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所每两周有一次所聚，往往由我开头作几句引言，然后大家插话互动，天上地下，学思哲理，世道人心，尽在谈讲一乐中。特点是有思想，无主题。时间长了，所聚间隔增加，有时几周才聚一次。我们的学术秘书廖齐是个有心人，没有想到他竟将大家的交谈或录或记地保留下来。仅2004年至2012年，就有近二十万言。回头翻看，颇感自珍，不失为有意思的“所语”。今特将2004年和2005两年本人的引言短语部分辑录如次，以见本所当年之风气云尔。

2月16日

我们想调入一两个人，一直没有结果。就如同谈恋爱一样，很难遇到合适的对象。本所进人的标准是“三个第一”：人品第一、学问第一、仪容第一。人品当然最重要，人品不好，学问再好，我们也不欣赏。而且这样的人，学问也不会真正好。仪容包括形貌，更重要的是风度和气质。其他都好，就是风度气质欠佳，虽不影响调入，也不是我们完全中意的人。孔子说，君子有九思，前五思是视、听、色、貌、言。色是指人的“态”，或者说是“漾”，即人的样子。貌直接指仪容。看人也不要轻视仪容。

我的一个理想，是要把中国文化研究所变成一个“快乐”的场所。要有一种欢乐的氛围，要知学术的快乐。所以我希望引进的人，能够是性情相契合的同道，这样才会有快乐。

现在大学培养不出精彩的人。光有一点书本知识，或者再加上道听途说的闻见知识，没有返身求己的修养，没有灵秀之气，算不得人才。博士毕业到我们研究所，至少要学会一段时间不说话，只听各位师长说话，才能积累起内心的定力。

我们这里不追求经济效益，所以引进人的时候，不看他有没有经营能力和商业能力。

这个时代“人才难得”。这么多年了，我发现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五十年代以后，中国的“人才标准”出现误区，对什么样的人是“人才”的看法是有偏颇的。所谓“红专人才”，“红”的概念过于单一。当时所谓“红”，是指政治态度。“专”是指业务。很大一个遗漏，是心性品质。光是政治态度，无法包括人品的好坏。这样，得人有偏，更容易失人。理想的精彩的人就成为遗才了。

在一次会上，庞朴说，我们对于前辈先贤，不能只“仰视”，而要有“俯视”。余敦康马上反驳说，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败是只有“俯视”，没有“仰视”。余是极有个性的学者。李慎之则说，他既不“俯视”，也不“仰视”，他是“窥视”。

中国人需要人性的再造。需要从心灵深处把人复归为人。首先是使人成为人，而不是先成为一个专家、学者或者官员。

中国曾经是礼仪之邦，但现在我们的国人，连最基本的日常礼仪都不懂。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尤其不知道如何称呼，动不动就是“师傅”“同志”，非常难听。在一个不懂礼仪的环境里，很多人开口便错。

2月23日

《中国文化》创刊的时候，是觉得有一种需要。就是觉得单纯依靠西方的思想不足以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从中国的传统智慧中寻找灵感。现在，这样的宗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中国文化》的使命好像已经完成了。

中国学术界最缺什么？缺大学问，缺高深的学术。当然，高深的学术不是短时间可以建构的。大学问需要器识和格局。首要的是要看有没有思想。思想是学术的灵魂。但不是要求学人与现实的浅层政治发生纠葛。需要关注的是人生与社会的深层的东西，是世道人心。因此需要诉诸理性。学术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

文化、教育滑坡，知识分子畏葸不敢讲话，“士”不像“士”，就会导致国不像国。国要依靠文化来充实。顾炎武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国家包括政权和疆土。政权被人家推翻了，领土被人家占领了，就是亡国。但国家和天下的概念不一样。连你的文化也铲除了，就是亡天下。清兵南下，剃发易服，就是亡文化。

清朝的剃发易服，是对华夏文化最残酷的摧残。

我办的刊物是给知者看的。有人看不懂没关系，能吸引人摸一摸就行了。这就是我对刊物的理想。真学问是属于少数人的，不是所有的学术都需要普及。

我对《中国文化》也有另外一种期待，就是打破办刊物的固定模式。可以不拘形式，不论长短。不只是发表学术文章。好的小说也可以刊载。如果遇到真正的好东西，哪怕篇幅再长，哪怕是一篇论文三十万字，也可以发表，那就一期只发表一篇文章。

听说北京要扩建琉璃厂街，在那里建一条很宽的马路，这就是杀掉文化了。文化遗存是和文化环境连在一起的。我到国外，最喜欢看老街旧物。窄小的老街改造成大马路，文化气息就散掉了。现在北京有些马路，都变成了高速公路，还有什么城市的味道呢？

