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30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戊子岁尾雅集”在国际俱乐部饭店举行，杨振宁、何兆武、戴逸、冯其庸、汤一介、乐黛云、李泽厚、余敦康、李学勤、李希凡、王蒙、范曾、严家炎、陈平原、沈昌文、董秀玉、于丹等师友与会，并分别作了讲话。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莅临并讲了话。本所全体人员与会。《中华读书报》《文汇报》《中国文化报》《北京大学学报》、中华书局的友人与会。主题是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创立二十周年。

会场清幽雅静，自由交谈论道，享受西点美食，并插以抽签抓彩，范曾先生准备“至乐”“大乐”“快乐”书画奖，伴以古琴家吴钊先生的《忆故人》和《阳关三叠》。或抵掌以谈，或拈花而笑，欢声笑语，乐何如之。上午不知何时而始，下午不知何时而终。会上发言及互动情形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漶漫自在如初始，老友叙旧岂云工。

刘梦溪：《中国文化》杂志，我们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已经二十年了。没有想开会。所内同仁觉得不妨有一个会。可是我对值不值得不无怀疑。开会说什么呢？一次，文化部请来一些专家研究艺术和文学工作者的荣誉称号问题。京剧名家杜近芳发言，开头第一句是：“盘古开天地，领导不容易。”那么如果我们开一个会，有人说“‘文化’二十年，如何不容易”，我们情何以堪？还是没打定主意开或者不开。前两天知道李泽厚要返回美国，我想，要么就开吧。所以今天大家就来这里了。名称叫“戊子岁尾雅集”，请柬来不及事先寄呈，各位的座位上放有一份。

《中国文化》创刊的时候，也开了一个会，二十年前，在王府井中华书局的会议室。李泽厚也参加了，当时还有金观涛和刘青峰。我记得李泽厚有一句名言，他说：“我很赞同创办这个刊物，金观涛要走向未来，刘梦溪要走向过去，我都高兴，都赞成。”他这话也许有很深的含义。我是有点要“走向过去”，我在创刊词里写，要了解今天、了解未来，需要了解过去。当时是八十年代末，大家都要走向世界，所以我说，如果世界也能走向我们，也是我们的私心所愿。二十年过去了，虽然不能说现在的世界已开始走向中国，但是中国越来越引起世界的瞩目，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今天，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想，还是把它当作一个自由的朋友间的聚会吧。因此，我们请的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朋友，梦溪本人的朋友，或者说，大家都是中国文化的朋友。在座的各位都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创办，以及《中国文化》杂志的创办，有这样那样的渊源，文化的渊源，或者其他什么渊源。

我个人首先需要感谢王蒙。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的创办，他是有力量的支持者。当时王蒙是文化部部长，李希凡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他们两个把我从一个地方调到这里来，支持我筹建文化研究所，然后再办《中国文化》杂志。在座的很多是《中国文化》的学术编委，感谢你们尽到了编委的责任，不仅当编委，还把你们最好的文章给《中国文化》发表。像李学勤先生，只要我一个电话，他很快就能把一篇新作寄来。何兆武先生，今天在这里，他的年纪可能是最长的，周岁八十七岁，虚岁八十八岁。可是大家看，他的身体很好，他最近写的《上学记》，成为一本畅销书，我们也期待他的《上班记》什么时候让我们看到。戴逸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清史专家，他也经常在我们刊物上发表文章，我想不到戴先生还曾经写过关于清代书法的文章。

我还要感谢许多人。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先生是我很亲近的朋友，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每次去北大看他们，总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种学术的氛围，使我念书问学不敢懈怠。我还要介绍范曾教授。我原来不认识他。但是我近二十年一直研究陈寅恪，陈寅恪的祖父是1895年到1898年的湖南巡抚，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晚清的大诗人。我在研究义宁之学的过程中，认识了范家，范肯堂范伯子，他和陈三立一样，是晚清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他们又是儿女亲家。范肯堂的女儿嫁给了陈三立的长子陈师曾。陈宝箴戊戌被处分以后，1900年在南昌去世，墓志铭是范伯子写的。因此，范伯子的诗，范家跟陈家的关系，我很留意。后来知道，大名鼎鼎的范曾教授，就是范伯子的曾孙。从此，我就认识了范曾先生。而且事有凑巧，他还正式调到了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天下竟有这样无巧不成书的事情，我也很感谢范先生。

当然，还有王文章院长，他现在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可是我叫部长非常不习惯，我可能永远叫他文章院长，而且平时我们说话，我就叫他文章。就像李希凡，我总是叫希凡，没有办法。最近八年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我们的刊物，能有今天的样子，得力于文章的支持。他对我们很宽谅。他了解我们研究所在学术上的一些特点。在艺术研究院的背景下，有我们这样的结构，全国没有第二家。我们叫中国文化研究所，可是有法学家，你们了解的，是梁治平先生。有政治学家刘军宁先生。法学和政治学可以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所，可能是一个有趣的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反映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胸怀。因此，我不能不感谢文章院长。

我也很感谢李泽厚，他是我私下的朋友，我们经常通电话。一通电话，我们讲的总是和学术相关的问题。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当我写《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时候，他说讲中国学术史，其实是学术思想史。有一次，好像是讨论施琅大将军，涉及一个道德取向的评价问题，他在海外有一个言论，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这个概念是康德的，但也不是谁一下子就能说得出来。否则我们就没法评价岳飞、文天祥、郑成功这些历史鼎革时期的人物。一些道德节操、道德理性，不是一下子会成为过去，而具有某种永恒性。

我也感谢平原，他现在是北大中文系的掌门，是严家炎先生之后的又之又之又之。他是《中国文化》的经常的作者。在学术理念上，我们有针芥之合。欢迎他的到来。感谢严家炎先生，他是我们的好友，好到我们现在共住一个小区。严先生的太太，是卢晓蓉，她的散文写得极佳，很快就能写一篇文章。她出身名门，是卢作孚的孙女，我很少看到一个年龄比较轻的现代女性所保持的传统美德，能跟我们的晓蓉相比。

我当然还要感谢沈昌文和董秀玉两位。他们两位是三联书店的老板，是《中国文化》最早的出版者，《中国文化》跟香港的联系，跟台湾的联系，变成三地同时出版，都是沈公和秀玉的功劳。后来我们成立独立的杂志社，自己出版了。但草创之功，我们不敢忘记。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研究所只要有活动，他们都会来参加。陈祖芬，我的太太，我也很感谢。刊物早期，她用自己的笔和健康换来了有识之士对这个刊物的支持。

吴钊先生，我们音研所的教授，他的古琴演奏，鲜有其匹。古琴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就是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的。我们音研所收藏古琴的数量和质量中国第一。我们请吴钊来，一是感谢他，二是今天大家会有幸欣赏到他的演奏。今天这样的场合，如果听他演奏《阳关三叠》《忆故人》，我们只能物我两忘了。

