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不久前举行了一次《中国文化》创刊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的学术顾问和对本刊的创办始终给予热切关注的资深学者二十余人莅会。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先生、香港中华书局助理总编钟洁雄女士，分别介绍了《中国文化》在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出版发行情况。没想到这样一本专业性很强的纯学术刊物，还拥有那么多读者。大陆版第一期印两千册，很快销售一空，于是第二期起改印三千册。

季羡林先生在发言中说：“《中国文化》的出版，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有人断言这个时候它不该出，本意是说它出不来。现在出来了，还能够脱销，不能不让人惊奇。看来不能低估中国读者的眼光。”吴组缃先生说：“文化和历史是伴生物，没有文化的历史和没有历史的文化都难以想象。不了解历史，讲爱国主义就缺乏依据，讲唯物论也靠不住。”舒芜先生说：“电视里播历史剧，总以为可以获得一些历史知识，但常常扫兴关机。比如有个剧本，演到鲁迅要辞职，别人挽留，一口一个‘树人兄’，应当是‘豫才兄’嘛。又如总督称自己‘卑职’，这都是闹笑话。”因此他们赞成本刊重视历史文化研究的办刊方针。

周汝昌先生谈道，中国的艺术与文化有自己的特征，但不同意一个时期流行的那种抽象比较，如说“西方文化是动态的、外向的、向前的，中国文化是静止的、内向的、反省的”等等。他说：“鲁迅是一代文豪，可他对中医有偏见。偏见不影响鲁迅的伟大，也不影响中医的发展。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劲儿。西医讲解剖学，中医重视人体的表里寒热虚实，认为生机一旦停止，就难以掌握生命体的周流运行的各种关系，这是两种看待宇宙万物人生世界的态度。”

赵朴初、周有光两位先生提出，应从世界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这样才能参与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的整体对话。李学勤先生说：“‘中国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界定很有意思，明清时期不会有中国文化之说，只有从世界文化的大背景出发，才好谈中国文化。”

冯至先生近年来很少参加会议，但看了《中国文化》，觉得有话要说。第一期刊载的王伯祥先生的遗稿中有“以不苟不欺自勉”的话。他说这是中国文化所要求的一种境界，弄文字的人应该共勉。任继愈先生和庞朴先生建议，研究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文化的文章应给予重视。冯其庸先生主张立足于自己，认为承继了传统，文化的建设才有根基。严绍璗先生希望注重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

乐黛云先生说：“人文学科的后继人才问题令人担忧。北大历史系1989年没有招生，1990年中文系录取的不少是第二志愿。文史哲终究是文化的核心，不重视人才培养，容易形成学术空当。”

作家王蒙说：“就学术的力量而言，冷文化比热文化力量大。”李泽厚先生插话：“《中国文化》创刊之初我就提议，不妨搞一点冷文化。”

参加此次座谈会的多是精闻博洽的宿学硕儒，出于对中国学术与中国文化的眷爱和前瞻性思考，对本刊寄望甚殷。(www.daowen.com)

我们还接到张光直、周策纵、傅伟勋、汪荣祖、李又宁、高辛勇、王润华等海外学者的信函，也对《中国文化》勖勉有加，并提出一些使刊物办得更好的建议。

一位在德国基尔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的留学生朱尔宁，写信来要求订阅《中国文化》，信中写道：“几年前，当人们开始对中国文化发难的时候，我们在校园里也跟着激动愤然了一番。后来跑到欧洲来，看到这里的人们由于中国文化的神秘性而产生崇拜——一种盲然的崇拜。人人都会顺口滑出‘中国文化’四个字，但谁也解释不清那是什么。”他说也许读了《中国文化》杂志，“可以撕开那无垠天幕的一角”。莘莘学子之心，其情可悯，但读到刊物之后，他也许会失望吧。

因为说到底，《中国文化》只不过是一本刊物而已，编者的眼光和识见难免不存局限。何况操持此刊，常感困难重重。自筹资金就颇为耗时费力。但学界同道师友的厚爱和读者的期待，使我们在选题组稿时不敢稍忽，总希望每期都能集中解决或至少探究几个有关中国文化的学术难题。这期“文史新篇”专栏里的三篇文章，便是此种努力的一部分。古代数术家用以占验的工具“式”，历年出土所得共有八件，大都是汉代原物，包括天盘和地盘，分漆木式、象牙式、铜式等不同种类，其构造、功能、应用颇具神秘色彩。国内外发表的研究古式的论文有十五篇，但言人人殊，难定一尊。李零的《“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一文，可以说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带总结性的圆解，文字虽长，却能够引发读者的兴趣。

而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是他辞世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旧而弥新的大课题，其中一段写道：“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人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其天文观。”整篇文章未来得及展开，但思路明晰，结论确定，包孕着作者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终生体悟。

恰好本刊自创办以来就很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所以第一期发表《火历钩沉》，选取的就是从天文学探考中国古代文化发生的角度。第三期又刊载葛兆光的通译互释北极、太一、道、太极的文章，并在编后记中申论自然崇拜和神的崇拜的关系，认为《老子》二十五章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中国文化的认知循环圈。本期“文史新篇”专栏的文章，对此一课题的探讨又进了一步。

就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而言，1990年是文星陨落的一年。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这一年辞世。此前不久，老作家台静农病逝于台北。大陆则有老作家俞平伯、词学家唐圭璋、古史专家徐中舒、哲学史家冯友兰等相继病故。1990年同时也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1991年是胡适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对此本刊特在“现代文化现象”专栏刊出四篇文章，以表示我们的追思与纪念。冯友兰先生晚年自署的一副联语是：“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种境界也是我们《中国文化》所追求的——“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此文系为1991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第4期撰写的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