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注马一浮先生，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正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有《马一浮卷》，得以读了马先生的大部分著作。由于我的心性偏于审美与哲思，又略有佛缘，与马一浮的思想一拍即合。后来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马一浮集》问世了，三大巨册，二百多万字，让我兴奋不已，一年之内读了两遍。尤其他的诗作和信札，我以为那是马先生学问的宝藏。写一本研究马先生的书的想法，不禁油然而生。可是当时已经在写陈寅恪，马先生只好暂且靠后了。

同时也由于写马一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起码需要熟悉宋学和佛学。因此好长一段时间，我是一面研究陈，一面准备马。我不得不跟着马先生的足迹往佛学里面走。孰料佛禅义海路有万重，追寻两载还不见内学的边际底里。写了一篇《熊十力与马一浮》，对唯识之学稍存感会。时间积久而生变，马著中的佛学部分慢慢可以读懂了。于是又写了《马一浮的佛禅境界和“方外诸友”》，是自己比较满意的文字。这是2004年到2005年的事情。《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马一浮与复性书院》两篇，也是此前此后写成的，刊载于《文艺研究》和香港的《九州学林》。《马一浮的儒佛会通思想》当时也写成了初稿，但没有改定发表，直到最近才修润完成。

我还得跟着马先生进入宋学。又是一年多的时间，读竟了濂、洛、关、闽四家五人的全部著作。进入宋学比进入佛学相对障碍较少。各家都有版次比较好的排印本、手边书，阅读方便。宋明学术史这一块，原先我是先明后宋，阳明学摸清楚以后，才返宋去碰朱子。这和我研究陈寅恪有关，因为义宁之学的传统，从陈宝箴的父尊陈琢如，到陈宝箴，到陈三立，都是以阳明学为宗主。我的大好阳明与此不无关联。张载、朱子也喜欢，早已是旧相识。只有二程属于新知，不料如同旧雨，从细读来，方知洛阳两兄弟的厉害。难怪朱子那样称颂他们，连他们的门弟子也拿来讨论。写了一篇《为生民立命——“横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首载2008年的《中华读书报》，增补后又刊于2010年的《中国文化》，是为研习宋学的一次心得。2009年写的《竹柏春深护讲筵——白鹿洞书院访学记》，主要想重构朱熹当年创办白鹿洞书院的艰辛历程，载2009年8月9日《文汇报》，也属于涉宋学的文字。

问题是马一浮由宋学又返归到“六经”，并独发单提“六艺之学”。这块天地更加广袤无垠、渊深无底了。我只好跟着往那个云雾缭绕的高点上走。好的条件是，自幼熟读《语》《孟》，熟悉“诗三百”，喜欢《左传》，细读过前四史。需要啃一番的主要是《尚书》《礼记》和《周易》。《礼记》不难读，马先生也认为需要读此书。《大戴礼》马先生也颇看重，只好也去涉猎。《大戴礼·哀公问五义篇》对“士”的解释简直妙绝。哀公问孔子：“何如斯可谓士矣？”孔子说：“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这是孟子之后对“士”行的最好论述。知、行、言都必须有其理由，而且守之“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贫贱、富贵均无以“夺”，不足“损”，这才是“士”。试想这是何等分量。

“六经”中《尚书》一向以难读著称，连韩愈都有“佶屈聱牙”的感会。当然读《易》玩辞最难，但我的兴趣驱之不退。孔子说五十学《易》，我学《易》快六十了。马先生是高深博雅的易学大师，他称《易》为“六艺之原”，不学《易》无以研马。应《中华读书报》的约稿，当时写了《2008我读的书》一文，其中讲了学《易》、温“经”、读程子的情形。此一期间，又写了《马一浮和“六艺论”》《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分别载《中国文化》和《中华读书报》。但这时我对先秦学术的兴趣超过了对马一浮的兴趣，往而不知有返，于是研马又停下了脚步。梳理“国学”概念的源流及探讨如何在当代发用，花去我许多时间，《论国学》和《国学辨义》两篇长文，即写于此一时期。尽管是因研马而引起的上下“旁骛”，写马书的时间毕竟延宕下来了。

何况我还得写陈寅恪呢。研陈二十年，到2012年才有《陈宝箴和湖南新政》出版。其实研陈的积稿早逾三四十万言，只需要连贯的时间整理定稿。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今天的意义，是近两年我的学术关切。这缘于对《语》《孟》和“六经”的研习。我想探讨中国文化的观念的思想史。2012年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是这方面系列思考的一部分。研陈之书，去年又从积稿中整理出一部《陈寅恪的学说》，日前已付梓。(www.daowen.com)