我也感谢过去不认识的一位朋友——张伟仁教授，他是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教授，现在客座北大，他是我们梁治平先生的朋友。我们欢迎你。还有哪位朋友我没有介绍到？噢，李晨光先生，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主任，我们即将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由中华出，晨光负责，谢谢你。

我们今天是一个比较低调的聚会，没有请电视台，没有请记者，但是我们请了三位报刊的朋友，他们不是作为媒体带着任务来的，而是作为朋友来的。一位是《中国文化报》的徐涟，她是北大哲学系毕业。我可以透露一个秘密吗？她是我们王文章院长的太太。还有一位是《文汇报》驻京的记者江胜信，也欢迎他。还有一位是《中华读书报》的，文章写得很好的陈香。他们三位，如果觉得有趣，愿意写点小文字，我不反对；不写，我们高兴的程度无减无增。还有《北京大学学报》的副主编郑园，她的到来，我们也很高兴。

还有，我们的于丹又回到了我们的研究所。她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之后，一开始分配到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六年之后，她去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后来，她走上了现在这样一条学术道路。我为她高兴。旬日之间，她把中国儒家的第一部经典，送到千家万户。当许多民众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忘记了儒学的基本文本经典的时候，她的《〈论语〉心得》是一本适时的书。这个贡献是开创性的。于丹今天来，我特别高兴。

我们文化所的人，不一一介绍了，大家慢慢认识。现在编《中国文化》是两个人，一个是胡振宇先生，他是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的公子，是编辑部主任；还有一个是秦燕春，她是前年来我们研究所的，陈平原的博士。我也许还漏掉了谁。但没有关系。请大家来，发言是次要的，“语默动静，贞夫一也”。动也可以，静也可以；说话可以，沉默也可以。那个“一”，是我们共同感悟的天地之道。更主要的，这里环境很好，等会儿，我们这里有标准不低的西餐。乐黛云先生因为腿不方便，什么活动都拒绝了，今天能来，真的不容易。是经过我跟汤先生两个人的努力，她才肯来。因此我感谢乐先生的同时，也感谢汤先生。

现在我已经理屈词穷，没有话好说了。请大家随意说点什么，什么都可以，不说也可以。已故的王瑶先生讲，“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本着王先生这句话，大家索性不说白不说吧。

王蒙：时隔二十年，又看《中国文化》的创刊词，写得还真是不错。我可能当时看得并不认真，没好好看。世界上有很多事，隔了二十年，就不能看了。而这个创刊词还真是能看，而且很好看。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感想。这么办刊物，也还不错。首先，这半年刊，就不错。我们已经习惯了月刊，最少的是双月刊，季刊都不多，半年刊就更少了。它不可能太热，居然能坚持到现在，居然还能有一个二十年的纪念。我个人非常佩服，觉得很不容易。所以，我表示祝贺。现在谈中国文化，已经有点过于热了。《中国文化》和研究所还是那样不冷不热的，一如既往地进行着。这也很难得。我感谢梦溪的邀请，我是从昌平赶来的，所以到得晚了一点。但我仍然非常高兴，非常快乐。戊子雅集，戊子年很快要过去了。能在11月30日，参加这么一个活动，也还是人生一乐，谢谢。

王文章：王蒙先生是我们的老部长，也是研究院的老院长。这个杂志二十年的时间里，能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刚才王蒙同志谈到，二十年的时间，很多东西不能看了。但是《中国文化》这本杂志，二十年之后再来看，感到它确实很厚重。二十年之前，创办这个杂志，确实难，确实是一个很有见地、很有思想的决策。

《中国文化》看上去平平的、淡淡的，但是，从二十年之前一路看过来，又是非常的醇厚、非常有味道有意味的一本杂志，沉沉的，重重的。这样的杂志，不是很多。现在的刊物，有的为了顺应时尚，有的是自身发展的要求，难免追求以迎合读者的面貌出现。但《中国文化》始终坚持一种品格、一种文化精神，很少受流行时尚的影响。这是很难做到的，但《中国文化》做到了。就像创刊词里讲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标其异。”文化很难说新和旧，新旧之间不是没有联系，而是有很多联系。旧的里面，很多可能是新的东西，对今天仍然有意义。新的也不见得一定就有价值。当然对文化艺术来说，创新永远是我们要追求的。《中国文化》坚持自己的精神品格，按照自己的办刊思想，一直这么走下来。不敢讲一本杂志对当今的文化发展、文化建设、文化创新能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但是《中国文化》确实在承继中国文化的精神，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这对当今浮躁的，或者一些时髦的浮光掠影的文化现象来说，是一种反拨。我想，这是《中国文化》存在的很重要的一项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所建立二十年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背景下，我有时候会想，中国文化研究所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同志也谈过这个问题，有段时间，有人提出，给文化所改一个名字。同时，也还有其他一些看法。但是，在经过讨论之后，大家认识到，中国文化研究所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发展来说，具有基础的意义。它的文化积淀、学术积淀和学术精神，对中国艺术研究院来说，是一个基础。中国艺术研究院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研究所，会不会有今天呈现的这样的整体面貌？我想，它会减弱很多，不会完全是今天这个面貌。至于为什么能成为我们研究院的重要基础，是因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这些学者，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所联系的中国的也包括海外的许多第一流的学者和艺术家，他们以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为纽带，形成了一种学术的力量，也可以说构建了一种共同的学术精神，这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研究给予很大的推动。所以值此《中国文化》杂志二十周年的时候，我非常感谢当时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的决策者。

有时候我想，中国艺术研究院今天的发展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包括整体的学科建制、发展的思路，都有很大的调整。但是，在八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当时这些前任领导，为研究院后来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比如研究生教育的建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的创办，其他一些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的成立等等。所以，借这个机会，我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辈领导和学者致以谢意。当然，我也非常感谢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研究所联系的中国当代的这些著名学者，他们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今天来了这么多著名学者，我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感到高兴，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感到高兴。你们的支持，你们的学术精神的影响，我们备感珍贵，使我们对明天更加充满希望。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老辈学者长寿永康。谢谢！

汤一介：我跟梦溪认识已经很多年了。他的杂志开始办的时候，我就非常支持他。一本杂志，能够坚持二十年，保持它的学术水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的杂志那么多，但是从长久的、历史的角度看，能够为后人留下一些影响的杂志，可能是很少的。我觉得，在1949年以前，能够在中国留下影响的一部杂志，是史语所的《集刊》。史语所《集刊》办那么多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材料，是非常了不起的。当然，1949年以后，我对史语所《集刊》就不太了解了，我收到的是断断续续的。但是，在1949年以前，它对中国学术水平的提高，有非常大的影响。八十年代以后，梦溪这本杂志办了二十年，从历史看来，这是一本可以留下来，让大家参考的重要杂志。在世界上，有许多重要的杂志留下来了，但是非常有影响的，也是有限的。就我的专业领域而言，欧洲的《通报》，有上百年的历史，是比较有影响的杂志。一本杂志，能够长久留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梦溪这本杂志，很可能起到这种作用。希望继续它的学术水准，办下去，不要降低学术水准。

