本地出书。但我可以坦告诸位，那些大本大本的涉及陈的书，我不是不想看，是真的无法看。余英时的书、汪荣祖的书，自然仔细读过，受益匪浅。其余的，我也都搜罗在手，也翻看过，除了个别的一两种，大都无法终篇，如果不是“哑然失笑”，也是“笑而不答”而已。一些写马一浮的书，我也有同感。包括对陈寅恪的诗的解释，依我的学术观念，认为解陈诗，不必完全“说破”。如果一一指实，全都说破，诗的语言张力就没有了。寅老的关切比指陈的故实要大得多。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陈寅恪与〈红楼梦〉》，其中特别讲了陈寅恪和俞平伯的关系。他们1928年都在清华任教，陈寅恪请俞平伯做了一件事。他当时正在研究韦庄的《秦妇吟》。陈寅恪一生当中，曾经前后四次解读笺释《秦妇吟》，他是有感而发，有特殊的寄托在里面。他请俞平伯把《秦妇吟》写下来，裱好挂在自家的墙壁上。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就是俞曲园，是晚清的大学者，章太炎的老师。俞曲园逝世前，写了一篇《病中呓语》，是九首绝句，相当于最后的遗言。俞樾说，他身后两百年的世事，都在里面了。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九首诗极富预见性，把中国自晚清以来的社会变迁，甚至今天和未来，二百年的天下，都包括在内了。我文章里常常引用这篇《呓语》，有时略进一解，更多的时候是引而不发。当时俞平伯把《呓语》整理出来，并请陈寅恪为《呓语》写了一个跋，这是陈寅老非常有名的文章。大意是说，历史和人事并非不可以预知，特别对天人有特殊敏感的大学者，是可以做出一些预断的。

不过，我讲他们在二十年代的交往，主要想讲1954年俞平伯挨批的时候，陈寅恪写了一首诗，叫《无题》，为俞平伯的冤案鸣不平，同时斥责批俞的举动是欲杀无辜。这首诗的第一句是“世人欲杀一轩渠”。这用的是汉代的一个典故，有一位叫蓟子训的人，抱邻家小儿，失手落地，竟将此儿摔死，过了几天他又将此儿抱回，其父母颇受惊吓。但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陈寅恪用这个典，是形容俞平伯1949年以后对新政权的态度，说他像那个孩童笑容可掬地“欲就父母”一样，是非常认可新政权的。俞平伯当时灵感大发，连续发表《红楼梦简论》《红楼梦随笔》等文章著作，大谈《红楼梦》。可是这个新政权，却兴师动众地批判起这个“欲就父母”的孩子来。诗里面还有一句是“猧子吠声情可悯”。“猧子”是什么？陈寅恪特意加了一串注解，婉转地说明“猧子”就是一种狗的名称。他在注解里说，就是外国人叫的“北京狗”，也叫“哈巴狗”。但这样直白亮谜底的话，他只放在后面的注解里，诗里面的句子则是“猧子吠声情可悯”，很含蓄，而且表一种同情，曰“可悯”。陈寅恪的诗是学者之诗，你要把他的诗的谜底全都解出来，就丢失了陈寅恪诗的那个学问的味道。轩渠的古典，是中山大学一位教授寻查出来的，我这里得交代清楚出处，不敢掠美。

同样，钱锺书先生写《管锥篇》，写《谈艺录》，也是宁可“述而不作”，也不愿把所有的问题都说破。有无知之徒说，钱锺书有什么了不起？写的那些东西都是古人的东西，他自己有什么观点？提出什么思想来了？这些人不仅是不学，而且是无知。他以为只有讲一大篇空话才是学问。中国的一些大学者，常常是述而不作，引而不发。如果你看我的书，你会看到我受这种学问传统的影响，我也是不愿把话说透。讲话，我可以痛快淋漓，写文章，我有时难免欲言又止。结果无非是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而已。

