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是个大宝库，里面有无尽珍藏。古典小说《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我使用“特殊”一词，是由于《红楼梦》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是集大成者，孟子最早给出了这个评价。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也是集大成的思想家。中国文学的集大成者，唯《红楼梦》足以当之。虽然她只是一部长篇小说，却好像整个中国文学都装在里面了。

中国文学的各种文体，《红楼梦》里应有尽有，文备众体不足以形容。中国历史上那些文采风流的特异人物，小说开卷的第二回，就通过冷子兴和贾雨村茶肆对话的方式，从隐逸诗人陶渊明和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阮籍说起，一直说到女诗人薛涛，和大胆追求爱情的卓文君、红拂、崔莺莺，前后不下三十个人物。历朝历代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更是经常成为《红楼梦》人物日常品评的话题。第四十九回香菱学诗，史湘云高谈阔论，满口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甚至连贾母的大丫鬟鸳鸯，为抗拒大老爷贾赦要纳她为妾的举动，骂前来自称有“好话”告诉她的金嫂子，开口便骂出了艺术典故：“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既不识字又没有文化的丫鬟，竟然知道擅长瘦金书的宋徽宗会画鹰，元代的赵孟頫擅画马，而且用谐音的方式随詈叱的语言淋漓诙谐而出。可见，艺术与文学已经成为《红楼梦》里贾府的日常生活和人物语言的一部分了。

更不要说，书中还有众多关于结社、吟诗、联句、拟匾额、题对联、猜灯谜、行酒令、听说书、看本戏、赏音品笛、丹青绘事的描写。单是由于对《负荆请罪》戏名的不同表述，让宝玉、宝钗、黛玉之间展开一场何等惊心动魄的心理战。至于男女主人公，时当阳春三月、落红成阵的惹人季节，偷读《西厢记》，借妙词，通戏语，以之作为谈情的引线；隔墙欣赏《牡丹亭》，女主人公林黛玉听艳曲，惊芳心，心痛神痴，眼中落泪，则是文学欣赏达致共鸣境界的绝妙写照。那么我提出《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应该不是出于偏好的夸张溢美之词，而是理据昭然真实不虚的判断。

但《红楼梦》里所有这些艺文活动，大都是在大观园中发生的。这座可大可小、虚虚实实、人间天上诸景备的园林，是红楼人物的集中活动场所，是小说作者精心打造的理想世界。男女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贾家的三位小姐迎春、探春、惜春，地位略同于黛玉而具有永久居住权的薛宝钗，还有不时飘忽而来飘忽而去的史湘云，以及服侍他们并与之形影相伴的大小丫鬟，如同天意安排一般顺理成章地诗意地栖居在这里。

山水园林加上青春美丽，使大观园成为爱情的滋生地。不仅是宝黛的爱情，还有龄官和贾蔷的爱情，小红和贾芸的爱情，司棋和潘又安的爱情，以及其他或明或暗的红楼儿女的爱情。宝黛的爱情也有许多头绪穿插进来，各类角色带着不同的意向互相交织在一起。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如醉如痴的爱情，自然是贯穿始终的主线，但薛宝钗的介入使这条主线爱情变成了三人的世界。还有爱说话、大舌头、开口便是“爱哥哥”的史大姑娘，也让黛玉感到似乎是模模糊糊的竞争对手。三人的世界于是变成四人的世界。头绪交错的爱情和对最终婚姻归宿的追求纠缠在一起，就不单纯是两小无猜的儿女之私，而是融进了深层的社会内容。

男女主人公本身的爱情意识是简单的，除了爱不知有其他。爱就是一切，包括生与死。但当事人背后亲长的意图伦理，往往视婚姻为社会与政治的交换物。这就使婚恋行为不只是青春美貌的竞争，而且是财产和社会地位的较量。正是由于后者的因素，薛宝钗婚姻追求的最后获胜，变得有先兆而无变数。宝黛之间的纯真的爱情因此经受到严峻考验。林黛玉痴情的感召、隽语的激励和诗意的熏陶，使早期带有某种泛爱倾向的怡红公子，很快变得痴心与钟情合一，不结合就宁可死亡或出家，成为两位当事人横下一条心的选择，他们最终取得了爱情的胜利。