走进宋学和研习“六经”的收获，使我解开了研究马一浮的一个难题。马的《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两论著，其中有八篇文字在题目下面标有“义理名相论”字样。开始接触，茫然不知所对。十余年过后，开始拨云见日，知道马先生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说了。本书第五章《马一浮的义理名相论》，探讨的就是此一问题，新近才完成。马先生是通过融通儒佛，以佛家之名相来阐释儒家的经术义理，二学比较推勘，达到由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的目的。天下的事物与人物，无不为名词概念所笼罩，所以孔子才有“必也正名乎”的教言。人文学术研究尤其如此。本体、性体、性理是无形无色无声无臭的，眼不可见，手不可触。所能见及的无非一个个单独的“器”与“物”，以及因“气”的流行而形成的“相”。跟“器”“物”“相”相关的称谓、名词、术语、概念、范畴，形成于万千斯年，也是可辨、可梳、可推、可演而不可见的抽象物。至“气”中之“理”、“器”寓之道、“相”后之性，亦为不可见及的空无。性理和性体是同等概念。研究者之所能事，不过是识得性体，参究本体，见得道体。这就需要引入思维，而思维需要分析名相、破除名相、排遣名相，然后会相归性。其间经过了极为艰难曲折的体认、体究、审谛、察识的过程，此即学问的过程。因气明理、即器见道、明体达用的境界，就是在此种情况下产生的。也只有在此种情境之下，所谓“体用一源、道器不二、显微无间”的“实理”，才能为我们的理性所认知。理性和义理为人人所同具，但容易为各种“习气”所汩没，须得刊落“习气”，才能恢复本然之知和本然之性。章太炎民元之前因苏报案囚上海狱中，得读唯识旧师的著作，深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的谛义并与之发生共鸣，以至于十年之后撰写《菿汉微言》犹忆及此一公案。而马先生的为学，则完成了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的学理超越过程。故马一浮“义理名相论”的宗旨实在于“复性”，他的谛言是：“会得者名相即是禅，不会者禅亦是名相。”

终于有机会将已往研究马一浮的文字全部梳理增补厘定一遍，共得九章，即为是书。书写体例，大体以义理题义为纲，以时间为序，似乎带有学术思想传论的性质。马先生的学术思想系直承宋学而来，受朱子的影响至为明显。但他的思想义理多为原创独发，“六艺论”和“义理名相论”可视为他的两项极为重要的学理发明，足以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现出光辉。要之，马一浮的学术思想体系，可以用“新义理学说”立名，其学理构成为“六艺论”和“义理名相论”两分部，其方法则是儒佛互阐和会通儒佛。所谓“新”者，是针对宋儒的义理学说而言。宋儒融佛而辟佛，马先生视儒佛为一体之两面，只是名言化迹之不同而已。他的“六艺论”亦与郑康成的“六艺论”有别。他将国学重新定义为“六艺之学”的“国学论”，前贤不逮，义显当代，泽被后世。事实上，只有如此厘定国学的内涵，国学才有可能成为一单独的学科，与文史哲诸科门不相重叠。中华文化具有恒定意义的价值理念悉在“六经”，以“六经”为国学，可以使国学进入现代教育体系。马一浮的“六艺论”包括“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六艺之人”三项连贯的思想范畴，现代国学教育可以通过“六艺之教”，传播“六艺之道”，从而培养“六艺之人”。此即马氏“六艺论”之一“新”也。二“新”则是视“六艺”为我国最高之特殊之文化，由古即今，永不过时。我曾说《语》《孟》和“六经”的基本价值论理，是以敬、诚、信、忠恕、仁爱、知耻及“和而不同”为代表，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年来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此即直承马氏“新六艺”学说而来。

本人多年研究马一浮有一深切的体会，即在马先生其人和他的著作面前，我们的话说得越多，离马先生越远。因此本书的写作，力求让马先生自己说话。笔者之所为作，在个人是梳理、体悟与思考，形诸文字则是辨析、归纳与介绍。所介绍者为题义、事体、故事，介绍前须予以归纳类分。所辨析者为学思、义理、名相。马先生说：“学原于思。思考所得，必用名言，始能诠表。名言即是文字，名是能诠，思是所诠。”马一浮的“学”“思”“诠”“表”，是我辨析与介绍的重点内容。马先生又说：“必先喻诸己，而后能喻诸人。”这个居于“先”位的“喻诸己”的过程，我想我大体做到了。至于能否“喻诸人”，则不敢预其必也。

马先生援引《易·系辞传》的话写道：“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他的意思是说，对“一切事物表里洞然，更无暌隔，说与他人，亦使各各互相晓了，如是乃可通天下之志，如是方名为学”。对此我只能引孟子的话为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2014年7月30日凌晨序于京城之东塾
《马一浮与国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初版；
2018年出版增订版，补入第十章《马一浮国学论的施教义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