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6日，周四，上午9点半。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的会议室里，方形合围的会议桌，蓝色桌布与主背景板上的洇染的蓝墨水相映成趣，呼应着此次的活动主题：学术典范与文化传承——《学术与传统》商略雅集。

这是一场规模并不大的学术雅集，却吸引了京城的十多家媒体。

年过八旬的历史学家杨天石、王俊义先生，以及文史哲领域的知名学者陈平原、张国刚、杨慧林、王守常、陈越光、梁治平、王学典、吴光、邓小军、范子烨、黄爱平、丁东、余世存等，在一个工作日的清晨，从京城拥堵的四方，甚至从浙江、安徽、山东赶来，围绕一位作者、一部书以及这部书所触发的大问题而展开研讨——雅集并不寻常。

《学术与传统》的作者是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先生。七十七岁的他，正饱受重感冒的折磨，拄着双拐缓缓入席。

因为参与前期筹划，我们知道他对此次老友相聚有多看重。单雅集的题目就经过一再推敲。他不希望只为溢美其人其书，因为这些嘉宾，都是他交契多年的挚友。事前与我们讨论“商略”这个古意盎然的语词时，他特别引用范成大的“当否竟如何，我友试商略”、陈文蔚的“共到花前细商略，精神最好雨中看”，说不希望顺随浮华夸张的学术时风，更想听到朋友们如何“商略”前辈学人所树立的学术典范以及当今中国文化应如何传承等大问题。对嘉宾们的座位如何排，他很细心，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坐到合适的位置。夫人陈祖芬女士没有入正席，自己还执意要坐到我们认为的“末席”上——好在没听他的。

就书而论，这部皇皇百万言的三卷本《学术与传统》，是刘梦溪先生近三十年来学术论文的精要选编。书中既收录了作者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的专论，研究马一浮、钱锺书、熊十力、张舜徽等现代学者乃至研究整个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专题和通论，也有他对传统文化与国学的分疏阐发、对古典文学和文化史的思想与人物研究，还有阐释“六经”价值论理的《敬义论》《立诚篇》《论和同》等，以及钩沉中国文化的“与人和同”的《易》理哲思，乃至对传统的反思与前瞻。这部书不仅是刘梦溪先生多年治学心路的辑录，也深蕴着他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学术典范与传承发展之究思。

此次雅集固然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中国文化书院、凤凰网国学频道、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主持人却是霜发满头的青年学者余世存友情客串。时代出版传媒的副总经理、安徽省作协副主席韩进先生在代表联合主办方致辞时，高度评价了梦溪先生的独立人格与学术贡献。联系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种种误读，他引用刘梦溪关于当今文化传统承续与重建的三条途径，即“文本经典的阅读”“文化经典的熏陶”和“礼仪文化的熏习”，认为没有传统文化的认同，就没有文化传统的重建；文化传统的更新和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学术思想是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

不愿当“主角”的刘梦溪先生，致辞简短而谦逊，一再表示“不敢当”。他说，眼前的雅集让他想起二十年前在自己家里的那场雅集，李慎之、戴逸、汤一介、李泽厚、庞朴、余敦康等学界名宿和王俊义、雷颐、梁治平、何怀宏、任大援等友人与席，主题是讨论自己的论学长文《中国现代学术要略》。那场雅集成就了一段学界佳话。庞公批评该文最大的问题，是对前辈学者只有“仰视”，没有“俯视”，站在前辈的肩上著论才是合适的态度。余敦康不认同庞公观点，说已往的教育，恰好是只有“俯视”，未能“仰视”。李慎之为缓解气氛，说他既不“俯视”，也不“仰视”，而是“窥视”。众人闻之，忍俊不禁。梦溪先生称：今日之雅集，依然恭请大家多所批评。

随后，主持人余世存邀请嘉宾自由发言。除了讨论刘梦溪先生的著述外，还抛出一系列话头：如何看待中国学术的典范？由王国维等人开启的现代中国学术，一度被这个时代绑架裹挟，今天是否已剥离意识形态外衣？随着交流传播的介质由纸质转向移动互联网，中国学术如何传承？归结起来，关键词就是三个：典范、传承、人物。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先生以“小侧面、大贡献”为题，例举刘梦溪“以诗证史”，用陈三立的诗文揭秘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宝箴之死的历史悬案，高度评价了刘梦溪“不断深入，不断拓展；学养深厚，文史相承；思想严密，考证精细；文辞典雅，义精且宏”的治学特点。