最近参加了一些会，有一些感想。一个是我虽然没有最后参加，但是在筹备过程中参与了一点点关于马一浮的会。梦溪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也早就注意到马一浮先生的贡献了。我觉得，像马一浮这样的思想家、大诗人、大书法家，从中国来讲，是不可多得的。近代中国学者很多，像马一浮这样的学者没有多少，值得进一步研究。建议在以后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可以多发一些研究马一浮的文章。我给马一浮的会议写了一封信。过去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最后一位经学家是廖平，其实我认为，最后一位经学家，应该是马一浮。马一浮认为“六经”是最基本的东西。中国文化是怎么产生的？夏商周是怎么传继的？这方面李学勤先生比我懂得多，但是“六经”或者说“五经”，是一个源头，尽管它是由后人整理而成的。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研究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是怎么流传下来的，恐怕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建议在以后的研究中，给马一浮一定的地位。

最近去上海，参加庆祝上海社科院成立五十周年的会，讨论中提到一个问题，是关于对当前普遍主义的批评，我觉得这是必要的。特别是美国，它认为，它的价值观就是普遍的价值观。这当然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有没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文化中有没有属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我认为不能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比如“六艺”中，有没有包含普世价值的思想资源？我觉得是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希望在文章部长的领导下，在梦溪先生的努力下，大家支持，让这本杂志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刘梦溪：谢谢汤先生的讲话。我近年研究的个案除了王国维、陈寅恪，其实还有马一浮。你对马先生这样评价，我很高兴。刚才你讲到中国文化的源头经典“六经”。马一浮有一个概念，他说，国学这个概念讲得太泛了，真正要讲国学的话，应该是“六艺之学”，这是他在1938年5月，在江西泰和浙江大学的讲座上第一次讲到，这个概念没被很多人注意到。

戴逸：我今天来，没有准备讲话。这个刊物办了二十年，很不容易。梦溪同志坚持办这个刊物，能支撑二十年，确实不容易。我非常喜欢这个刊物。这个刊物有特殊的学术品格，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边，比较少，可以说凤毛麟角。很多杂志每年出十二期或者六期，在我看来，其中很多文章是空话、废话、套话。《中国文化》这个刊物，很实在，有它的学术品格，有独立性，不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不被官场市场左右。我很喜欢看，每次来了我都看。学术刊物，就是要这样，不要随风摇摆。这样的刊物太少。梦溪先生让我写文章，实在写不出来，我只写了一篇，是关于清人的书法。田家英同志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收集清人书法，达到三千件之多，包括对联、书信、手稿。他说，别人都收古代书画，我只收清代的，清代的便宜。我喜欢清代文化方面的一些东西，就写了一篇，我说这个可能符合《中国文化》的性质，不会有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边。结果刊登出来了。其实我不懂书法，完全是研究清史的需要，对清史的爱好，对清代文人的爱好而看这些书法的。我觉得，搞文化，搞学术，远离市场，远离官场，是我最欣赏的态度。

冯其庸：各位老朋友！昨天我跟希凡通电话，让他给梦溪打个招呼，告诉他我实在去不了了，昨天开始发烧出汗。晚上，梦溪给我打电话，说不少老朋友要来。幸亏今天没有烧了。我特别想念很多老朋友，借这个机会，看望一些多年不见的朋友。当然，首先祝贺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二十周年的纪念。二十年的历程，也不短，经历的困难也很多，但是终于坚持下来。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缺乏文化，而又有丰富的文化。丰富的文化是我们的传统，缺乏文化是我们的现实状况。我们研究院在二十年前创建中国文化研究所，创建《中国文化》杂志，还是有远见的。文化部有王蒙同志，院里主要有希凡同志的支持，大家讨论以后，决定建立这样一项事业。二十年的历程，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

这个刊物的方针、路子，我觉得做得也很对。第一是纯学术的，不谈其他的问题。这点很难做到，可是我们还是做到了。纯学术，没有大吹大捧，很低调。梦溪一开始就说，这次是一个低调的会。我觉得，低调比高调要好得多。这个杂志一直静静的、稳稳的、踏踏实实的，走到现在，实在是不容易。包括今天的会，布置得也让我非常欣赏。二十年的庆祝，没有大横幅、大红花，也没有大的花篮，全是白的花，桌子上的花，像天女散花一样，也是纯白的，安安静静，非常淡雅。有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今天在座的老朋友，也可以说都是君子，也都是这种风格，没有大操大办的这种情况。《中国文化》二十年的过程，就像一泓清水，在慢慢地流，不急不慢地流，永远地流，灌溉文化的田野。我想，这个刊物，这样办下去，会使我们的文化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值得回味。

刚才汤一介同志讲到马一浮先生，我想到我读书的时候，汤一介先生的尊人汤用彤先生，还有熊十力先生他们办的杂志。有一个杂志，我非常喜欢，是纯学术的，那时快解放了，一共只出了十期。但是在我心目里，永远想着这个杂志，纯粹是讨论学术的，佛学方面的更多。我觉得，这本杂志在学术界，会让人永远记在心里的。《中国文化》也是这种品格，我希望今后会办得更丰富，有更深刻的意义。我这次来，一个是来看看老朋友。刚才李泽厚进来，跟李希凡打招呼，我还问希凡，这是谁呀，他说是李泽厚。我大吃一惊，原来脑子中的李泽厚跟现在相比，差得比较大了。其他的，虽然几年没见面，我基本上还认识，像吴钊同志。借这个机会，向各位老朋友问好，希望大家都健康，希望这刊物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刘梦溪：谢谢冯老师，没想到细节您观察得这么细，观察到花的颜色，您的审美感受还这么敏锐，说明您的内心还很年轻。下面请写《上学记》的何先生来讲，怎么样？您年最长。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仅仅是翻译家，其实他的学问是一等的。

何兆武：我没有什么可讲的，现在呢，请我们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讲。（大笑）

李学勤：这是突然袭击呀，我没有做准备。昨天晚上，刘先生也给我打电话。到昨天晚上我才能说，我百分之百能出席。这几天，我正给学校的一批文物拍照，拍照的时间经常需要控制。今天上午能来，对我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刘梦溪：我插一句，他那里得了一批宝贝，是一批简牍，是不是大篆《尚书》？如果这些东西确定为真实的话，那么今古文论争中的那个古文，几千年之后又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他们专门成立一个简牍研究中心，李先生牵头做这件事。你抽出时间，今天能来，我很感谢。）这些天正筹备照相。大家知道，对文物的保护，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观点：任何的文物，只要被发现之后，不会是越来越好，最后总是会越来越差，这是没法挽回的客观事实，所以照相是大事。对于我们来说，就一定要照好，才能有助于长期保存，这是我们应尽的一点义务，能为学术界做的一点贡献，这个问题不说了。