大观园外面的世界又如何呢？如果说大观园是女儿的世界，那么，大观园外面的贾府则是以男人为主轴的世界。他们的名字刻板雷同，贾政、贾赦、贾敬、贾珍、贾琏、贾蓉、贾蔷、贾瑞，遇有大的仪式排列名单，极易混淆。要么名号怪异，什么詹光（沾光）、霍启（火起）、单聘仁（善骗人）、卜固修（不顾羞）之类。大观园外也有女人，但他们是男人的女人。王夫人是贾政的女人，邢夫人是贾赦的女人，尤氏是贾珍的女人，王熙凤是贾琏的女人。

不过，《红楼梦》的诡异处在于，男人不过是游身在外的徒有虚名的性别符号，家政主事管理的权力统由女人来执掌。所以贾府的当家人是王熙凤，以及同出金陵王氏一族的王夫人。此一性别管理模式也延续到管家人等，如赖大家的、周瑞家的、来升家的、林之孝家的、张材家的、王兴家的、吴新登家的、王善保家的。至于这些“家的”背后男性人士的情况，似有若无，作者并不关心。同为女人，妻的地位要高于妾，庶出远逊嫡传，这是中国历来的妻妾制度和嫡庶制度使然。精明干练的探春与其生母赵姨娘的畸形关系，就是由此而生成。探春不得不把生母的地位置于宗法伦常的框架之内。此外还有一类女人，如兼有钗黛双美的秦可卿，温柔软弱而又女人味十足的尤二姐，她们是沾上“淫”字的特种尤物，只好成为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无良男人的欲望工具。她们是猎色的目标，不是爱情的对象。那个贾府上下人等都可以上手的鲍二家的，也属于此类人物，只不过品级低下粗俗而已。尤二姐和鲍二家的都死于王熙凤之手，醋妒阴狠而又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漂亮女人，是她们可怕的克星。

《红楼梦》的艺术天平因作者的好恶而倾斜。有美都归大观园，有丑必归宁国府，是作者预设的价值伦理。秦可卿和公公贾珍的风流韵事就发生在宁国府的天香楼。尤二姐和贾珍、贾琏兄弟聚麀，也是宁国府的家戏自演。贾蓉和王熙凤的眉目传情，也是东府里人人都知道的一道风景。难怪被关在马厩里的焦大，敢于以“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的“今典”公开醉骂，说宁府只有大门外的两个石狮子干净。难怪秦可卿的判词有句“造衅开端实在宁。”

大观园是充满诗意的青春女儿的世界，但和大观园外面的世界并非没有联系。总有因了各种缘故需要进到园子里来的园外人。宝玉和各位小姐的教养嬷嬷，以及管理他们的这个“家的”那个“家的”，就是园子里面的园外人。承担闺房之外劳役的那些干体力活的小厮，也不得不随时出出进进。遇有大型的社交或宗教礼仪活动，大观园的儿女们偶尔也有走出园子的机会。如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大观园的人众，车辆纷纷，人马簇簇，全员出动了。但园子里的丫鬟们，一般不允许离园外出。除非特殊恩许，如第五十一回袭人探望母病，那是花小姐立功获宠之后，俨然以“妾”的身份近乎衣锦还乡似的成此一行。

还有就是因“过失”而被逐的丫鬟，对当事者来说，完全是被动的行为。最有名的案例，是金钏被逐、司棋被逐和晴雯被逐。被逐的举动，是通过强力手段把园内人变成园外人。被逐的结果无不以悲剧告终。金钏投井而死，司棋撞墙而亡，晴雯病饿而终。至于小姐们离园，只有出嫁了。例如第七十九回贾赦将迎春许配给孙绍祖，邢夫人便把迎春接出了大观园。唯一的例外是王熙凤，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的关防，她可以任意打破。她在园里园外都有合法的身份。她的美貌、诙谐和善解人意，和小姐丫鬟女儿们站在一起，没有人会视她为园外人。大观园存在的特殊意涵，唯凤姐知道得最清楚。当大观园的姊妹们邀请她出任诗社的“监社御史”，她立即拿出五十两银子，并且说：“我不入社花几个钱，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其实这是说，大观园是贾府大家族中一个具有单独意涵的王国，其特殊地位，以凤姐之尊亦不敢小觑。不要忘记，此园的原初功能是专门建造的省亲别墅，后经元妃特命许可众姊妹才得以搬进去居住。如果仅仅看到所具有的实用价值，而忽略其作为象征的文化符号的意义，就本末倒置了。