清代学术史研究专家王俊义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与理路，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发展，首在学者的文化担当。刘梦溪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等近现代学术大师巨子，并将他们的精神、思想发掘、传播而成学界共识，本身就是传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典范。

嘉宾们从不同角度探讨刘梦溪先生的治学特点、学术贡献、独立精神与著述风格。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将刘梦溪的《学术与传统》与美国学者希尔斯的《论传统》联系起来，认为传统不是过去，传统就是现在。对传统的整理和研究，不能只是宏大叙述，小材料也可能对大历史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身兼多重身份的思想文化学者陈越光，既是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秘书长，也是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和当下中国文化复兴热潮，他说，刘梦溪先生的研究著作也给了当今学者一个提醒，无论是身处何种学术领域，无论来自外部的压力或诱惑有多大，作为学者应该始终清醒地守住自己的边界，这是学人应有的典范精神。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发言，保持着多年来的犀利话风。他认为，相比学院体制培养出来的学者，特别是当下很多人为写论文、争课题而作的学术研究，刘梦溪先生更像基于趣味而读书、基于兴趣而写作的老辈学人。无论是考辨思想、引征材料还是推敲文辞，都有着传统学者的韵味，其考辨文章往往从小处着手，得出很有意义的结论；其研究不受潮流时尚所干扰，固守传统人文的趣味、立场和方法，接续传统，开创新枝。但他基本不介入社会科学，而现代人文学研究，也需要社会科学的路径与范式。谈到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陈平原认为，国学必须活在当下，对国学经典的研究，也需要落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晚清以降的一百六十多年，传统与反传统，各种声音都存在。传统与反传统是一对车轮，传统必须包含反传统，没有反传统的声音存在，传统难有自省能力和自我批判意识。

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是隋唐史暨中西交通史专家，他的发言紧扣“典范”“传统”和“网络”三个关键词。他认为，“典范”就是准则，“传统”就是传承典范，学术和文化都离不开土壤，土壤就是它的历史，就是老百姓生活的环境，从制度框架到日常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国的学术传统，就像长江，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就是长江的源头，从百家争鸣到秦汉以后，便汇入了中国文化的长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六经”熔诸子百家于一炉，可称为长江的第一次汇集。东汉以后随着佛教东来，魏晋玄学的出现，到唐宋儒释道合流而成新儒学，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汇集。明清以降到现代，中国文化面对西方冲击何去何从，刘梦溪先生的书，反思讨论的主要是几百年来人们的探索。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伴随能源、工艺和信息传播方式的进化，我们正处在这三者叠加的时代。因此，今天我们研究近代学术问题，已经跟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不在同一时代了，既要解释古今东西，还要站在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角度上研究如何“再出发”。既要立足现代，讲述中国文化传统的“道”，使之既有文化，也符合现代生活；也要在表达形式上大胆接入自己的传统，重构中国学术和文化传统。从传播渠道看，网络时代的特点是精英与大众都在同一个传播渠道里，需要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中国文化从晚清、“五四”、“文革”到改革开放，长江出口就是大海，大海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基督教与汉学研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杨慧林先生认为，刘梦溪先生所关注的问题和人以及他的文章，都有很中国的人文之气。事实上，他研究传统文化，追溯中国现代学术典范与传统延续时，常引用王国维“学问之道，本无中西”的观点；在梳理中国学术思想史时，他推崇钱锺书先生读书的“趣味”，在学理上很严肃，而治学方式很开明甚至幽默，可以跟研究对象做一种交流和对话。杨慧林指出，新旧学术、中西学术之间也是如此，就像钱锺书读书笔记中所说，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新的宗教，而是一个被更新了的宗教。如果要从传统当中找到有价值的学术典范，找到值得传承的文化精髓，一定是在这样的意识下才行。

出差一直带着《学术与传统》三卷本的吴光先生，是知名的阳明学研究专家。他认为刘梦溪先生是独立意志很鲜明的人文学者，与流行时尚始终保持着距离。这套新作可谓是一部总结现当代学术的典范大著，他赞同刘梦溪先生关于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与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关于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熊十力等文化典范的深刻研究以及关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特点、生命力与发展前途的分析展望。吴光提出两点商榷意见，一是刘梦溪先生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念时特别崇尚“敬”，敬是一种态度，其本体应该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仁”；二是关于马一浮思想的特点，是否为“儒佛并重、儒佛兼通、儒佛会通”，吴光更倾向于“儒佛会通”，以儒为主，以佛为辅。(www.daowen.com)