我与一般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有“廓然大公之心”。

3月1日

人的记忆有选择性，也有非自觉性。老人记得最清楚的是儿时的事情。即使尘封很久的经历，一旦遇到触媒，那些经历就会在记忆中浮现。但忘掉也很好。钱锺书说，忘掉是一种生理保健。

城市的文化从哪里体现？从细部体现，从不经意处体现。边边角角做好了，才有文化。

中国是一个消解贵族的国家。传统社会留下的文化遗存中，很少有贵族。贵族主要不是财富，首先是文化积累高出其他阶层，因此在社会上受人尊重。贵族是秩序和文明的引领阶层。绝不是有钱了，房子住得阔气了，就是贵族。所以才有三代才能造就贵族的说法。

文化重建中，礼仪文化的重建非常重要，但也是最需要时间的事情，因为直接和教育相关。“百年树人”，礼仪秩序的重建急不得。

文化流失、学术滑坡，与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有很大关系。破除欧美式教育，完全“一边倒”，改用苏联的教育模式，使得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无以立足了。这种情况的影响，使大陆与台湾的文化沟通，遇到一些不应有的障碍。说来也很可悲，我们自己的教育传统呢？有没有值得承继的东西？问题是，现代大学确实是从西方开始的。

文化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教育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典范的树立，这个典范就是老师可以为人师表。但是现在“谁可为师”，典范的影响已经大为减弱。老师只是在传授一些知识，但知识远不是学问，当然知识更不是文化的精神和文化思想。

人类学家提出，文化有大传统、小传统之分。大传统是指社会的主流思想形态，代表的是精英文化。小传统是指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社会发达，小传统一直很完整。政权的更迭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不大。但是五十年代以后不仅改造了大传统，小传统也遭到了破坏。传统不再，文化已经断层了。最近我看到《费加罗报》的一个记者写了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题目是《是什么让中国与自身脱离》，说的就是我们正在远离我们的传统，老的东西都被摧毁了，比如城市的拆迁，把城市的老房子都拆掉了。没有了这些老的东西，传统何存呢？

3月22日

《中国文化》要变成周刊影响就大了。很多现象都可以从文化角度进行解读，进行学术层面的思考和批评，比如对时装，对选美，对主持人形象的设计等。如果把《中国文化》变成周刊，我愿意发表对各种问题进行文化思考的文章，贴近生活，传播文化。

有人认为，梁启超不能与腐恶政治绝缘，这是他的悲哀。不过我赞成陈寅恪的看法，中国的知识分子受董生（董仲舒）“国身通一”思想传统的影响太深，批评梁启超不能与政治绝缘是一种超限的要求。

3月29日

南水北调工程所经之地都是中国历史上富庶的地方，到处都是古城、古镇，地下有丰富的文物遗存。怎么避免把这些宝贝毁掉，是我最关心的。

作为一个现代学者，只尊崇儒学一家，是很狭隘的想法。儒学如果不与现代的学术资源相结合，只是以古为古，古今不搭界，那是没有意义的。儒学研究应该与鲜活的现实生活相关，要注入现代性。

中国文化自“五四”以后，一直处于危机和重建中。“五四”打断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自此大传统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现在小传统也遭到了破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连接是个未决的问题，因此也难以进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当代文化建设主要面临大传统的重新建构的问题。

文化建设中最急迫的工作莫过于礼仪文化的重建。无礼仪便无文明。礼仪是社会文明的指标，不懂礼仪的人是没有文化的人。国家应该召集专家，设计《国家礼仪大典》。

校服是礼服，在重要场合才穿。人穿上丑陋的衣服，会变得既不自尊，也不自信。一旦穿上好衣服，人马上就会振作起来、自重起来。所以，校服一定要设计好。文化建设首先要从校服的改良开始。

4月19日

快乐要以成就感为基础。施一德，行一善，都是成就感的来源。没有成就感而快乐只能是傻乐。本职工作做不好，就没有成就感。

腐败有各种形态，话语腐败很少引起注意。说不痛不痒的话，说套话，说废话，说胡话，说大话，说假话，说屁话，就是话语腐败的表现。做学问的人还要多一条，就是不能人云亦云。我对自己有一个简单要求，就是说话要言之有物。我的话在许多地方是听不到的，没有人能够讲出我这样的话。我的话有人情，有生活体验，有新鲜见解。能够听得到、听得懂我的话的人将受益无穷。

不久前我应邀去了一处佛教圣地，晚上住在军队的招待处，基地的几位首长要跟我谈传统文化。其实我关心的是，遇到突发情况，军人能不能打仗？军队的使命是为了保护国家不被欺凌，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直白地说，军队就是为了应对战争，是为打仗而存在的。国家应该追求和平，正是为了和平，国家要有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