另外，王熙凤的贪欲和狠辣，又使她成为大观园外面世界的弄权杠杆。而老祖宗贾母则是平衡家族各种势力的最高权威。女性的地位在权力结构中凌驾于男性之上，不独上层、中间层、中下层布局明显，家族宝塔的顶端层级也不例外。

读者诸君如果对《红楼梦》的这种结构意图感到困惑，不妨温习一下贾宝玉的经典名言：“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其对女儿情有独钟，自不在话下。但需要辨明的是，他强调的是女儿，即尚未出嫁的女孩子，并不泛指所有的女性。对出嫁后的女儿，宝玉另有言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从无价的宝珠，一变而为光彩尽失的死珠，再变为不成其为珠的鱼眼睛，这个审视女性变化的“三段论”，可谓惊世骇俗。

这番言论的学理哲思在于，社会风气和习俗对人的本性的污染是惊人的，足可以让人的本然之性完全迷失，直至将人变成非人。第五十九回“柳叶渚边嗔莺咤燕”，可以看作图解宝玉“三段论”的原典故事。此事导源于探春理家施行的新经济政策，将大观园的花草树木分由专人承包管理，柳叶渚一带的承包者，是小丫头春燕的姨妈，她自己的妈妈也得了一份差事。在春燕看来，这两姊妹越老越看重钱，对承包一事认真得“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利害”。所以当他们看到宝钗的丫鬟莺儿折柳枝编花篮，便把气撒到春燕身上，以致当众大打出手。究其原委，无非是利益驱使，利令智昏。因此大观园从此就不得安宁了。用平儿的话说：“各处大小人儿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果不其然，紧接着的第六十回，赵姨娘就和唱戏的芳官等小女孩子们打作一团。下面的第六十一回，则是迎春的大丫鬟司棋带着一群小丫头，大闹了园中的公共厨房。诗意的大观园，一下从天上落到了尘埃里。

最后是王熙凤施展计谋，将贾琏偷取的尤二姐也骗到大观园里来居住，直至龙二姐被逼自杀了事。这等于园子外面的人可以在园子里面找到死所，园里园外已混一而无分别。至于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不过是诗意黄昏的回光返照而已。且看黛玉《桃花行》的结尾所写：“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呈现的是一派春尽花飞人憔悴的凄凉景象。待到众女主填写柳絮词，除了宝钗仍存青云之想，探春、宝玉、黛玉、宝琴四人所填，都不约而同暗寓“离散”两字。《红楼梦》一书的深层哲理，竟成为一次诗社雅聚的主旋律。这并不奇怪，因为很快就是“惑奸谗抄检大观园”的情节了，使已经落在地上的大观园，又在自我残杀中消散得近乎干净。敏感的探春当着抄检者的面说道：“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这是勇于担当的三小姐的激愤之词，亦未尝不是贾府命运的写实之语。

只是不曾料到，贾府的败落居然由大观园的衰败来做预演，而且抄家也是先从大观园抄起。是啊！既然女性在贾府统治层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么摧折的风暴也必然从女性集中的地方刮起。大观园作为贾氏家族命运的象征符号，其所遭遇的兴衰比家族本身的兴衰要深在得多。小说的文学意象显示，当大观园的命运和整个贾府的命运完全合一的时候，《红楼梦》所描写的深广的社会内涵便露出了真容。

《红楼梦》作者显然不满足他的作品只是停留在爱情与婚姻的层面，他对爱情与婚姻背后的家族和社会的势力，铺排得广阔无垠而又密不透风。作为爱情与婚姻角色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他们身后的亲友团和后援团，无不具有强有力的经济与政治背景。