身兼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和《文史哲》杂志主编的王学典先生，是有名的历史学家，五天前李克强总理视察山东大学时，还在《文史哲》编辑部与他进行过交流。他认为，刘梦溪先生对传统文化的命运有深沉的追求和抱负，其大情怀令人感动，其学问非常纯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新汉学传统的发掘者、诠释者和弘扬者，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学的传承者，期待他为中国文化的重新诠释、为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

法学家梁治平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与刘梦溪先生同事二十多年，近距离领略到他的治学风格与思想变化。梁治平认为，梦溪先生读书的特点是循着自己的问题、循着问题的逻辑不断深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谈学术典范与文化传承，就离不开对人物的研究。刘梦溪先生研究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等前贤的思想、学问、成就，深入到他们的精神领域中，认同并自觉传承其治学精神，将其内化为自身人格的一部分，可谓年轻学者的榜样。文化如何传承，其实最根本在人物，文化价值、文化精神需要人来传承，因为人能弘道。但文化传承的工作，需要一代代人去努力，今天的社会环境、教育环境、治学环境，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果扼杀了学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就无法培养出真正意义上传承文化之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极具危机性的问题。

知名学者、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专家丁东先生快人快语，谈及与刘梦溪先生交往的四十多年，见证他由红学家而“出文入史”的经历时十分动情。丁东认为，刘梦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转入陈（寅恪）王（国维）之学的研究，是非常有眼光的选择。他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学术组织家、活动家，有着很强的文化担当。他致力于学术史的研究，对现实既保持着观照，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与其个人经历有重要关系。探讨学术典范与文化传承，需要注意这样的现象：没有在历史风浪、政治旋涡中的切身经历，可能很难做到目光如炬地进入学术与文化的深层义涵。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所长黄爱平教授是清代学术文化研究专家。她在发言中说，刘梦溪先生治学由文入史，涉猎广泛，思想敏锐，其研究不仅阐发学术、赓续传统，还观照现实，为我们梳理出传统文化发展变化的脉络，发掘传统思想中所蕴含的精华，既有高屋建瓴的把握，也有抽丝剥茧的考证。研究二十世纪大家的思想，深怀了解之同情、敬畏之初心、欣赏之眼光、认真之态度，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熔铸了个人志趣与文化情怀，堪称当今学人与学术典范。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邓小军教授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专为《学术与传统》写了一篇数千字的读后体会，因为雅集时间已临近中午，只好长话短说，谈了自己认为最受启发的三点：一是刘梦溪先生将常人认为学术观念上南辕北辙的钱锺书与陈寅恪进行异同比较，发现他们的一致之处，比如“华夷之辨”（文化高于种族），比如野史小说可以佐助历史考察，可谓别开生面；二是刘梦溪先生揭示出马一浮新义理之学之新，在于会通儒佛，而不同于宋儒之援佛入儒而又辟佛，并进而提出马一浮对释家有“信”，这是非常独到也非常大胆的判断；第三是刘梦溪先生揭示出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看法和对未来文化方向的判断，这是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第一号的问题，将这个问题单独提出来，对于今天的学术界乃至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方向，都是眼光独具的大贡献。

同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来自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范子烨研究员最后一个发言，他总结了刘梦溪先生学术格局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是有思想；二是学问和辞章文笔高度统一，以一种诗性的文学性的语言进行学术书写；三是学术品位高，又深具现实关怀；还有，作为《中国文化》的创办人兼主编，近三十年来，新老兼容并包，慧眼识珠，提携了很多青年学者。在“文献替代思想、技术替代学术、电脑替代人脑”的浮躁学风下，他十分注重学习新的技术手段，吸纳包括技术在内的各方资源，提升学术的蕴含和理性精神。

雅集从九点半开到十二点半，有限的时间，实在难以做到人人畅言，囿于笔者的记录有限，难免挂一漏万。就现场感受而言，窃以为诸位学者所论所发，莫不关切到时下一个宏阔背景下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升为国家意志时，作为传承固有之文化传统、引领未来之文化精神的当代学人，如何以“文化托命”之心，看待学术典范以及典范学人所应有的精神？如何在浮躁功利之风仍甚嚣尘上的时潮中，保持学者思想的坚守、态度的冷静与精神独立的品格？

《学术与传统》的封底，刘梦溪先生精选了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的三句话。权引以为本篇结尾，以俟各方同道的再商略：

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

——王国维

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陈寅恪

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

——马一浮

作者为凤凰网国学版主编　柳理
《学术与传统》，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