5月10日

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只好在日后的社会发展中补上这一课。中国人的智慧，已经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一定程度上被窒息住了，亟须商业刺激重新激发国人的智慧。因此，中国需要一个商业冲击的历史阶段。只有许多人从商业化的潮流中获得了真正的人格独立之后，才会产生创造的热情和智慧的提升。

5月24日

好的习惯需要一点一点养成。不能懈怠，需要自律。

平等是一个吸引人的概念，却是一个最没有出路的概念。中国长期在“平等”中度过，一起过穷日子，大家都一样穿打补丁的衣服，这样就好吗？

任何进步都可能是陷阱，现代化就是一个陷阱。但是我们还得往前走，这是不能绕开的选择。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应重新诠解。用得不好，反而有另外的效果。要让出租车司机知道，他开车不只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为了多赚钱，应该提高服务质量。

6月13日

许多学者没有培养起“公心”，他们不懂得“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道理。梁武帝最大的一个缺点是“护前”，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错误不但不思悔改，反而一再维护，以致贻误终生。现在的很多学者也有这样的缺陷，这样的缺陷也是因为他们没有“为公之心”。

1949年以后，中国兴起一股又一股的更名运动。杭州九溪十八涧后面有一个著名的“云栖竹径”，可能是六十年代被改过来的，此前叫作“云栖梵径”，自明代以后就非常有名了。但是这样优美而有历史感的名字竟轻轻被抹去了。我们被置身于一个没有特定历史文化的地方了。

7月26日

当今公共舆论的媚俗走偏真是令人惊奇。电影导演中，张艺谋是真正有思想的，但是媒体对他的电影只有一片讨伐声，看不懂他的电影的深意。《英雄》提倡的是一种“不要以暴制暴”的精神，在一个尚武逞强的时代，只有能够放弃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十面埋伏》要告诉我们的是，真正的爱与自由遇到了“十面埋伏”。

8月9日(www.daowen.com)

人间路是不平的，公正是很难求的。苍天有时也很木然，是一个智商不高的糊涂老人。

真知甚难，学者能够欣赏他人不容易。我所见到的很多学界人物，对同行往往不置一词，很少见到能欣赏和赞扬同行的学者。只有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形成了真心欣赏和赞扬别人的氛围，这是非常难得的，大家一定要珍惜。过去的大学者有赞扬他人的传统，黄遵宪评价梁启超，第一句话就说梁的文章是“当世第一”。

8月2日

“利令智昏”。当人沉溺于私利时，智慧就窒息了。现在许多人沉溺于小名小利的计较，没有意识到当前国际局势隐藏的危险。美国已经做好了对中国遏制打压的准备，甚至不惜极端手段，包括军事方面。为什么在此时要极力遏制中国？美国想打一个时间差。以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二十年之后，没有哪个国家有实力敢与中国叫板。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是中国开始强大但还没有真正强大的时期，一定要有所警惕。

长期以来，无数有担当的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都付诸东流了。于是，现在有能力担当的人也无意担当了，知识分子也滑头了，为了分得一杯羹，不惜斯文扫地。

甲午战争中，清朝政府实际上是被一步一步地拖进了日本设计的战争圈套，最后只好不该战而战而且战败。现在，美国也正精心设计一场台海间的战争。一旦开战，中国已经取得的所有现代化的成就将付诸流水。为了避免这场战争，我们需要有大智慧。但是很多人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对一个国家而言，没有比安全更高的利益。

8月23日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使国家尽快强大起来，只有强大了，说话才有分量，抗议才会起作用。有一次，我遇到沟口雄三，他说，根据民意调查，五分之四的日本人蔑视中国人，日本人只瞧得起明朝以前的中国。

9月27日

集体课题只能出妥协的成果，不大可能出思想。思想是个人的产物。如果要鼓励思想的创新，应该推崇个人著述，而不是大搞集体课题。

与精彩的人相处，是人生无上的光荣。对精彩人物，对高深的学问，对高尚的情感，应该有一种庄重的敬意。舍此，不能成其为人。我希望中国文化研究所成为精彩学人的理想家园。

11月22日

传统社会，相（宰相）权是对皇权的一种分解。过去的皇帝敕令是不会直接传达给社会的，都需要通过宰相这一中间环节。相权对皇权的分解作用被历史学家忽视了。当然，这种分解制约的作用从明朝开始就衰退了，皇权得以进一步集中和强化，高度的专制集权在明清两代最为成熟。

11月29日

真正精彩的人往往都是特异之士，都有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如果没有一种宽容的气氛，人才就出不来。邓小平好像说过，“不应该让知识分子总开会，有成果就行”。

12月6日

动不动就检举揭发是一种恶德。揭发别人会使自己失去尊严。

商业会冲击学术，也给学术发展带来机会。在商业社会，真正好的东西是值钱的，知识也是商品的一种，而且是含金量高的商品。做事一定要追求高品位，要么不做，做就做得最好。因陋就简，退而求其次，是乡愿的表现。