看到有人说汤一介的学问如何如何，但汤一介先生自有他了不起的地方。他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在儒释道三家，他基本都有发言权。他熟悉道教，有文章著作可证。佛学受他父亲汤用彤的影响。而他常年研究的是儒学。对儒释道三家的渊源流变，对三者最基本的东西能讲得清楚，而且他身上有儒者的气象。李学勤先生就不能把三者都讲清楚，当然李的专长是古文字和青铜器，此又是汤所不能比者。李泽厚也讲不清楚三者，因为他没有深入涉猎佛学。但李有思想，善思辨，举一反三的功夫胜人一筹。当然，如果说到国学根底，特别是小学的功夫，音韵、训诂、文字，李学勤稍强，其余都有欠缺。这些都是比我大十多岁的有影响的学者，包括王元化，国学的根底也有限得很。到我这个年龄层，小学的根底，就更谈不上了。

元化已经去世了。许纪霖在旧金山给我发来这个消息。许纪霖知道我跟元化有往还。我跟元化的心比较相通。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王先生是华东师大的教授，他在那里带研究生。前不久我在杭州，有两个原来浙江美院的画家朋友，一个是舒传曦，高人。他的画，不是常人之画。他的太太叫唐玲。他们年纪都比我大。唐玲喜欢有学问的人，谁有学问，她就喜欢谁。所以她喜欢王元化，后来又喜欢林毓生。我也是被她喜欢的人之一。杭州所有的好去处，他们夫妇最了解。他们一直要我去老龙井，没得机缘。这次终于带我去了。我下午就要走，上午他们开车过来，带我去了老龙井。在那里吃茶，说话，恰好汪丁丁来电话，他们跟汪丁丁也很熟。汪丁丁看了王元化，说元化情况不太好。尽管这样，听到元化去世，我内心还是有一种不平静的东西。所以我就写了篇文章，先压缩放在博客上，全文三千多字，给了《文汇报》的陆灏，上海一个年轻人，《万象》是他编的。个子不高，但是他绝对具有上海文化人的全部特征，聪明绝顶。聪明绝顶的人也不少，他的好处在于，为人清通淡泊。陆灏是身在名利场，绝无名利心，懂得什么是真学问。这个人我佩服。他给我回了一个邮件，说王先生去世，他感到很伤心，不过，他说在元化先生面前，他只是一个小朋友而已。他说看了我的文章，认为我是元化的知音。

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想到，我跟王元化还有什么关联，对他还有什么独到的了解。你们也一定知道，当然他当过上海的宣传部部长，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学者，可是他的痛苦的经历难以想象。他被打成“胡风分子”，“胡风分子”啊！行政降六级，开除党籍，长期审查，交代问题。他哪有问题？逼得他想死。最后他决定死，撞墙，结果没有死。我特别讲这段，我说他想到死，可是他没有王静安可以从清华园走到鱼藻轩的自由。他被关闭起来了，哪有自由？他只好用他高贵的头颅撞在墙上。也许是他的孱弱，体力不够，当然，更可能是仁慈的上帝不愿意接受他的请求。人没死了，可是人变成了什么样？官能性精神病，嘴角歪斜，二目凝滞，口齿不清。到现在，你要跟王元化说话长了，他嘴角回过来，会有口水流出。这是从1955年开始，到1959年才定案的事情，定为“胡风分子”，降六级。紧接着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文艺整风、“文革”开始。他的太太张可非常漂亮，是祖芬的老师。祖芬说，这老师怎么长这么漂亮？出身名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元化之所以能活下来，跟他的妻子有极大关系。“文革”的时候，妻子受他牵连了，也被批斗。有一次批斗，张可晕过去了，居然七天不能苏醒。王元化就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你看后来的王元化，好像很风光，这段经历，刻骨铭心。

