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一书的跋语中说：“我喜欢读书、写书，但常常忘记出书。写书也写得很慢，一本研究陈寅恪的书，写了十年，还没有最后完稿（也许今年可以竣事）。所以平时颇喜欢自己集的一副对联：‘终年著书无一字，大患分明有此身。’一九九九年大病几死，‘无一字’之书也不能‘著’了，差一点进入彻底无‘患’之境。”在《陈寅恪与红楼梦》的跋尾中又引散原老人的诗句：“久以病为业，今如失业人。”1999年夏自哈佛访学归来的大病，使我一年多时间不能动笔。因此本书所收文章，除《陈寅恪的文化态度》《王静安先生学行小传》和《百年红学说索隐》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其余大都写于2001年至2003年，也就是二十一世纪。本人虽不敢自称是“跨世纪人物”，本书诸文的写作时间，倒货真价实地跨世纪了。

尽管如此，对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学术大师，我仍然充满敬意和眷念。也许后来者真的不容易超过他们了。他们深湛的国学根底，他们将中西学问融汇在一起的学术训练，他们在文化撞击中不自我失重的文化节操，他们重证据、不说空话的治学态度，他们喜欢抬学问杠的执拗，他们的儒者之风，一句话，他们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无时无刻不让我们仰望而乐道之。记得1997年2月16日下午，我邀请戴逸、李慎之、汤一介、李泽厚、庞朴、余敦康、王俊义等诸位师友来我家里，围绕我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一文做学术恳谈。大家谈得很热烈，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前辈大师是仰视还是俯视的问题。余敦康先生的话我至今记得，他说：“过了半个世纪，重新接受民国时期的经典，大有好处。鲁迅说，一只苍蝇，拍了一下，绕了一个圈儿，又回来了。二十世纪，从1897年算起到1997年，这一百年我们耽搁了太多的时间。说仰视，没有俯视——我们受到的教育，最糟的就是只有俯视，没有仰视。”李慎之先生插话说：“我是窥视。”我个人打心底认同余敦康先生的意见。我们以往对前贤往圣的“厚诬”未免太多，所谓“厚今薄古”、所谓“古为今用”、所谓“批判地继承”，正面的含义自然不是没有，负面的效果则是杀伤力过强，导致今人对古人的简单化，失去对民族固有文化的敬意与温情。

我近年有较多机会与晚清及二十世纪的大师们为伍，“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经常被他们睿智的哲思和奇特的风采所打动。我已经摒弃了区分“优点”和“缺点”的论学与衡人的方法，我关切的是他们属于自己的特点。“进步”与“保守”的概念，我以为也不适合用来评价近现代学术人物。1898年的全国维新变法运动，主张激进和渐进的两派势力争持不下，但两方面的人物都有其可爱处。就湖南新政而言，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主张渐进，我感到很好，引起我的尊敬。梁启超、谭嗣同激进，同样让人感到可爱。就是备受诟病的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难道就那样一无是处吗？李鸿章一向蒙受卖国的蔑称，连带他辛苦操持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也被轻易否定，但李合肥其人在晚清政治舞台自有其精彩。甲午战败他虽然难辞其咎，但主战的清流党们也当负误国之责。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性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是不当战而战。狡诈的日本人以一环接一环的圈套企图把中国拖入战争，清廷则一步紧跟一步地跌进圈套。战争模式是人家早已经设计好了的，中国一方不过是战败的执行者。

1895年四月二十七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全国上下一片沸腾，纷纷责难李鸿章丧权辱国。签订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条约的人（当然是朝廷指示他签订）遭到责难，不足为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惨重的败局。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曾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共同请求将李鸿章斩首。陈宝箴说：

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邪？（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诗文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52页）

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刦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京，亦无以自解也。（黄濬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214页）

我在《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一文中引述了上面两则史料，非欲为李合肥其人辩诬，而是想说明，历史之真情底里，绝非当时后世的悠悠之口以及“书生贪功之高调”所可为据也。

《百年中国》这篇文章是我的一次演讲，听讲者是国家各部委担负领导职务的人。当讲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的时候，我说：“我想向各位提醒一点，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清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特别是洋务派的三十年的辛勤积累，由于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被打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也许有人会追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不是预言家，我只能说我不是没有一点儿隐忧。

王国维和陈寅恪是我近年关注得最多的现代学术人物，撰写的有关他们的文字也相对比较多，故本书第二篇至第九篇，都是关于王、陈的内容。因为陈将有专书出版，此处所收仅限于单独发表过的一些散论。《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也是一篇演讲稿，行文方式和语气带有演讲的特点，连现场答问也照原样保留了下来。我对王、陈，说起来是有些偏爱了。陈在本质上是一贵族史家，他一生未能摆脱家族的情结，但学术理念则坚持文化高于种族。王的自杀是二十世纪文化中国的大事件，也成为百年学术的不解之谜。演讲稿中对此稍事疏理，主要分析他一生的“十重矛盾”。陈评王之死曰：“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一人”，指罗振玉；“一姓”，指清朝（爱新觉罗氏）。《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新释》一文，探讨的就是这“一人”“一姓”的问题。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的这句名言，以之评王评陈，均若合符契。或问：王、陈就没有局限吗？这要看你用什么标准和什么方法看待过去的学术人物。陈寅恪说：“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又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又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我想我们还是按陈寅恪阐释的方法来看待前人和前人的学说吧。