学问和政治需要分途，学者不应与浅层政治纠缠。如果谈政治，要从文化、学术的深层次去谈。浅层的批评如果出自学者之手，那是一种流俗。

现在的公众舆论很多是一种“后现代”的语言，以调侃为主。这样的语言没有庄重性，容易耗散人心。语言的低俗反映出社会的低俗，是文明衰落的表现。社会文明首先在语言中体现出来。

1月17日

中国何以能够如此高速发展，这是一个待解的谜。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完全解释清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是确实的，而腐败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目前还是一个混沌的过渡期，是在为未来做准备，随时都在变化。这种混沌也许是未来健康成熟社会的必经阶段，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3月28日

只有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才能获得心灵自由。

评价自己是很难的。但学者不了解自己，就不容易找准学术的方向。

为学做事，“公心”是最为重要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倡导国家利益为第一生命。公与私是评判君子与小人的标准。

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把人分成优点哪些，缺点哪些，不如总结这个人有哪些特点。

5月9日

费老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有人建议把“天下大同”改为“和而不同”。我认为当然是“天下大同”好。“天下大同”是把整个思想往前推进，预示着期待一种美好的前景，有一种理想的感召力。

中日国民的一个区别是：中国人忘记历史，日本人不反思历史。

5月16日

祭文须用文言写才符合体式，文言文与庄重的氛围是相契合的，白话文缺少庄重感。

6月6日

善良的人能够做成常人眼中做不成的事情。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善人做事，宜有天助。

现在开会介绍嘉宾，都是从自己一方官位最高的人开始介绍，这是不合礼仪的做法。邀请的客人是最尊贵的，应该首先介绍尊贵的客人，自己人应放在后面。

7月11日

读书有什么用？朱熹说，读书能够变化气质，进而转移风气。读书的用处可谓大矣！我的经验，读书还可以使人安宁。

赖斯见中国领导人时总是面带笑容，而见韩国和日本政治领导人时不笑。这种“笑”可能代表着她认为中国不会是任何国家的威胁，所以可放松地交往，也可能反映她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喜欢的情感。

8月8日

杰出的学人不仅要学术精深，也要胸怀大度，能够认同和秉承“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现在很多做学问的人畏首畏尾，缺少堂正的君子相，缺乏“为公”的心胸，都掉到钱眼儿里去了。

相由心生，所以很多人形貌都变了。

8月25日

周质平教授在我们所做的“胡适英文笔下的中国文化”的讲演，是一篇大文章，听后启发甚多。最大的启发是，做学问一定要以公心出之，离开了“公”，再怎么做都不对。胡适有一颗“公心”，所以他的中英文写作的不同表现可以统一起来。用英文写给外国人看的文章，为中国文化辩护，在国人面前对中国文化颇多批评与反思，真是苦心孤诣啊！这比高喊“爱国”不知深刻多少。

9月4日

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损失很大。这是大自然的示警。

中国人民大学最近成立了国学院。成立机构容易，问题是国学院研究什么，在大学里承担什么，和文史哲三系三科是什么关系。国学的基础是经学和小学，不明白这一点，势必与其他人文学科混淆。

把国学奉为救国救人类的法宝，这是很糊涂的看法。

人的生命的本体是什么？李泽厚主张情本体。但情是不稳定的，能不能构成生命的本体，尚待研究。追寻人生快乐的本源，应该是走在通往生命本体的路上。人的幸福感当然与情相关。但幸福感是短暂的，所谓瞬间即永恒。如果一味追寻人的生命本源，会导致虚无。所以李叔同最后出家了。

研究道家的人，应该是内心空灵的人，凡夫俗子去研究道家是不会有什么真成就的。现在的学人，虽然涉及道家的很多，但很少有人周知本末，更少有人能够把问题讲得通透。老庄的痛苦，不见得比儒家少。

传统社会不是没有直言敢谏的官员。汉唐最多，但明朝开始有一变化，就是有了专门让大臣受辱的廷杖制度。众目睽睽之下，当场打大臣的屁股。明朝以前，大臣大体还可以在朝廷比较轻松地议论朝政，敢直谏的官员经常出现。但是明清两朝，是大转折、大倒退。

清朝兴起的文字狱有一百七十多起，对思想言论的压制变本加厉。其中以庄廷的修明史案最为惨烈，主修者、撰稿者、参与者、挂名者、刻版印制者、所有牵连人和他们的家属，全部予以处置。光杀头的就有一千多人，端午节当天在杭州行刑，西湖水都染红了，而且要求老百姓都出来观看。此外，还有一万五千人流放打牲乌拉，就是黑龙江最北的一个地方。从浙江平湖上船，然后陆路，一路上死者过半。

高压之下，人们不敢不做顺民。鲁迅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