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做学问，在我既是一种兴趣，又是一种职业。读书、买书、整理书、写书，是我循环往复的日常课业。我也并非没有其他兴趣，譬如各种家用工具。我哥哥是木工，小时候，他做活的时候，我常在一边看。动乱年月下放到一家钢铁厂劳动，工种是钳工，又对五金工具发生了兴趣。直到后来的现在，家里的工具可以说应有尽有。包括居家不常用的管道钳，我也有两三把。大小电钻、电锤，也是四五个。装工具的木盒、铁盒、塑料箱，也是我的所爱。其实，我还擅长家庭布置、房屋装修。这个特长，只有家人和最好的朋友知晓，他人不知耳。一次跟王蒙说，我最合适作装修队队长，他满脸茫然，未置可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再复有了劲松的新居，搬好之后邀我往观。我发现家具和床具的位置与居室结构不甚协调。于是立刻动手移动，做了很大调整。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书柜桌椅，都是我看几家店后买来的。一张特殊一点的写字台，还是订购时我亲手画的图样。三十多年前住团结湖小区，区内商业街有一家新华书店，书架的陈列一塌糊涂。我自告奋勇，帮其调整。书店女主管因此受到了上级部门的表彰，但没有人知道背后有我的一份“知识产权”。就更不要说自己书室的摆放了。颇有几位海外归人，说我的书房是国内看到的很不一样的学者书房。有好事者发图片到报纸上，季羡林先生看到了，担心书不好取，助理说有梯子。坐在梯子上取书看书，也是我的人生一乐。老友孙长江的家居陈设，我也小试过身手，但他说，没过几天就改回原来的旧观了。再复家后来如何，我忘记了。在我不过是一种兴趣，体会的是瞬间的永恒。时过境迁，就与我无关了。但我们研究所的桌椅器物，如果发生了一点点变动，包括位置的移动，我都能觉察出来，会要求及时纠正。

连类所及，我对城市建设也不乏浓厚的兴趣。北京城建的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不尽如人意，我也每发出自己的一家之见。北京取消崇文区和宣武区，我老大不高兴。东单路北的过街天桥，上面写“银街”二字，也觉大为不类。于是遇有发言或做学术演讲的时候，总要提到此一问题。但都无效，至今，那“银街”两个字还明晃晃地耸立在过街天桥的横梁之上。中小学生的校服，我也有关注。孩子们穿着劣质运动装满街跑，实在有失雅驯。因此每有机会，我就提出此一问题。结果和“银街”一样，同样石沉大海。我还莫名其妙地喜欢拖地。几年前，当我发现明代的大学者李卓吾也有此好的时候，不禁怦然而喜，引为古代的同调。《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一书里，我写到了这一细节。如果听凭兴趣所之，也许我会成为一家装修公司的设计员吧。但也有知道我这方面爱好的朋友，说我做这类事情跟做学问一样认真，就不知道是赞许抑或是小有微词了。然则我毕竟没有成为一名装修工或设计员，甚至和明熹宗朱由校相比，也自愧弗如。这位奇葩皇帝尽管国家没治理好，却成了名传青史的巧木匠，至今受捧不衰的明式家具，似乎就有熹宗皇帝影响所及的影子。而本人则不过是出于爱好，止于爱好，兄长的家传手艺也没有学到手。

也许是我的其他兴趣都比不过对书的兴趣。几岁开始就喜欢书，听父亲讲书，自己乱翻书，字认识不全就尝试着读书了。多年形成的人生感悟，竟是最痛苦者莫过于无书可读。十年乱局，有两年发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整治，不是罪人，但享受充分的“罪人”待遇。不准接触人群，不准到食堂用餐，不准和家人通信，不准保存剃须刀。但于我最痛苦的，是不准看《毛选》以外的书。就这么一部书，老看老看，难免就滚瓜烂熟了。一次小型批斗会，诬枉之辞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我于是抗争：“你们即使不实事求是，也应该讲点良心呵。”会议的主事者认为抓到了把柄，便得意地大声回应：“我们共产党员讲党性，不讲良心！”我即刻反驳说：“你不讲良心，那是你没有良心。《毛选》里有四处讲到了良心。”他无语了，会议也随之结束。你看，即使只读一本书，也自有它的好处。但一个人终归不能只读一本书，而是要读很多的书，甚至希望能有机会读到更多生平所未见之书。读书的佳境，是闲适阅读。陶渊明的“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便是闲适阅读，因此只需“会意”即可。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则难免有一点想作诗的功利考虑。研究问题的阅读，包括为写书写论文而阅读，也需要博览与约取相结合。只读自己行当的专业书，未免有吃偏食之嫌。读书少，涉猎面窄，就是古人所讥讽的腹笥空空，是无法为学的。《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岂不言乎：“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什么时候人在不自由的情境下也有书读，就是理想的好社会了。

实际上，我读的书仍然是少之又少。和老辈硕学相比，真是差得不知凡几。作为我研究对象出现在本书中的那些独标秀出的二十世纪现代学者，尤其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马一浮四位学术大师，他们才是真正的读书人呢。你看他们记诵之博，典故之熟悉，如数家珍不足以形容。如今我也以写书人的身份跻身斯道了，而且一篇一篇一本一本地写了不少，但值得留存于世的又有几何。出道迟早是一回事，读书能不能知味是另一回事。著作多寡是一回事，有无独到的思想创获是又一回事。我读书治学的微末之长，是读书细心。研陈研马，都能独得一个“细”字。三复四复其义，总能有所感会。前面题叙已略及，我研治的范围，早年为古典文学和文学思想史，也旁涉过文学理论和现当代文学，后转向现代学术及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而思想文化史这一块，则是先近现代，后进入宋学，最后返归“六经”。为学次第非事先预设，后来发现各个点块能够在后面有历史和思想的连接，原来不曾想到。(www.daowen.com)

陈寅恪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这一点，我自问是做到了。陈寅老还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我不是艺术家，但反观我的那些个旁骛的兴趣爱好，庶几有可能具备一些“真了解”古人立说用意的先期条件。我的确是以审美的心情和态度，来面对古人和古人的著作的。因此我发为著述，总离不开人物和思想。历史是人的历史，文化是人的活动，群书载籍是前人的智慧结晶。龚自珍称古先书册为“圣智心肝”，是为真知书者之言。由此可知，撰文著论有无心肝，亦是评判人文作者的一个深在的标准。本书中涉及的往圣前贤，古人、前人、近人、外人，也多矣，但是否做到了“真了解”，本人就不敢自我评说了。

没有想到会用这种方式出版一部如此规模的自著，完全是由于时代华文书局余玲副总编的隆情雅意，给了我贸然为此的勇气。本家文论泰斗彦和古哲曾经说过：“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课也。”我的心曲被他在一千五百年前预先说中了。谨在此向促成此书出版的余玲女史，并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强先生，深表谢忱。

2016年3月6日记于京城之东塾
《学术与传统》（上、中、下三卷），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