林黛玉算是最孤单的了，但她是贾母的亲外孙女，来头不可谓不大。在“老祖宗”的最高权威面前，哪个不得让黛玉三分。黛玉刚进贾府时，老祖宗是视她为“心肝儿肉”的，相关待遇一概例同于掌上明珠贾宝玉。问题是这种态度能否持久，如果一旦有所游移，黛玉的特殊地位即发生动摇。史湘云来自史侯家，也是由于得到贾母的庇荫而确立自己在贾府的地位。王夫人和她的内侄女王熙凤，则是金陵王家的嫡系，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是王夫人的胞兄。宝钗的母亲薛姨妈和王夫人是一母所生的亲姐妹。所以薛蟠打死人命一案，全赖王子腾从背后关照，使之如同没事人一般。薛家的直接支撑来自皇商身份的经济奥援，即使政治靠山强大的家族也不能不另眼相看。

带着金锁的薛宝钗来到贾府，哪里是单纯的追求爱情，分明是为了家族的利益前来联姻。史、王、贾三家族用婚姻的纽带已经连接在一起，只差薛、贾这一环了。薛姨妈公开宣称，他们的宝钗要等到有“玉”的才嫁呢。普天之下谁有“玉”？不就一个贾宝玉吗？唯一的对手林黛玉很快就在他们面前拜了下风。第二十八回元春自宫中送礼物，独宝玉和宝钗的一样多，已经是权力高层的一次表态，只不过贾母没有立即呼应而已。紧接着的第二十九回，张道士给宝玉提亲，贾母的回应，一是等大一点儿再定，二是选取的标准，应该是“模样性格儿”都好的。林黛玉的模样自然难有对手，要说性格，贾母未必认为她的外孙女可置于薛宝钗之上。这是《红楼梦》写贾母态度开始有所变化的一处暗笔。

到第三十五回，宝玉挨打后棒伤未愈，贾母、王夫人、薛姨妈、薛宝钗到怡红院探望，结果老祖宗当着当事人说了这样一番话：“提起姊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薛姨妈故作谦让，说老太太的话未免说偏了。然而她的胞妹王夫人当即做证说：“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这倒不是假话。”贾母此时对黛钗的态度，至少内心综合判断的倚轻倚重，恐怕大体上趋于明朗。薛家占尽了道德的制高点。黛玉行酒令援引《西厢记》和《牡丹亭》的词语，薛宝钗也抓住不放，长篇大论地教训了一番，直至黛玉认错臣服。而第五十四回贾母破陈腐旧套，痛批才子佳人小说，其中的“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嘲讽说辞，即使不明确具有直接的现实所指，但包括宝黛在内的听到的人会引以为戒，应不成问题。(www.daowen.com)

《红楼梦》的读者不知是否已有所察觉，此前此后的一段时间，薛家母女在各种场合极为活跃，俨然成为大观园的主角，以至于到第五十八回，这位薛姨妈竟堂而皇之地搬进了大观园，具体说是搬进了潇湘馆，跟黛玉住在一处，使得宝、黛单独见面交谈都变得不方便了。但一有风吹草动，薛家又会爽利地从大观园撤出。第七十五回，大观园抄检之后，薛宝钗立即以母病为由搬出了大观园。作为人物角色，薛宝钗应该是大观园里面的园外人，因此她的进出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惊动。薛家后来事实上掌握了宝玉未来婚姻的主动权。所以当第七十回众姊妹无不怀有离散之悲的时候，唯有薛宝钗填的《柳絮词》作：“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她反而觉得机会来临，自己一展身手的时候到了。至于他人的聚散，与她无关。可见宝钗是为忍人，不必另征前例，有此一词，即可为证。

而且宝钗以家族的势力介入的结果，也加剧了大观园的派系纷争。怡红院的大小丫鬟们，原本有口无心，争吵斗嘴，也不伤和气。可是自从薛宝钗通过闲言“套问”袭人的“年纪家乡”，并“留神窥察”，结果发现袭人的“言语志量深可敬爱”之后，怡红院的派系于是开始形成。袭人从此与宝钗结党自是无疑，所以已往的旧红学有“袭为钗副”的说法，实为有见。麝月、秋纹是袭人的替身，固属一党。用宝玉的话说，这两个都是袭人“陶冶教育的”。晴雯和芳官以及后来的四儿，则为袭、麝、纹所不喜。所以当第七十七回，王夫人盛怒驱逐晴雯之后，又来处置芳官、四儿，提出的罪名是：“你们又连伙聚党遭害这园子。”被王夫人目为“聚党”的“党”里面，还包括已逝的柳五儿。王夫人说：“幸而那丫头短命死了”，否则她一定成为你们的“连伙”之人。用政治语言形容怡红院丫鬟之间的人事纠葛，诉以“连伙”“聚党”“遭害这园子”之罪，王夫人未免小题大做。但作者采用如此写法，一定不是笔法的失措，而是有更为深在的创作意图。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家政权力的执掌者对“聚党”和“连伙”是何等深恶痛绝。“遭害这园子”，实含有罗织罪名的阴招，以证明“连伙”“聚党”者不仅有“犯罪”事实，而且有“犯罪”意图。