刚才各位先生在谈，我在恭听的时候，心里有很多感想。我很有幸，从《中国文化》的第一期开始，我就写过一点东西，可以说，《中国文化》是我生活里头一个不可或离的老朋友，每次收到《中国文化》，我就好像看到了刘梦溪先生。我没有那么多机会跟刘先生请教，刘先生住东边，我们离得比较远。每一次，我看到刊物出版之后，就觉得如晤老友，就得到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说这话，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中国文化》有那么多先生的文章，那么多重要的作品，各位先生的看法也不会一致，可是，《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者，我想这是由于它的文化理想和人文胸怀。《中国文化》确实是一本具有独特学术风格和学术个性的刊物。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我说实话，现在学报出得太多了。除了新闻出版署专门对学报的统计表之外，我想任何先生都无法背出我们有多少学报。有一些学报，我从来没看见过，实际上出来很多年了，一定是我自己太浅陋。学报太多了，但是真正在学术方面有个性的刊物，能持续二十年之久，我真是想不出很多，除了《中国文化》，就很少见了。这一点，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向各位编辑先生祝贺的。

刚才重新读了创刊词，我看这个，其实挺熟悉的。还有最新一期的编后。我看这两个都引到了钱锺书先生的话，刘先生也多次谈到他对钱锺书先生的仰重。这些天，忙得要命，刚才我还跟何兆武先生说，钱先生就在我们清华校园里面，我都没有去拜访他。真是没时间，不是假的。这还请何先生和在座很多先生原谅。可是，我还是省出时间，读那本《听杨绛谈往事》，今天早上，起来之后，我用了十分钟时间，把最后一页读完了。我也认识钱先生和杨先生，可是并不熟，见他们的机会很少。就像刘先生强调的，这本杂志虽然是《中国文化》，实际上，不是只有中国文化，也包括了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实际上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特别是中西文化的冲撞和融合，有很多学者做了很好的论述。我读钱先生和杨先生的著作，他们是我们清华外文系的，学外语的，跟我们这些人完全不同，他们读过那么多外国的书，介绍过很多外国的东西。可是钱先生和杨先生本身，就是中国文化。我读吴学昭的这本书，看到钱先生和杨先生，他们主要代表的是什么呢？他们主要代表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中国文化，是我们中国学人的一个优秀传统。《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的，也是这个。刚才汤先生讲到世界各种文化的共性，我觉得，各种文化的共性就是它的多样性。如果世界文化没有多样性了，世界文化也就不存在了。我想，这也是各位可能会同意的。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李希凡：今天是《中国文化》的二十年大庆，可是这不是庆祝会，而是一个小小的座谈会。我觉得《中国文化》办得很不容易，当然，在两个王部长（王蒙和王文章）时期，还比较顺利。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太顺利的，我跟冯先生都是外来人，不是过去戏曲研究院或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老人。当时，有两个单位，一个是《红楼梦》研究所，一个是中国文化研究所，在成立的时候，都有人反对，甚至有政协提案，说要取消红学所，把《红楼梦》研究所合并到社科院的文学所去。

梦溪也经历过一些困难，他自己今天没说，特别是有一段，甚至有外边的干预。《中国文化》有很多港澳台和国外的一些学者在这里发表文章，很容易引起注意。这当然是过去的事，现在看来，《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跟时下的那些东西没有一点联系。它的品格，经过二十年的考验，摆在这里了。我祝贺这二十年，也希望这刊物继续办得更好。我现在眼睛很成问题，自己的求知欲也不是那么高，所以《中国文化》的文章，我是挑着看的，不是所有的都看。我跟李（学勤）先生的老师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有一定的渊源，可以说，我的启蒙就是在那里开始的，赵纪彬写的范缜、王充，都是我笔录的，所以我对《中国文化》发表的有关先秦诸子的文章比较注意。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中国思想通史》的几位作者，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我不是《中国文化》的忠实读者，但是，我是忠实的支持者。我在位的时候，梦溪的要求，除去我不能满足的，我一概都满足他。今天走过二十年了，将来，梦溪还应该培养接班人，能够让它继续下去。我祝贺这二十年。好了！

陈平原：我想，纪念《中国文化》创立二十周年，应该先祝贺中国艺术研究院。这句话怎么说呢？说实话，在文化所创立之前，学术界并不把艺术研究院当作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学术单位。换句话来说，艺术研究院在一些具体的学科、在“技”和“艺”方面的研究上贡献很大，比如美术、音乐、戏曲，但是在大问题上，比如思想、学术、文化，一般来说，大家会觉得，各个重点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做这方面研究的，而且有比较多的人才，大家不会觉得，艺术研究院也会关心这方面的问题。有了中国文化研究所以后，我们才知道，讨论中国现代的思想和学术，必须把中国艺术研究院考虑在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当时的文化部和艺术研究院的领导，下这盘棋，很高明，虽然人不多，就这样几个人，但起码让他们跟主流学术界能够对话，跟国外也能交流，就不会长期游离于主流学界之外。“技”进乎“道”，用中国文化做桥梁，我觉得，这很聪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这其中有很多的曲折，但是外面看不出来，外面能看到的是，艺术研究院也有文化。这是我第一个要祝贺的。

第二个我要说的是《中国文化》杂志。我自己也办杂志，也有兴趣，跟刘先生有很多交流，细到用什么纸，用什么字体，包括怎么做广告，都讨论到了。这个杂志最大的特点，跟其他杂志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参差不齐。这个杂志里的文章，按照今天的所谓学术规范来衡量，恐怕有一些不大可能发表，它们很大程度带有个人的性情在里边，是学问，是文章，同时是性情，没办法被归纳到现在这个日益僵硬的学术体制里面去。所以，你会发现，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一个学术杂志里边发文言文的。你会发现，刘先生的办刊宗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认人而不是认文”（刘梦溪：有时也认文不认人）。认人，就是假定这位先生有才华，有学问，不管你什么文章，我都登，不会按照一般杂志搞匿名评审。这一点，明显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学问的尊重，对作者的尊重，以及对文章的尊重。回过头来看，这里边的文章不见得都精彩，但是每一期总有可读的，比起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学术杂志基本上不可读，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推荐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它的专业水平有多高，不如说这是一本有性情的、有文采的学术杂志。这一点，将来会留下来。比起我们现在绝大多数通过匿名评审，非常规范的学术论文来，这很不一样。

