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11日，我以《中国文化》编辑部的名义，在上海召集学术座谈会，地点在东湖宾馆，上海各方面的文史专家和著名学者二十余人与会，有谭其骧、顾廷龙、蔡尚思、苏渊雷、冯契、贾植芳、王元化、钱伯城、王运熙、章培恒、朱维铮、徐鹏、汤志钧、唐振常、黄裳、邓云乡、余秋雨、孙逊、赵昌平、王小盾等。大家围绕《中国文化》的办刊宗旨及如何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包括怎样解决一些学术难题，展开热烈讨论。

近年致力于禅宗史研究的苏渊雷教授首先发言，他说文化本身有承继性、吸收性、创造性。承继是历史的传统，吸收是时代的潮流，创造是民族的形式。人类只能在历史提供的条件下自由创造。文化遗产的承继，是生物学上自然遗传的意味，不是社会学上法定继承的意味。在今天，要想建立一种与传统绝缘的新文化，实在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对《中国文化》的宗旨和风格表示赞许，希望循此以往，走一条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学术路向。

蔡尚思教授重申他对儒家思想的一贯看法，不赞成对儒家搞虚无主义，但强调孔子以外有比孔子更好的人。他说孔子最不肖的弟子是颜回，子路就比较好一些。有人说孔子有平等观念，这是胡说八道。过分强调儒家中心，是只看朝廷，没看朝廷以外的地方。章培恒、唐振常教授认为对传统要做分析，不应一讲传统就是儒家。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主干？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绝不是好东西。不能走向一个极端，以为可以纳入传统思想文化里面的都是宝贝。谭其骧教授插话说，现在算命、问卜，看阴阳宅，不得了。冯契教授、汤志钧教授说，对近代的传统应该重视，不要一讲传统就是古代的。古代文化发展到近代，增添了许多新内容，里面有大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王元化教授肯定《中国文化》重视个案研究、具体研究的做法，同时建议对各种学术思潮也给予注意。他说有人赞许中国的宗法制度，他个人对宗法制度一无好感。台湾有些学者高度评价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到底基于什么原因，应加以研究。朱维铮教授说，历史首先要问是什么，然后再问为什么。因此，他深感学风问题实在重要，学风不正，学术成果必然要打折扣。他建议《中国文化》不妨讨论一下“经世致用”问题，明清以来这种主张风行一时，但“经世致用”能否作为判断学术是非的标准？用它来区分知识分子进步与否，是否合适？冯契教授说，从事学术研究，应该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

王运熙教授提出，文化研究有各种角度，《中国文化》的内容可以更开阔一些。余秋雨先生建议，刊载一些有关俗文化的考察报告，让人知道各个地区的中国人到底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黄裳先生希望注意文献的搜集。赵昌平先生主张对牵动大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www.daowen.com)

座谈会自上午9时一直进行到12时半，气氛热烈，思想活跃。中午便餐，大家仍在讨论、争论。我本人深为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学术热情和学问精神所打动。

1991年12月5日整理、载《中国文化》第4期

附记　1991年9月11日在上海召开座谈会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有照片，能看到各人坐的位置。长方形的会议室，四周是沙发，沙发前是玻璃茶几。我的位置在进门处横摆的沙发上，邓云乡先生和我坐在一起。左边依次是黄裳、唐振常、徐鹏、苏渊雷、谭其骧、朱维铮；右边依次是王小盾、钱伯城、汤志钧、顾廷龙、冯契、蔡尚思、贾植芳、王运熙；对面窗前沙发上自左至右为章培恒、王元化、余秋雨、赵昌平。孙逊拍的照，所以照片上没有他。后来上海的朋友说，即使上海本地的学术单位召开会议，也不容易到这么全。可是时光荏苒，转眼已过去十七个春秋。更令人感慨的是，参加座谈会的诸位前辈，谭其骧、顾廷龙、苏渊雷、冯契、唐振常、邓云乡六位，已经离开了人世。抚今追昔，不胜感慨云尔。2008年9月8日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