问题是王夫人对怡红院的党派分野何以如此了若指掌？处置完晴雯等“连伙”“聚党”之人，王夫人又回过身来吩咐袭人、麝月：“你们小心！”这是对她认可的另一“党”“伙”的训示。就连贾宝玉也明白了个中的奥秘。他怀疑有人“犯舌”，所以平时的玩笑话，素日的“私语”，都被王夫人一个个说中。王夫人自己也明白坦示：“可知道我身子虽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那么，谁是她的“心耳神意”？令薛宝钗感到“深可敬爱”，被王夫人推许为“有心胸”“想的周全”的花姑娘，恐怕难辞其咎！

《红楼梦》里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于彼此都联络有亲，使得他们命运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红楼梦》作为故事中心展开的家族系统，是荣宁二府所代表的贾家。贾家比之另外的三家，其不同之处在于，它与朝廷有直接的联系。这缘于贾政和王夫人的大女儿贾元春，被当今皇帝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并加封为贤德妃。这样一来，贾家的身价自然不同寻常。何况贾家的荣宁二公都是从龙入关的有功之臣，其家世基业，已历百载，族望地位远非史、王、薛三家可比。

只不过当《红楼梦》故事启动发轫之时，贾家已呈衰败之象，即所谓“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但同为衰败，荣宁二府，又自不同。宁府的衰败，表现为荒淫无耻，日暮途穷，故倒行而逆施之；荣府的衰败，表现为子孙不肖，后继无人。唯一承继有望的宝贝孙子贾宝玉，竟然是个不肯读书、不求上进的“情种”。所以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荣宁二公向警幻仙姑托付说：“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生性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吊诡的是，在观赏了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和《红楼梦曲》之后，这位受人重托的警幻，竟让宝玉与秦可卿当即成姻，并秘授以云雨之事。其结果，不仅宝玉与秦氏梦游成双，第二天又与花袭人演绎了一番。看来荣宁二公所托非人，将宝玉“规引入正”的想法，无可挽回地化为泡影。

事实上，《红楼梦》第五回作为全书的故事预演，处处都在警示贾府已进入衰败的末世。探春的判词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王熙凤的判词是：“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反复出现“末世”字样。《红楼梦曲》的最后一题，名曰“好事终”，也是况味尽出。其曲词则直接出现了“败家”和“家事消亡”的点题之语。《红楼梦曲》的尾声“飞鸟各投林”，更将贾家败亡所经由的途径，都具体而微地标示出来。这就是：“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知贾氏家族的最后结局，不仅是败亡，同时伴随着凄苦的离散，亦即“家亡人散各奔腾”。《红楼梦》对“散”之一字，可谓做足了文章。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固然以“盛筵必散”的俗语为警示，连小丫头红玉都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第二十二回上元节，元春出的谜语是：“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贾政自然是猜着了，但心想：“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响而散之物。”于是大觉不祥。而第五十四回凤姐讲的笑话，也是炮仗没等放“就散了”。然后她又笑说：“外头已经四更，依我说，老祖宗也乏了，咱们也该‘聋子放炮仗——散了’罢。”处处暗示这个“散”字。第三十一回作者还专门站出来透视人物心理，分析林黛玉喜散不喜聚的性格来由：“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依林黛玉的哲学，人世间的“聚”反不如不聚的好，因为最后的结果总是要“散”的。所以甲戌本《红楼梦》第一回“凡例”末尾的那首题诗，不管作者为谁，至少此诗的开首两句，“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宴终散场”，可谓深得《红楼梦》题旨之语。