我记得，当初办《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紧接着办《学人》。当时，刘先生跟我说了一句话，记忆很深。他说，你们的路子不能走得过窄，不必自外于现行体制。我不知道刘先生还记不记得这句话。当时九十年代初，我们年轻气盛，特别强调“学在民间”，尽可能在体制之外做事情，尽可能跟体制不发生关系，我们自己来做一些事情。确实也这样做了，而且做了很长时间，后来逐渐知道刘先生的深思远虑，依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个大框架内，然后又保持自己的自主性，有类似民间的特点，又在体制内，有很多活动空间。我们一开始就决定不进入体制，在某一个特定时期，我们发挥得很好，在学界也有号召力，可是到了一定时候，就出现了问题，比如人的问题，很多技术的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可以把各种有才华的人聚集在一起，这在体制外根本做不到，过不了两天，有才华的人就被别人挖走了，你就没办法再做。(www.daowen.com)

当初，我们强调学在民间，不愿意体制化，还有一个想法是，不考虑体制内的评价体系。刘先生很早就申请了正式的刊号，有了正式刊号以后，中间断了一两年还可以继续出。我们办《学人》，没有刊号，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随着政府管制越来越严，民间学术的生长遇到很大的困难。一个刊号就可以卡死一本杂志，在没有刊号的杂志上发的文章，不能进入学术评价体系等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二十年前，刘先生提醒我不必拒绝体制，在体制里边，依旧有很多空间，独立性照样可以保持。后来，我们发现，刘先生说得对。艺术研究院给了《中国文化》活动的空间，依旧保留着自己的学术个性，没有被泯灭。这一点，非常了不起。做学问很难，做学术行政工作也很难，做学问兼做行政工作，难之又难。既做学问，又做行政工作，而且举重若轻，实在让我很羡慕。谢谢！

刘梦溪：开头没听见，不过我谢谢平原，你有一句话，让我没有完全想到。你说，我们这刊物，如果还有什么特殊的话，就是我们有其他杂志所没有的性情。你说得很对。我们确实对一些特殊的学人，文章拿来就发，比如缪钺先生、张舜徽先生、程千帆先生，他们年长，我也知道他们身体欠佳，我就希望他们的什么东西都放在这儿。其实他们只要写，没有不好的文章。而且还有一个秘密，我们会给他们很高的稿酬。对一些身体欠佳，家境艰窘的作者，我们都会这样。我还告诉你最新的消息，从去年开始，《中国文化》杂志按时出版，邮局发行，北大中文系可不可以订一本？（陈平原：没问题!）（笑）

范曾：梦溪兄办《中国文化》，有悲壮之感，经常让我感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困境。你刚才开玩笑说自己“理屈词穷”，其实也有弹尽粮绝的时候。可是我们梦溪兄坚守不殆，而且一期期出来，这让我感到文人的风节，所以我说有悲壮之感。现在是一个声光影像蓬勃于世界的时节，在这个时候，文字逐步被赶向边缘，边缘化好像会成为一个趋势。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文化人能够想一些办法，譬如于丹，她能够为千百万群众开一个方便法门。开方便法门，一个人得先入门，先知道这里头有意味，对不对？这个，功德无量。再加上有汤一介先生这样一些人，炉火纯青，深谙微妙法门。有方便法门，有微妙法门，何患国学不传？

有人讲，中国文化对世界没什么影响，这是英国伦敦一个市长在中国奥运会时发出的胡言乱语。当时我在欧洲报上讲，英国的文化倒是对世界有影响，譬如通过东印度公司，曾经推销过鸦片文化，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影响。所以，我讲要谈中国的文化，人们都会讲，这是农业社会产生的文化。当然，先秦诸子哪里会用蒸汽机，更不用说信息技术。可是我们知道，文化一定有恒久不变的东西在里面，譬如讲美丑，譬如讲善恶，譬如讲道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最后讲到，我心头升腾起两个词，一个是星空，一个是道德。这不正说明一个恒久性的东西存在着吗？这恒久不变的东西，不正是我们今天应该坚守，我们中华文化能永葆绝美的原因吗？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值得自豪的。可是也要看到，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不能豪言壮语太多，的确，我们在文化上还势单力孤。很糟糕的杂志，人们抢购，越好的杂志，人家越不看。好东西的销路不像那些垃圾那么好。这是目前的一个现实情况。可是我想，坚持就会有成效，所谓“力行近乎仁”。

刚才梦溪兄讲“理屈词穷”是开玩笑，我为《中国文化》二十周年，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中庸与世在，当知任重而道远”，下联是：“大学有人传，何曾理屈又词穷”。

刘梦溪：范先生善撰联，这是他家的祖传。他家从明代到清代十三世，每一代诗文不断，代代都有诗文流传。

大家不知是否已经注意到，我们这个讨论中国文化的会，放在一个西味十足的酒店来开，连环境布置，都是西式的。我觉得研究中国文化，不能认为只有中国文化才是好的。学问的大背景，是全人类的思维成果。钱锺书先生有一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他主张人类有共同的东西。乐黛云先生研究跨文化沟通，你在此刻、此时、此境当中讲，会有特殊的意味。

乐黛云：我就讲一点吧。每一次梦溪和祖芬邀请的聚会，我是非常喜欢参加的。他们开的会，别有风趣，每次都有小礼物，做游戏，大家非常亲切，非常好玩，非常热闹。虽然这次我的腿非常糟糕，很出洋相，做出一副贾母的态势，两边有人搀着，很可怕的。可是我还想来。他们伉俪二人做的事都非常风趣，非常有性情。

对这个杂志，我非常看重，我写得最好的文章，才敢给他们。在《中国文化》上，我才发了两篇，一篇是关于中国现代保守主义的，发在第一期上。我今天见到了这一期的目录，赫然在目，非常高兴。那个时候谈的是关于“五四”运动，谈的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以及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三派的张力才产生了“五四”的繁荣。这篇文章刚写出来的时候，不是很多人能接受。我寄给梦溪，他说很好，就发了。这是我写的一篇到现在还有影响的文章，别的文章废话很多，不好的也不是没有。另一篇是《〈再生缘〉的再思考》，我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主张，但不敢说是接着他来写的。通过对陈端生和她的《再生缘》的研究，谈女性在中国的地位，这是真的下了功夫的文章，我才敢给。一般的文章，我不敢给，所以很久没有给他们文章了。这是我很尊重的刊物，我喜欢的刊物，我感到是好的东西，才贡献给她。