中国知识分子，哪一个没有类似这样一段经历。像江平，57年的右派，很欣赏治平的，法学家。吴敬琏好像不是。北大的王铁崖，右派，北大的大法学家。治平的职称评定，一个是王铁崖，一个是江平，写的推荐函。他当时能“蒙混过关”，评上研究员，跟这两人的推荐有很大的关系。骂王蒙的人非常多，可是你细想王蒙，那么年轻，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新疆，只不过他太有生存能力了，到新疆就学维吾尔语，跟最下层建立了联系。所以，你看王蒙现在也改不了土气，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其实王蒙的父亲是北大的教授。多少人是右派啊！程千帆先生，三四十年代的才子，被打成右派。他的右派生活特别苦，后来“文革”下放，就彻底到乡下去了。他的太太沈祖棻，才女诗人，真正到乡下做一个老太婆，天天带她的外孙女。你看她写的那个《宝宝诗》，给孩子写的诗，感人至深。大诗人写孩子诗，如同一个农民。现在的很多年轻做学问者，懂得老辈这个经历吗？轻易地就去骂人家！一点点不懂得什么叫“了解之同情”，什么叫“设身处地”，什么叫“恕”，什么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讲句心里的话，我对古人，对二十世纪的大师，对比我年长的人，颇有了解之同情，是发自内心的了解之同情。你们看我平时的语言，会有一些锋芒，文章里不见得有这个锋芒。但是，梦溪有一颗极端善良的心。我在我们研究所，有时也批评过一些人。但是，我只是就事论事，一点都不影响对他的人格的评价。可是，我的这种慈念之心，不见得谁都能懂。善念也需要善念来接应。我的善良得自于我的母亲。红楼梦研究所过去有个胡文彬，写过很多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书也出有多种。但他不容易跟本单位的同道建立起好的关系。原因在于他缺少一种不动摇的人生信念。其实他为人热情，也能助人，只是他的精神世界少了那种不可动摇的恒定性。但是他说，梦溪的心好。这是他的话，能说出这样的话，可是不简单啊。但能见善，不等于知善。知善才能积久。善能够久积，就能够知恶。那就是王阳明说的，良知的境界就开始呈现了。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良知的呈现，就是需要做到知善知恶，这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了。我说的恒定不变的信念，应该就是王阳明讲的“心之体”。

我们这个研究所，之所以有今天，其实不容易。我今天这番话，是有感而发。我觉得有人看轻了我的苦心孤诣。这是个充满虚伪的社会，说真话很难，听真话更难，世风可忧。任大援说不喜欢李零对李学勤的态度，但李零是个好人，那是他的一种观点、一种风格，有他的来历。他的来历中包括对“文革”中极坏的世风的愤恨。他的父亲叫李益三，老干部，是人大原来的组织部长，校长胡锡奎的朋友，华北方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父亲在“文革”中被整的时候，他看在眼里。他看出不少这样那样的人都不是好人。他还觉得，现在很多人，到底是不是好人，也值得观察。一个好人的标准，起码应该是能够主持正义的，讲真话的，有真性情的。能够讲情义，一刀子见血的人。所以他喜欢孔子的一句话，这句话永远不过时，就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他认为这句话厉害。可是他看到，很多人的“志”被夺了。你说他讲的没有道理吗？这个“志”的被夺，清代最厉害。明代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点“志”，虽然有羞辱大臣的“廷杖”，当众打屁股。清代一两百年的文字狱高压，知识分子已经没有精神了，骨头都没了，哪里还有什么“志”。另外你想想，我们五十年代以后历次的运动，把人整治得颠三倒四。在座的各位都太年轻了，没有经过者，绝对不知也。不只是“文革”，“文革”也是渊源有自。你看杨绛写的《洗澡》，当然笔调写得平淡，可是那里边的东西，多沉重啊！哪个知识分子没经过“洗澡”。那不是通常的沐浴，那是强迫的搓澡！所以你们很幸运，居然还可以发表文章，还有书可看。那时候，没书可看！你上哪儿去发表文章？谁发表你的文章？哪有这个园地呀。

学问提升不容易，品德提升更不容易。有些品德是天生的，不会变的。你要治平变坏，他也变不了。你教他，他也学不会。学问到了一定程度，就自己停在那儿了，没法往上提升一步了。你们大约不知道我的经历。我念文学出身，但是一度，我居然有六七年的时间没有发表过文章，不是人家不发表我的文章，是我觉得发表文章很耻辱。我当时的心情，如果我的名字出现在《光明日报》上，我简直会面红耳赤。那时候，我看不上文学。我是念文学出身，看轻文学，也就是看轻我自己。那时候我只读古人的书，读二十世纪大师的书，读王国维的书，读陈寅恪的书，读钱锺书的书，越读越觉得自己不必写文章了。后来开始写关于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钱（锺书）的文章，是积累多年以后的结果。如果说我的研究有什么独到之处的话，那是我对他们有一种真了解，有一种真同情，所谓“了解之同情”，这是陈寅恪的话，我觉得我大体上做到了。你叫我发明一个原理，建构一个什么东西，中国的人文学问，很难做到这一点。勉强这样做的，必然“蹈空”。我常常讲，学问之道，无非是借人讲话，和借符号讲话，这是做中国学问的两条途径。大多数学者都是借人讲话。哲学家中，借符号讲话的，只有金岳霖一人。