然而败亡是一个正在行进的过程，衰败中偶尔出现短暂的荣华，亦非不可理解。《红楼梦》叙事的跌宕起伏恰在于其强烈的戏剧性。第十七、十八回的元妃省亲，即为最富戏剧性的事件。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凤姐，已对此事发出警告：“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但当辉煌绚丽的大观园即将兴建之时，贾府上下一片欢腾，王熙凤早将秦氏的嘱咐置诸脑后；相反，赵嬷嬷对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故事的回忆，让她生出无限向往与陶醉。赵嬷嬷说：“唉哟哟，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又说：“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凤姐回应道：“常听见我们太爷们也这样说，岂有不信的。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

如此的一段对话，一般读者也许不会太留意，但《红楼梦》研究者可是不同。他们敏感地意识到，所谓“太祖皇帝仿舜巡故事”，一定指的是康熙南巡。而江南的甄家独接驾过四次，这个数字恰好和历史上的曹寅家族接驾的次数一致。甄家在书中是象征性的虚写，当贾家的事情不便直接“用史笔”的时候，就请甄家来救驾。比如直接写贾家被抄家，作者当乾隆时期，恐怕不好下笔。于是就用若隐若现的甄家的被抄作为震慑贾家的先兆，而且以抄检大观园来作抄家的预演。在清代，抄家的缘由无他，必是因获罪所致。这一点，秦可卿托梦给凤姐，已经点明底里。当时秦氏说得很明确，即事先要有所防备，以便日后一旦“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请注意“有了罪”这三个字，其实就是为将来可能被抄家做未雨的绸缪。清朝的康熙与雍正政权交替期间，曾在康熙朝长期担任江宁织造一职的曹氏家族，史有明文记录，当雍正六年的时候，借口曹頫“骚扰驿站”被抄了家。

又是“赫赫扬扬，已将百载”，又是“接驾四次”，又是被“抄家”，这和曹氏家族完全都对上景了。还有秦可卿引来形容家族败落的“树倒猢狲散”那句俗语，其实是曹寅在世时经常说的一句话。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应该就是曹寅的孙辈，应为不争的结论。尽管他是曹頫的儿子抑或曹颙的儿子，目前尚不能定论。既如此，研究者如果提出《红楼梦》的创作有曹雪芹自己家族的影子，恐怕是顺理成章的假设，不至于令人感到意外。事实上，自从1921年胡适之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首倡此说以来，绝大多数研究者都程度不同地以此说为圭臬。特别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继胡适之后将此说发挥到极致。胡、周的研究不仅有清宫档案等大量直接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又以新发现的数种《石头记》抄本作为参证。因为这些抄本上面有署名“脂砚斋”或“畸笏叟”的批语，显示批书人和作者有极不寻常的关系，甚至可以直接对作品的情节安排提出修改意见。于是以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的版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红学考证，遂成为百年来红学研究中最具优势的一个红学学派。

但“家世史”的研究途径，似乎无法尽得《红楼梦》的精义。因为书中内容或明或暗地含有一定的反满思想，研究者对此几乎已形成共识。例如第六十三回，贾宝玉给芳官改名为“耶律雄奴”，并发出下面一番奇特的议论：

“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复按史籍，宋朝时北方“辽”的皇族即姓“耶律”。作者处身清朝的政治环境，竟然称“耶律”“匈奴”等为“犬戎名姓”，而且指斥其为中华历来之患，真不知作者的胆子从何而来。尽管后面有“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的说辞，谁都知道那不过是自我掩饰之语。清以北方之边族占得中华大地，无论如何说不上是“大舜之正裔”。连芳官都看穿了个中的把戏，说道：“既这样着，你该去操习弓马，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岂不进忠效力了。何必借我们，你鼓唇摇舌的，自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试想“鼓唇摇舌”“开心作戏”两句，只有小说作者当得此评。仅就给芳官改名“耶律雄奴”一节，可谓不折不扣的“开心作戏”之举。而“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云云，则不啻是公开的谩骂了。至于所戏弄所骂的对象为谁？作者比读者更心知肚明。但正如芳官所说，原本是“借我们”来“鼓唇摇舌”，却又自称是“称功颂德”，宝二爷的其实更是作者在这里露出的马脚，被芳官捉了个正着。