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这个刊物？我非常服膺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的主张。他认为，我们首先要把中国文化的基因搞清楚。中国文化有什么特点，特点在什么地方，现在并没有搞得很清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工作，来梳理澄清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做了很有效的工作。把中国文化的基因搞清楚，这一点很重要。他说的第二点是，对文化，要有现代人的解释。只是把原样的东西搬出来给大家，这个意义不大。必须要有现代人的诠释。这一点，《中国文化》也做得很好。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这一点不是很重视。但是只要看看《中国文化》的目录，就可以看到很多文章，谈的是今天的人怎么看待古代的问题。相当一部分文章是探索中国文化的基因，这是很深入地钻研。另外一些文章是讲，我们今天的人怎么来解释过去的文化。费先生第三点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文化在现在这个文化转型时期，在全球化的过程里边，在世界文化重构的形势下，怎么样把中国文化摆到一个合适的地位，让它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是一般人所讲的“文化输出”。我非常讨厌“文化输出”这个说法，文化是不能输出的，只能放在人家面前，让人家来选择，人家觉得有用，觉得好，能解决他的问题，他就会接受。如果他不想接受，你再怎么输出，再怎么灌输，也没有用。

最近，我对一件事情很有感想。孔子学院向全世界开放，最近要在北京召开全世界孔子学院负责人的大会，很是轰轰烈烈的。可是，我觉得，这里边的方针政策是值得探究的。我有一个学生，是法国巴黎一个大学的教授，挺有学问的，后来请他当了巴黎孔子学院的院长。他的方针就跟别人不一样，他认为，在国外讲中国的东西，应该让外国人一起来讲，不能只是听孔子学院一般的老师讲一般的话，必须要请法国最好的汉学家来讲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他第一个请的就是汪德迈，巴黎的第一大儒，请他来讲孔子学院开讲的第一课。他们设立了一个系列讲座，请法国最有名的汉学家来讲中国文化。我觉得，这个路子比较对。费先生强调的，要把中国文化置于全球化和世界文化重构的正确位置上，让以后的文化重构中有中国的声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非常重要的任务。

这三点，《中国文化》都在做。对中国文化基因的研究，《中国文化》做得很出色；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诠释，这里也有很多新篇；关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我觉得梦溪也做了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自觉地做，比如他访问了海内外一些有名的学者，比如余英时、史华慈，看他们对一些问题是怎么看的。这样，至少是一个开始。中国文化在全球的文化重构中，应该亮出什么东西。上面说的三点，费先生说是一体的。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文化》是非常赞同的。我做的只是一小块，比如讲跨文化的沟通。我比起《中国文化》的功力，还是很不够的。我没想到今天的聚会是很严肃的、非常学术的聚会。我一向改不了自己的性格，到了七十岁以后，就更不想改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常常是出言不逊，不太合调，我很抱歉。

这次我很高兴梦溪专门请了于丹。对于将来文化发展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精英的东西怎样与大众的东西结合。现在不可以不管大众，只研究精英的东西，那是不够的。怎么让精英研究的成果，为大众所接受，这一点于丹做得非常好。当然，她也受到很多攻击，这次去南京、杭州，我听到很多对她负面的评价，我总是跟他们解释，告诉他们不应该这么讲。这次能请来于丹，我特别高兴。精英和大众的沟通，是当前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课题。现在的流行歌曲，怎么不把我们那些历史上最优美的诗歌，《诗经》里的情诗放进去呢？应该是可以贯穿进去的。这些很需要人来做。《中国文化》不妨向这边稍微倾斜一点，我觉得还是会有好处的。最近的这一期，已经展示了这样一种考虑，我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刘梦溪：谢谢乐先生。你注意到没有，大家很愿意听你讲话。你有很开阔的思想，不局限于单一的义理。1999年，我在哈佛大学，跟史华慈教授有一个对话，当然，主要是我提问题，他来讲。我们平常都觉得，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还能思维吗？但是史华慈却提出，语言对思维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重要。所以，语言不通，可以谈恋爱，跨文化沟通完全能够成立。

沈昌文：我非常支持《中国文化》，不过，有一点是遗憾的，《中国文化》上边经常有“拉丁文”，我看不懂，包括这次的邀请信，我看起来就跟看拉丁文一样。过去我在《读书》杂志的时候，有个同事赵丽雅，当时她是我的部下，凡是我看不懂的“拉丁文”，就请她翻译成白话文，我就懂了。我做出版，差不多有五十五年了。我刚做出版的时候，好像是编辑领导作者，觉得很光荣。1953年来了一个新思想，那个时候我还很小。那个新思想的提倡者，可能大家对他各有评价，不管他了。是胡乔木同志开始在三联书店提出一个观念，“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我接受了这个观念以后，很高兴。我的出版工作，从这以后，基本上就做下来了，特别是1986年我主持三联书店以后，跟董秀玉女士，基本上奉行在座各位为衣食父母的方针。这样做下来，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开展起来。我非常乐意参加今天的活动，梦溪兄不仅是我们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我已经退休了，已经不便为衣食父母张罗，可是我的衣食，特别是食，有的时候还非常需要。梦溪兄每次有食的机会，一定找我，我特别高兴。

像《中国文化》这么一个杂志，能够坚持下来，在我们出版行业来说，是一个奇迹。这个二十周年，今天有记者在座，我很希望记者朋友会后很好地采访一下，因为这是杂志界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包括刊物如何成长，梦溪兄如何行事，还包括在座各位如何支持。这是非常值得写的。会前，我跟于丹女士讲了几句话。我尽管不懂中国古典，看起来就跟“拉丁文”一样，可是蒙党的信任，当年“批林批孔”开始的时候，把我找去了，我是“批林批孔”前门饭店会议做记录的人，在那里做了几个月的记录。所以，一讲起《论语》，讲起孔子，我简直“恨之入骨”。听了于丹的讲话才知道，原来还可以这样读的。我年纪大了，搬一句老话，于丹的老爸我也见过，当然他比我大，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已经是我们行业的前辈了，所以，我听说是于丹，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十个博士八个博士，我都表示支持。因为我有过“批林批孔”的一段经历，现在看到有这样讲《论语》的，我特别高兴。

我也知道于丹过去是梦溪兄的同事，刚才于丹很客气地说，不是同事，是部下。同事跟部下是一个意思。这说明，当年《中国文化》的生长，有各种力量的支持，这是出版行业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值得我学习，值得我的同事董阿姨学习。梦溪兄那么执着来做这个事情，尽管风险非常大，我们从一开始还就表示支持。想不到能够支持到今天，而且越来越辉煌。大概梦溪兄不喜欢“辉煌”这个词，我想不出别的词来，越来越精彩吧。我觉得，这是值得祝贺的。我很希望我的同行，把这二十年的历史采访一下，写成很精彩的报道。谢谢各位！