我偏爱的另一个人物是马一浮。马和熊十力、梁漱溟有新儒家的“三圣”之称，但为学的本我境界，马比熊、梁似更胜一筹。《熊十力和马一浮》一文，主要论熊，特别是他的《新唯识论》的来路和影响，但也兼及熊、马的生平素业和彼此之间的情谊。马是真正读懂《新唯识论》并最早给予称扬的熊的学术知音。1932年文言本《新唯识论》出版，马为之序，其中写道：

十力精察识，善名理，澄鉴冥会，语皆造微。早宗护法，搜玄唯识，已而悟其乖真，精思十年，始出境论。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其为书也，证智体之非外，故示之以《明宗》；辨识幻之从缘，故析之以《唯识》；抉大法之本始，故摄之以《转变》；显神用之不测，故寄之以《功能》；征器界之无实，故彰之以《成色》；审有情之能反，故约之以《明心》。其称名则杂而不越，其属辞则曲而能达。盖确然有见于本体之流行，故一皆出自胸襟，沛然莫之能御。尔乃尽廓枝词，独标悬解，破集聚名心之说，立翕辟成变之义，足使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挢舌而不下。拟诸往哲，其犹辅嗣之幽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于知化，长于语变者矣。(www.daowen.com)

短短二百余字，《新唯识论》的玄理义趣囊括无遗，且将各章名目（熊书“部甲”即“境论”，分“明宗”“唯识”“转变”“功能”“成色”“明心”各章）嵌于对仗的语句之中，读之朗朗上口。而“一皆出自胸襟，沛然莫之能御”，不正是熊先生为文为学为人的风格吗？

熊、马也有分歧，1939年，由于对复性书院的宗趣理解不同，两人曾一度闹翻，熊先生怒而离开乐山（复性书院设在四川乐山的乌尤寺），使马先生备感伤痛。但马先生宁愿相信熊的“怫然遽行”不过是佛五行中的“婴儿行”，也就是闹小孩脾气。的确，熊先生接人待物一任性情，极少有遮拦。马一浮抗战时期创办复性书院，是应国民政府的邀请，不得已而后应。他的态度是无减无增、语默动静一也。当他由广西的宜山（时讲“六艺之学”于浙江大学）赴乐山途经重庆的时候，委员长蒋公曾设宴款待，待之以宾礼。熊先生当时也在重庆，熊、马等几位友人聚会，不免问起对蒋的印象，马说：“此人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乏博大气象；举止庄重，杂有矫揉；乃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熊的评价则两个字：“流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熊仍不停著述，马晚年只写诗而不著文。两人同为政协委员，熊对国政文事颇多建言，但无一采纳；马则默而无言。

熊逝于1968年，终年八十三岁。逝前逢“文革”浩劫，屋中挂自书三条幅：中间为孔子，左王阳明，右王船山。口中不停地念诵：“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马逝于1967年，逝前作《拟告别诸亲友》：“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似有顺化自然的喜悦。马终年八十四岁。两人乐山别后绝少再晤，但彼此仍有关切。他们性格风貌有别，同为童心十足的学术大师则一。

中国历来有品鉴人物的传统，乙部之学尤重为人物立传。中国现代学术之史学一门，可谓果实累累、群星灿烂。前些年写《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对此曾约略叙及，这次《中国现代史学人物一瞥》一文，重点述论了钱穆、陈梦家、张荫麟、傅斯年等几位现代史家的生平与事迹。对陈梦家和张荫麟，我尤其寄予极大的同情。

有谁能像陈梦家那样，不论以什么样的机缘触及任何领域，都能结出第一流的学术果实。他是新月派诗人，二十岁就出版《梦家诗集》；大学本科学的是法律，但更喜欢古文字和古史研究，闻一多、容庚是他的老师。1944年赴美，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但经过三年的穷搜苦索，最后编成一巨册英文稿《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回国后还拟增补欧洲和加拿大的部分，以出版规模更大的《中国铜器综录》。他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调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尚书通论》《西周铜器断代》《殷虚卜辞综述》是他的代表作。七十万字的《殷虚卜辞综述》，如同一气呵成，写得清通而优美，即使对甲骨文少有所知的门外汉也会读得津津有味。但“十年浩劫”的灾难过程，他没有全部走完。1966年9月3日，他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无限宝贵的生命，年仅五十五岁。此前的几天，他的出身名门的妻子——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北京大学英语系赵萝蕤教授，被“剃发易服”关在家中；而自裁的当天，他受批判时有人用秽物浇他的头。他留下的遗言是：“士可杀，不可辱。”