既然如此，人们难免会发出另一疑问，即《红楼梦》作者对已经被清朝所取代的明朝，又抱持何种态度呢？一些研究者自豪地声称，他们在书中发现了大量的对明朝存有某种怀恋的证据。至少第四十回贾母带领大家行酒令，史湘云脱口而出的“双悬日月照乾坤”，应是明显的含有对明朝的留恋之意。甚至有的研究者如土默热，还从反清英雄陈子龙的诗集里，发现了“双飞日月驱神骏，半缺河山待女娲”的诗句。当1644年甲申之变后，站在南明的角度，当然是“半缺河山”无疑。这样的河山亟待有人来“补天”。《红楼梦》开篇援引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故事，即缘于此一社会现实的需求。结合陈子龙的诗句，再回过来看史湘云的诗句，如果得出《红楼梦》作者对明朝心存怀思，恐怕不算过分牵强。

这样的一种研究红学的方法，即是索隐的方法。代表性的索隐论著，应首推现代教育家蔡元培于1917年出版的《石头记索隐》。他在书中写道：“《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然，红学研究的索隐的方法并不自蔡元培始，早在清后期末的嘉庆、道光朝，以及后来的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就曾有诸多对《红楼梦》“本事”的猜测，包括影响比较大的“明珠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等。蔡元培的特点是将索隐的方法更系统化也更理论化了。所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主要是以蔡先生为商榷对象。胡的文章中最让人不易忘记的话，是指蔡先生为“猜笨谜”。蔡先生回应时表示，他无法赞同胡适的批评，说猜谜是有的，只是一定有那么“笨”吗？是为红学史上有名的“胡蔡论战”。

研究者一般都认为，现代意义的红学应该从二十世纪的“胡蔡论战”开始。而在此前的1904年，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王国维已发表了《红楼梦评论》，直接针对《红楼梦》文本本身进行美学的和哲学的批评，是为红学研究的小说批评派的开始奠立。于是红学史上的索隐、考证和小说批评三大派，就这样形成了。红学大家俞平伯先生的一段话非常富有学理意味，他说：“‘红学’之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之性质。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的确，红学在二十世纪成为显学，实与众多的第一流的文史学者的介入有关。如果说基于文本的研究还不能出离文学之外的话，则考证和索隐所面对的作者的家世史和明清社会史，已经由单纯的文学研究一变而为明清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考证和索隐的方法的引入，增加了红学作为一门专学的学术含量。

红学三派中，最兴而不衰的是小说批评派红学。只要文本在，就会有无穷无尽的话题。考证和索隐都不免受材料的限制。本来百年红学，考证派一直占有压倒优势，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索隐派似有重兴的趋势。大量红学索隐著作在近十余年间问世，无法不令人产生重新检视之想。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红楼梦》一书极有可能与明清鼎革及其所带来的大族世家的命运变迁有关。不久前，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一农教授的《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可作为当下红学研究新进展的代表，此书对索隐、考证两派均有新的材料的扩充。

我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就是以梳理红学研究的三大学派为主轴，来探讨红学之所以成为红学的历史过程和学理内涵。实际上是一部研究红学史论的专著。此书原以《红学》为名，初版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1999年以现名经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后经增补，2005年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新版。对我而言，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作了。尤其当我的研究已经全部转入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的今天，重新面对此旧时的著作，未免有恍若隔世之感。没想到韩惠京教授会如此看重此书可能有的价值，花费巨大劳动将其译为韩文出版。惊异和感谢同时回旋于我的内心。如果有可能，我将此书重新写过，然后再介绍给韩国的专家和读者，在我会增添更多的坦然和欣慰。幸好韩教授是多年治红学的专家，翻译过程发现和纠正多处原书的舛误，这使我在必须申明此点的同时，谨向韩教授致以由衷的谢忱。

《红楼梦》作为一部中国文学的经典名著，她为人类所共有，属于所有与文学结缘的人。愿我的粗浅研究给有机会读到此书的朋友，带来阅读的欢乐，带来文学的趣味，带来理性的思考。

2015年4月15日于北京之东塾
原载《读书》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