刘梦溪：谢谢沈公。《中国文化》最早的出版人就是三联书店，昌文先生是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往事历历。后来沈公从位置上退下来了。我做事情，有点像《红楼梦》里不被看好的人物花袭人，遇着谁都愿意有始有终。也有点晴雯似的“不忘旧”。尽管沈公、秀玉都退下很多年，只要有什么活动，沈公、董总，都是必请的。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当我要请一些特殊的客人，我知道的饭店不那么多，只要给沈公打一个电话，问他这件事应该在哪里。他说，这件事恐怕有几个选择，一个这儿，一个那儿，然后告诉我，可能哪个更好一些。京城了解饭店的第一人，要推沈公。昌文先生，我这样说不算溢美吧？

董秀玉：我不善于说话。我想，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一个杂志的性格，就是主编的性格。我看《中国文化》的二十年，就是看刘梦溪的性格。一个，是他低调，这个杂志也是这个风格。对这个杂志，我的感受是，它学术，它名士，还有一个是它性情。这基本是梦溪的性格。这个中间，它有很多坚持，能够坚持二十年，把宗旨非常低调地坚持下来。而且，这种坚持，不管东南西北风，不管刮什么风，它还是它的宗旨。一个学术杂志，能办下来，而且能够一以贯之，没有这种坚持，没有这种低调，大概很难做到。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什么风都有。想想，这二十年，刮了多少风，梦溪的《中国文化》始终坚持深入的学术研究，值得我们学习。谢谢！

刘梦溪：谢谢秀玉，你这样讲，我不敢当。三联书店是一个特殊的结构，昌文先生、秀玉，他们都没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他们是最优秀的出版人。沈昌文先生的英文完全是自学的，他退下来之后，写的三四本书都畅销。秀玉也没有什么学历，但内地三联、香港三联的总经理，她都担过纲，也是《读书》杂志的主编，她亲近学术，亲近学人。《读书》杂志、三联书店，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集散地，一个集散码头，说是园地，好像还太小了。

张伟仁：刘先生让我讲几句，实在是非常冒昧。今天，我是一个不速之客。我跟梁治平先生认识，是二十年前，我在纽约大学教书，当时治平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可谓倾盖如故，我比治平虚长几岁，但是对他的治学、精神态度和治学的成就，非常敬佩。知道有今天这样一个盛会，他问我要不要来参加？我觉得，有一点胆怯，因为，我从治平那里知道，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朋友都是前辈的硕儒，这个目录上的文章，我大部分都看过，虽然我是学法律的，我小时候读私塾，读了十几年，所以我看得懂“拉丁文”。

各位前辈都谈到了这个刊物的重要性，尤其有几位先生把它跟史语所出版的《集刊》相比，我自己作为史语所的一分子很高兴，当然史语所出版的时间更久。说实在的，文史方面的杂志，能够与《集刊》相提并美的，也许就是这个《中国文化》了。

大家谈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如何发扬我们的文化，我也一直有很多的感受。我在国外读完书，回到史语所工作，傅斯年先生那时是我们的所长，他问我学到些什么，我说，我在国外混了几年，学了什么东西，我实在答不上来。他就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你是学法律的，想要来做法制史的研究，我才聘用你。你要记得，法制史研究，除了对中国固有的文化加以整理，假如你有能力，再加以阐述发扬，假如更有一点能力，我希望你好好地把中国的法文化介绍给世界。这是非常重的一个担子，我在勉强地挑这个担子。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听好几位汉学家讲中国传统的法。我听了许多，觉得很奇怪，好像中国不应该有这样奇怪的做法。比如一个很有名的汉学家说，中国的公决，就是皇帝在死刑名单上画个圆圈，圈上的人都得死，或者说是被朱笔碰到的人就得斩。我当时就在想，有这样子奇怪的做法吗？后来我到了史语所，知道了死刑名单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我记着傅斯年的话，花了将近二十年，写了一本书，讲我们中国的法制史是怎样，就是要给外国人看的。现在，我正在写一本书，是要给我们中国人看的。我这话说来，好像是狂妄自大。我这几年在国内，在清华北大的法学院上课，确实发现，现在的学生对中国文化疏远很多了。所以，这次答应治平的邀请，来跟诸位前辈见面，非常仰慕各位对中国文化的努力。李泽厚老师的书，我很早就读，李学勤先生每次去史语所讲座，我都尽量去听。我再说一遍，在中国，要说文化方面的杂志，一本是这《中国文化》，一本是史语所《集刊》，我都不会忘记。谢谢刘先生，谢谢各位！

刘梦溪：谢谢张伟仁教授，不过你讲的，我们不敢当。史语所《集刊》是老一辈学者创办的，我们不能望其项背。不过，我们得到了一个启示，傅斯年先生当年在史语所《集刊》上写的“旨趣”，对我们的研究，对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建构，都是起了作用的。

我介绍一个人，余敦康教授，他今天在北大讲课。我跟他相约，今天派一个本所的人，把他从讲台上请下来。他的课一定没有讲完。在学术界，余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人。他的性格也跟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一样，很有性情。他早年研究中国哲学史，宗教方面，近年有所转向，主要致力于《周易》的研究。

余敦康：我刚来，就不讲了吧。

于丹：谢谢刘先生！我今天在这里，是最小的小字辈，晚生后学，能够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场合，见到我最崇敬的、中国文化学术界最顶级的泰斗们，应该说，我今天诚惶诚恐。按说，我今天只有致敬和倾听的份儿，没有我可以讲的话。但是我跟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渊源实在太特殊了。我今天是把自己作为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个“副产品”，向各位前辈汇报一下，它对于我的生命而言，是我少年启蒙的精神养成。

我们说人生的际遇，有时候会说到人与人的相逢，会相逢恨晚。有的时候，人与一处风景，与一个职业，一本书，包括一杯茶，这样的相逢也都可能有相逢恨晚之感。而我跟中国文化的这种渊源，恰好是我生命中最蓬勃的时候，所以我得以被它成全。今天是《中国文化》创刊和中国文化研究所创办二十周年的纪念，我是在1988年转过年来的。1988年的夏天，我刚好硕士毕业，来到这里，当时叫作中国文化研究室。刚才，我还跟治平兄说起我们最早的那个精神家园，现在已经修缮一新，成为向公众开放的一个游览场所，它就是恭王府。那个时候，走进恭王府后面那个大院子，旧旧的那个大木头楼，我们要踩着吱吱呀呀的旧木板，走上二楼，在最西边拐角的一个地方，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就在那个办公室，每周二，我们推开吱吱呀呀的门。每个春天，透过后面那个雕花的窗户，可以看见蓬勃的紫色的泡桐花。那个地方，夜晚安静到可以听见泡桐花落地的声音。那个地方的油漆都是斑驳的，趁着阳光，逆光望去，能看见浮动的尘埃。那个时候，刘先生率领着我们这些人。哎呀，那个时候的感觉，就像魏晋名士的清谈，无所谓上班。从那个时候，我们每周二就有饭吃。刘先生从那个时候就有饭局，不过听说后来饭局的规格越提越高了。