张荫麟更是个悲剧天才，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七岁。如果说陈梦家的古史研究与古史写作，浸透着诗人的激情与诗笔，张荫麟则视感情、生命、神采予直观的认取，是历史写作的必要条件。他太喜欢完美了。他要把每一篇、每一行、每一个词语都写得安稳。他的代表作《中国上古史纲》，虽是一部未完成的通史，却可以让他在名家辈出的二十世纪史学领域独树一帜。

他的早逝，执着学问、沥血著述（写文章经常连续几个晚上不睡觉）固是因由，更主要是爱情的悲剧吞没了他。他的好友哲学家贺麟写道：“凡是了解近代浪漫精神的人，都知道求爱与求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我所认识的荫麟》，《张荫麟先生文集》，台湾大学出版社，1984年初版，页43）因此他从心里给予“了解之同情”。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遵义逝世，听到噩耗的人无不为之惋惜。五十年后，他的文章、他的著作、他的艺术史家的诗情，仍然让我们新一代文史从业人员有无法绕行的地方。

最后我该说到《季羡林先生九十寿序》这篇文章了，在我主要是想表达我的一种祝福和感激。2000年2月4日我病愈出院，那一天正好是立春，又是己卯年除夕，第二天就是庚辰年的春节，开始我的本命年。4月9日南下讲学、养疴，先后在南京、扬州、镇江、常熟、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停留。杭州最长，住了二十天。5月13日返京，6月5日写《悼朴老》，这是我病后第一篇文章。5月13日又写了记南行游兴的《桃花得气美人中——虞山访柳如是墓》，病后第二篇文章。8月，学界朋友拟以最亲切的方式庆贺季羡林先生九十华诞，邓九平兄来我家告知准备情况，并希望我能即席讲话。我说讲话不宜，因为与会者大都是前辈硕学，我不合齿序。但季先生对我多年的帮助尤其病中的关切，让我永志难忘。李玉洁先生告诉我，1999年夏秋以来，季先生经常念叨：“梦溪怎么看不见了？”待知道我生病住院，他请李先生打电话给祖芬，转达他的话，嘱咐我：“要付出一段时间，争取半生幸福”“有病要有非常的自信，病就会好一半。排除一切，靠内心的调整，来增加抵抗力。要能抑制自己，这是很厉害的。”季先生还说他也有许多病，心脏病、肺气肿、十二指肠溃疡，但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他有病，就是靠自己调整。祖芬把记下的季先生的话念给我听，我当时的状态如同赵萝蕤在芝加哥艺术馆看到了陈梦家辑录的《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但也增添无限战胜病魔的自信力量。

后来我还接到季先生一信，其中写：“我兄罹疾，我心难安，幸天佑善人，转危为安。此不只我一人之福，实亦学坛之福也。”我已经愧不敢当了。因此欣逢先生九秩大寿，我想如果不用语言也应该用文字说点什么了。于是便有了这篇寿序，一气写成的，是为病后的第三篇文章。由于当时正泡在陈宝箴和湖南新政的晚清史料里，贴近文言的表达，于我有“语境”的方便，而且合于祝寿文的文体要求。但我是借鉴王国维为沈寐叟写寿序的办法，把季先生放在二十世纪学术史的流程里加以观照，与其说是一篇寿序，不如说是一篇学术史论更为恰当。序文初稿承邓九平兄补充内容，复经吴小如先生厘正文字，谨再申谢忱。

两篇哈佛访学记，是我1999年至2000年美东访学的一部分记录。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我先后与十余位研究中国学的学者访谈对话，录音稿有近二十万字，因病未能及时整理出来。本来打算《世界汉学》出版一个专辑，结果只在今年出版的一期上刊出对史华慈教授的访谈，而且他在我离开美国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和我交谈的时候，情绪热烈，他说他高兴谈关于中国关于文化的题目。我至今怀念这位渊博的西方儒者，并为他不能看到发表的文稿感到遗憾。实际上，我愧对了我与之对话以及帮助我安排访谈的许多美国友人，特别是杜维明教授、林同奇教授、王德威教授和商伟教授。也许王蒙的慰病电话，可以让我多少减轻一点心理担负——他说“病人是享有特权的，包括挑食、不守规矩、不讲道理”等等。不过，我会给愧对的朋友送去迟到的回答的，总有一天我会把全部访谈稿整理出来，不仅在《世界汉学》或《中国文化》上刊载，而且可能的话会出版一本《哈佛访学记》。

生病其实也是很有趣的，不仅如王蒙所说享有种种特权，还产生一种空灵，一种回归本我的宁静。贺麟解析张荫麟的浪漫爱情，得出“求爱与求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的优美结论。生病的过程就是往这优美情境漫步的过程。由于生病，会得到更多的温暖和爱，得到更多的友情和爱情。回归本我是愉快的，因为它无减无增。学问是快乐的，因为它是接近殉道的最佳途径。

时在2003年12月2日览康丽小姐送来之清样后补序
《学术思想与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