我的乐趣在于跟古人建立一种沟通，跟二十世纪的大师陈寅恪、王国维、马一浮建立一种沟通，一种内心的欢乐的沟通。他们的悲苦，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有此悲有此苦。他们在行文中偶尔有所乐，我知道他们何以有此乐，我能够讲出他们乐在何处。有一个儒家的经久不变的课题，叫“孔颜之乐”，宋儒就大讲这个主题。孔颜之乐，乐在何处？我今天讲这些话，是我内心情感的积郁。我从不妒忌人，妒忌这种情感与我无缘。所以我特别喜欢称颂别人的长处，一点一滴，微才小善，我也给予提扬。这需要有一定的胸怀和眼光。我遇到这样一个例子。黄克剑在我们所有一段时间，他的学问是比较窄的，守持的是新儒家的观点，但表达有自己的特点。他说我们每周的聚会，应该围绕一个问题，进行讨论。我说学问不是讨论出来的，我最怕讨论。有一次，他确实跟梁治平在一个房子里讨论了，讨论完了，我看我们治平，脸色都讨论白了。学问哪里是讨论出来的？学问是内心的体认和感知，是得之于心、存乎于心的东西，讨论不讨论跟一个人的学问没有直接关系。

人的相知，真了解，是很难的。我看人，主要看他的心。心能看到吗？心看不到，但心可以感知。我了解你们的心，你们也应该了解我的心。林黛玉之所以跟贾宝玉吵架，理由就是“你不了解我的心”。后来她知道宝玉了解自己的心了，在宝玉说“你放心”以后，就不吵架了。其实这是很高的要求，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奢望，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这样讲的。我之所以如此讲，是觉得我们的研究所不同寻常，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团体。你们见过几个中国文化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机构？见过几个像刘梦溪这样讲话的人？居然说，你也得了解我的心。哪一个所长能这么讲？但是，如果连这样一点期许都不愿意让我提出，我就不愿意跟大家在一起了。我可能移情别恋，自得其乐而去。人是需要精神世界的平等对待的。希望大家共同爱惜这个学术团体，用真心来对待，万不可有丝毫的虚情假意。记得方李莉走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们这里既没有金钱的诱惑，也没有权力的驱使，一切都是为了学问。学问是起点，也是终点，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空空如也。

理解人岂是容易的。已经故去的冯牧，原来《文艺报》的副主编，文学评论家，人非常好。他有一个时期是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的主管，我们曾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当时刚粉碎“四人帮”，我激情满怀，写了很多文章。后来他们叫我加入组织，要我写申请书。我说申请在“四清”的时候写过了。在陕西长安县“四清”，那是1964年，我的申请没有被批准。原因是有一个地主的儿子，会写诗，经常送诗给我看，我就跟他谈诗，结果认为我和地主的儿子划不清界限，就没有批准。后来叫我加入，是1980年，三中全会之后了，观念有很大改变。当时支部会开得很严肃，人很多，冯牧也在，很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大家讲我好多好多好话，“原来以为梦溪这个人骄傲，现在看，梦溪就是有个性，他敢于讲出自己的见解”。长期伴随我的“骄傲”也给平反了。冯牧的讲话，更有意思。他说，“有些事情我老是想不清楚，梦溪的文章，对问题的见解，有时我们也比不上，可是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怎么这样幼稚？我没法解释这个事情”。现场也没有人解释。这个谜，我带给你们。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仍然还是很幼稚。幼稚在于，我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不必藏起本心来的，而应该真诚相待，真情相待，真实相待。不真实相处，不真情相待，彼此发生关联的理由就没有意义了。可是要真情相待，真实相处，就难免得罪人。所以严格地说，我不适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本该学习李叔同，可是我的情缘未了，还喜欢女人。冯牧提出的问题，现在有解吗？现在这个问题，对我是不是没有了？其实完完整整的继续存在，最多懂得了可以躲开、避开，退避三舍，不与之周旋。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研究所，应该不避不躲，大家一起来真诚相待。如果我们这里也不能真诚相待，我们今天就是最后一次见面，我将永远不再来这里。这个要求也许很不合时宜，都是什么时代了？你还要求人家对你真？然而，如果连这个要求在我们研究所都不能实现的话，不仅我不必来了，各位有不愿意在这个研究所的，不妨也走人。你走了以后，别人问你为什么离开，你可以说，这个所长，老东西，头发全白了，居然提出互相彼此要真诚相待。人与人怎么能真诚相待呢？我做不到他这个要求，所以离开了。我不愿看到任何弄虚作假。假如这个社会是虚伪的，我们这里绝不应该虚伪。假如这个社会是利禄的染缸，我们把利禄抛到一边。学问上，有多少，就是多少。为学在己，不在乎时人的看法。不做学问有什么了不起？不写文章有什么了不起？写几篇文章或者出一本书，又有什么了不起？