那时候大家来呢，就是聊一聊。聊的是什么呢？我一直觉得，走进那个研究所，在那里浸润六年，我见识了各位大家的文章，我知道了各种观点，也在刘先生指导下，读了一些书，可是这一切的一切，总和加起来，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地方给了我一段文化的情怀，以及文化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它不是游离于我们自身的一种职业化的、外在的饭碗，而是我们精神中最深刻的支撑与救赎。这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我读书的时候，是学先秦两汉的。到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刘先生指导我，开始读陈寅恪，包括马一浮先生的东西。我还记得刘先生跟我讲冯友兰先生的文化态度，“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态度。我到现在，受那个时候的濡染，岁月越长，越知道它在我生命中发酵之后的那种力量。我是在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墙上，第一次看到张载的《西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还是一个很幼稚的小姑娘的时候，这四句话对我来讲，仅仅是一种振聋发聩的震撼。但是要走过二十年，它真的会在你的生命里发酵，变成一种气息，濡染着你整个血液中的那种成长，成为文化的基因，才逐渐知道文化的使命与担当。

我当年在做一些什么事儿呢？我看这些文章的时候，受一种陶冶，我是被中国文化的气场养大的。在这里，文章本身，观点本身，都不重要，关键是，它能化入你的生命。我记得，在1995年的年初，那个春天，我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刘先生派我去李泽厚先生家约稿，他的《〈论语〉今读》还没有出来。我那个时候是多么不职业化的编辑，去了以后，完全没有谈稿子，像一个小粉丝，跟李先生大谈我在高中时候读他的《美的历程》。那是一番什么样的感受呀？我现在跟学生讲《春江花月夜》的时候，我仍然可以清晰地想起李先生当年写的张若虚那种少年轻愁般在流光中的喟叹，那种甜蜜的忧伤，以及他写的那些汉代的雕刻、宋代的庭院，一路行来，旖旎如新。然后李先生就开始激情澎湃地跟我聊天，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谈稿子，尽管最后我抱着厚厚的一大摞稿子回去。我多么怀念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没有电子文本，我们可以看见各位先生的手迹，可以看见一个一个中国字，包括那些地地道道的沈先生说的“拉丁文”。因为我记得，很多手稿是竖写的，里边有繁体字。所以我到今天，仍然不习惯于这种电子文本，我还是怀念那种墨香，那种捧在手里的稿子，沉甸甸的质地，和它给你的安全感。那是一种家具上檀木的味道，那是一种真正中国文化的气质，它从容，它适合这个刊物的名字。我今天又看见了“中国文化”，这四个字没有什么装饰，写得就是这样雍容雅正，素朴庄严，一路走来，二十年。

中国文化给了我什么呢？给了我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我当时就在想，什么是文化。我就去查，我还问了当时的一位同仁傅道彬老师，问他，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给文化一个最庄严的解释。后来，我就一直记住了《周易》上最初的那句话：“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是我当时拿着《中国文化》专门去找的。后来，我才明白，文化其实是一个动词，最重要的，是“文而化之”，它要有一种精神的凝聚，价值的确立，以为信念，以流行天下。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试图以一个晚生后学的生命热忱去为中国文化做一点点事情，可能因为年轻，所以我胆子大，我尝试的很多东西是一己心得，很不够严谨。我最感动的，是今天，在这个场合，让我能够肃穆地道一声“谢谢”。因为在座的各位先生，你们是中国今世最有资格挑剔我的人，但恰恰是你们站出来呵护我，包容我，支持我。刘梦溪先生、汤一介先生、李泽厚先生、余敦康先生、冯其庸先生、沈昌文先生，今天在座太多位先生，在不同媒体上，长篇大论支持我包容我。今天我听到范曾先生、乐黛云先生也在这样说。我想说，其实先生们支持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敢去做这个尝试。因为，我觉得，当年看张载的《西铭》，觉得“为往圣继绝学”，这个“继”字，该怎么去继呀。其实，我学得太浅陋，在这个地方，我根本不敢谈学问，我有的其实就是生命的热情而已。

因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把我陶冶成它的一个“副产品”，我的这个生命热情，是我面向学术的一种真诚。前不久，汤一介先生赐给我一幅珍贵的墨宝，汤先生写的，也恰恰是这句话：“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会把这句话作为我的一个座右铭。今天，我是把《中国文化》的“副刊”，摆在这里，接受大家另外一种指导和检阅。刚才范曾先生说，《中国文化》上大家的文章，是中国文化当今研究中最权威的精妙法门，那么像我，如此浅陋冒昧的一个少年书生站在这里，想要做事，把我当作一个“副刊”，如果各位大家给梦溪先生赐稿，那么大家就给我赐教，我会用我的后半生，真诚地做事。我希望有一天，像各位前辈一样，白发苍苍，在这里的时候，我也还能够用自己的生命，对中国文化做一种回报。谢谢老师们，谢谢梦溪先生！

刘梦溪：谢谢于丹，你讲的叫我们很感动。于丹说的不是“拉丁文”，但是也很雅。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法请所有的人都来发言，现在请杨先生讲几句。

杨振宁：梦溪兄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午餐会，我想了想，觉得应该参加。五十多年前，在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次公开演讲会上，我曾经讲，我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共同的产物。这个话，不是随便讲的。以后我在美国住了五十多年，现在回国来，又住了五年。这五年，我吸收了很多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所发展出来的新气息，我自己从一个外行的立场上，觉得这个影响非常之大。

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这五年，就经常在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句话有非常深的意思，而且有种种方向的发展。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全世界也都知道的，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大国的高速经济发展。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现象，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这是一项需要深入研究的题目。我再想到，中国的科技发展。前天，我去天津大学，坐了新的高速列车。有位张姓的副总设计师，向我介绍了高速铁路详细的设计情况。前些时候，我去北大医院看牙医，我问大夫，我坐的椅子是不是国产的？大夫说不是，是德国产的。我说，为什么不买国产的？他说国产的做得不好。我就不懂，为什么我们火箭能够上天，而做不好低科技的东西。我说把这个问题向这位张副总设计师提出，他说这里头有非常重要的道理，这些道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急迫的研究课题。梦溪兄请了各个领域的人来，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前景的影响，是一个做详细研究的题目，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谢谢！

刘梦溪：谢谢杨先生！你的讲话，提出了一个很深的问题。为什么火箭可以上天，最高的科技可以发展得不错，而一些日常的科技，却发展得不好，这是什么原因？李泽厚可以给我们讲讲吗？（李泽厚：事先说好的，我今天不讲了。）这个题目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那么，发言到此结束，先休息一会儿，然后用餐。国际俱乐部的西餐，在北京是很有名的，各位不妨一尝为快。

此雅集之发言系《中国文化》杂志助理编辑廖齐先生根据录音整理，复经本所周瑾博士校正，原载《中国文化》2009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