这次去白鹿洞书院，本来叫“白鹿洞书院讲座”第一讲，由我来讲。当时确实不是谦虚，我说你们应该请杜维明先生，因为他对儒学，比我有了解。我的研究，不是专主儒学一家。这个地方由庐山管理局管理。之所以请我，有一个缘由，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现在庐山管理局的第一把手，叫郑翔。这是个特殊的人物，他原来是庐山植物园的主任，后来提拔到庐山管理局当第一把手。庐山植物园是陈寅恪的侄辈陈封怀等第一代植物学家建的，建得好得不得了。他当这个主任的时候，有时候一个人在傍晚，看着树，看着天，可以坐三个小时。还有三老墓，就是胡先骕、陈封怀、秦仁昌的墓，都在植物园里，他会在三老墓前待一两个小时。后来最大的机缘，是陈寅恪先生的骨灰，经过他的手，在庐山安葬。一切都玄妙已极。他说这件事神妙得难以想象。当骨灰盒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他把骨灰盒放在植物园的标本室里，他也不进去，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里边有骨灰盒放在那里。

陈寅恪的尊人陈三立的墓在杭州，陈寅恪的后人曾向杭州提出安葬杭州的请求，结果杭州方面说，那里是旅游风景区，不能安排此事。现在杭州几个大学的校长，还在向杭州提出质疑。我告诉大家一个奇迹。庐山下葬那天，郑翔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把墓槽挖好，把骨灰盒放进去，由四个人加上盖子，然后填土。第一锨土，由郑翔填的。刚往上一填，太阳周围出来一个大的圆圈，就在此刻和挖第一锨土同时出现，大家全都震惊了。我看了录影带、照片，很大的圆环。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对待未知，我们敢不敬吗？我此次南行，一路讲的是一个“敬”字。反过来讲，当今的社会，太缺少“敬”，人与人之间也太缺少“敬”，太轻看他人，太轻看外部世界。

这个轻看，跟现代的知识论有关。中国古代学问，不仅需要知识根底，还讲“道”。可是我们的现代大学建立后，大学成为知识的生产和消费的场所，传道的环节没有了。有人说，西方就不讲这个“道”。西方并非不讲，它是分途的。西方的传道，由教会承担，到今天，教会系统仍然是很完整的，神职人员的使命之一就是传道。可是，我们的“道”，就不得其传了。韩愈写《原道》，认为“道”在孟子之后不得其传。韩愈的担心，到宋代就不必了，宋儒等于重建了“道统”。宋儒把这个“道”重拾起来，重新包裹起来，建立了新的体系。但是现在，没有“道”了。由于没有“道”，知识人士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就没法对话了，各说一套。“道”从何而来？就像刚挖下第一锨土，天上出现圆环，就有道存在。我在峨眉山，进入那个佛光，也是有道存在。之所以如此，唯本人心诚。郑翔的所遇，也是由于他对陈寅恪心诚。诚能通神，诚则灵。

请问，第一锨土下去，天上出现圆环，怎么会这样？这怎么解释呀？我们只好敬畏这个未知。庐山行，在白鹿洞，我对朱子的“敬”加以阐发。还有一个收获，庐山拜陈寅恪墓，这是我极大的收获。郑翔之所以那样对我，就是因为他经历了陈寅恪墓的所有过程，他读了一些研究陈寅恪的文章。在读这些文章当中，发现这位刘先生的文章，有所不同，就产生一点什么。于是庐山管理局三次派人到我家。第一次，四个人，他的副局长，加上另外三个处长，到我家来。找我干嘛呢？请我当庐山文化顾问。我谢绝了，因为我跟庐山没有渊源，我说我真的不是客气。还有一点，我的学问资望还远远不够。两个因素都有，我不适合做。假如我在庐山住过十年，我在那里受过苦难，或者什么别的，或者我一直参加庐山志的写作，目前有一点点小名气，这些加在一起，我可以勉为其难。但是没有，没有渊源。还有，我也不是研究庐山文化的，如果我研究庐山文化，或者有本庐山文化的专著，这也有一点道理。所以第一次，我没有接受，他们拿来的庐山云雾茶我收下了。隔了四个月，他们又来了，还是四个人。他们说，他们的郑翔书记还是特别希望您能答应做我们的文化顾问。我以同样的理由再次回绝了。第三次，郑书记亲自来了。他就给我讲修建陈寅恪墓的全部经过，我内心感动得不得了。谈话中间他示意，副局长把聘书放在我桌子上了。然而，我还是说这个不能敬领。他看我讲得太诚恳，便说，我们请你到庐山做一次演讲，给庐山全体员工做一次讲演。我说，这个可以。这个再不答应，就不近人情了。后来，他们又专门来过一次，决定用白鹿洞书院的名义，举办正式的“白鹿洞书院讲座”。

我说，白鹿洞书院第一次开讲座，我还不是最合适的，比如杜维明先生，应该最合适。他说，我们找不到，我们觉得刘先生最合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四次到我家，我内心觉得，无论如何只好走这一趟了。恰好，我在那里讲的是宋儒“主敬”的理念，跟白鹿洞书院的宗旨尚能相合。朱熹写的书院的学规里边，就揭示了敬的问题。此行对我的内心，是一种洗涤。头天到达，整个下午都是在参观白鹿洞书院。参观完了，他们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江西的多家媒体向我提问。当天晚上宴请，我说我得两个字，“喜”“敬”。我说，今天到白鹿洞，我内心的一个状况是“喜”和“敬”，欢喜的喜，尊敬的敬。我一点点看碑刻，看朱子的像，使我生敬，感觉自己在古人面前，内心充满了欢悦。我去白鹿洞，得此两个字，人生好幸福啊。

第二天上午演讲，下午去拜陈寅恪的墓，第三天去修水，到陈寅恪的老家，也很有收获。那儿还有陈宝箴的举人旗杆石，和陈三立的进士旗杆石。房子就是当时的房子，中了进士以后，增加了一点房子。陈寅恪曾祖父陈卓如的墓，在房子后面的山上。房子后面是山，前面非常开阔，再往前是河流，呈“三溪合流”之势。远处则山岭环抱，绝对不挡屋宅，风水极佳。陈卓如的墓在屋后山上面，之所以这样做，是要看到自己的儿孙。他终于看到了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一般不会把祖宗的墓建在后山上。陈家的门风，在上一个百年，没有第二家。所有晚清的大吏，没有人不敬重陈宝箴。

这次庐山之行，增加了我的人生感悟，也增加了对人世的一些看法。我愿意我们的研究所里有一批真正的人，大家在一起，共享学问的快乐。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年的构建，无非是为了学术的安宁和快乐。我不愿意我们的研究所有任何一点纷扰。你（李勇——十年砍柴）是我们的新朋友，刘梦溪是一家言，你今天第一次前来观我们的“礼”，就遇到梦溪的长篇大论，慷慨陈词。我相信你已往的经历，不会听到一个单位的主事者，会当众说出这样一番肺腑之言。我是以心相许。大家不必以心相许，只要以诚相待就可以了。有诚才有敬，敬是能够维持这个世界的价值力量。

人生不容易，有一个不染尘杂的聚合之所，难矣哉！这是何等世道？利欲力势，习气蒙心！耽搁大家用餐，抱歉之至。

2008年5月12日中国文化研究所所聚，我有感而发，逞臆而谈，实不知会成此一文。当时作家十年砍柴君亦在座，谈毕已下午1时，回家路上在一咖啡店小坐，汶川大地震随即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