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是我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写的总序。当时并无长篇大论之想，只不过写着写着，收不住了，竣稿的时候，连同注解差不多有六万字。因此朋友说我是在学梁任公，当年任公先生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就写了五万多字，“篇幅几与原书埒”，结果不得不向蒋书“宣告独立”，自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如今我的序也以《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名目成书，大约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然则又确有不同。任公的序1920年10月写就，12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的这篇序完稿于1996年2月，如今已过去整整十年。中间不是没有过想出单行本的念头，友人也屡以此相催促，终因种种缘由而作罢。其实主要是需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从头到尾重新增补改润。2002年做了一部分，后来又搁下了。此序文之所以在学界有较大影响，实与《中华读书报》1996年12月18日和25日以四个整版的篇幅连续披载有关。当时刊载时，就用了《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题目。看到的人很多，师友以及一些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不少都打来电话或写来了信。至今我保留的信札仍有三十余通。大都是鼓励之辞，也有的发现舛误给予订正。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戴逸、李亦园、叶秀山、虞万里、冯天瑜、林庆彰、邓小军、扬之水等学界名宿，也都有手教贻我。

虞万里先生，我闻名而未尝一面，他对我行文中把章太炎、黄侃、刘师培一律以师弟子连属的误植，精心是正以教我。原信不长，虽已附录于书后，仍抄录如下与读者共享。

刘梦溪先生：

大著《学术要略》鸟瞰二十世纪学术，提要钩玄，纲举目张，洵不可多得之杰构。加之文笔流畅，若长江黄河，一气呵成，足以镇此丛书以垂不朽。拜读一遍，意犹未尽。唯先生谓“章氏弟子有黄侃、刘师培者，秉承师风，坚执古文经的立场”云云，意申叔未尝师事太炎，唯仪征刘氏四世治《左传》，申叔又于经学极为精专，故太炎深敬之，而侃以少申叔两岁而拜之为师，不知先生以为然否。恐丛书刊出难以补故，特致函相商，聊供抉择。又《读书报》文末无注，若先生别有铅印件，乞掷下置之邺架。余点校之《马一浮集》今年可出，附告，颛此敬颂

著安

虞万里顿首丁丑正月十二

虞万里先生校点的《马一浮集》第一册，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因研究需要，成为我的案头书。虞先生读书之细、功力之厚，令人赞佩，谨在此深致谢忱。

1996年年底，恰好李泽厚从海外回来，他看了文章之后，说不妨开个小会，找几位友人一起议一议这篇文章，他觉得我提出了许多关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大问题。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就在1997年2月16日，在我家中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学术恳谈会。戴逸、李慎之、庞朴、汤一介、李泽厚、余敦康、王俊义、雷颐诸位先生，一一应邀而至。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梁治平、何怀宏（后调北大）、任大援也参加了座谈。可惜王元化先生不在北京，否则我也会烦劳他的大驾。都是有备而来，谈得异常热烈，甚至有争论争吵。下午3点开始，至6点半意犹未尽，晚餐时继续谈。这些人物聚在一起，尽管有茶有饭，招待不谓不周，可一定不要指望他们都讲好话。好话自然也有，我作为文章作者和恳谈会召集人，更愿意听他们的攻错，看他们的机锋，当然无须隐瞒，也很愿意看他们吵架。做学问的人抬学问杠，特别有趣。大约1994年或者1995年，在杭州开会。我当时因写《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一文，正对学术独立着迷，发言时便强调各司其业，学者不一定耗时费力去管学术以外的事情，不妨“天下兴亡，匹夫无责”。王元化听后大惊，不待我讲完就插话说：“梦溪呵！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如果‘匹夫无责’，你还办《中国文化》干吗？”朱维铮说：“知识分子讲的话，当政者不听，与制定政策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刘梦溪的意见，‘天下兴亡’，我们‘无责’。”

我以为这次谈我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家庭的小环境，朱维铮也不在场，不至于吵架。不料，谈着谈着语调不对了。庞朴说：“你写大师，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你是仰着看的。马一浮，是神仙了，这不行。不光马一浮，所有人，你都是仰着看。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要有这个魄力，这是个大毛病。”余敦康表示反对，说：“过了半个世纪，重新接受民国时期的经典，大有好处。鲁迅说，一个苍蝇，拍了一下，绕了一个圈儿，又回来了。二十世纪，从1897年算起到1997年，这一百年我们耽误了太多的时间。说仰视，没有俯视——我们受到的教育，最糟的就是只有俯视，没有仰视。你汤一介、庞朴，都是俯视。你有什么资格来俯视？”尽管都熟知敦康先生的学术脾气，还是没有想到出口会如此严厉。气氛不免紧张了一下。幸亏李慎之先生及时插话，说他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窥视”，让大家都忍俊不禁。

戴逸先生给我的信里，只“报喜”，不“报忧”，这是从前一般信函的“规矩”。开会讨论就不同了，“忧”“喜”都报，主要是“忧”，这也是学者不愿逾越的“规矩”。他手里拿着准备好的提纲，郑重地讲了四个问题。“喜”我不重复，摘几段“忧”给大家看。戴先生说：“对于学术，我认为既有独立性，又有功利性，但学术的功利性，应该如何表现？应该通过求真来达到服务现实。求真是第一位的，通过追求‘真’就能够对现实起作用。还有致用，这是老祖宗的传统。《资治通鉴》，不是直接致用，是通过历史的真实，司马光讲的真实。”他说：“看起来，学术与现实结合太紧，是中国学术的一个弱点。申请一个科研项目，首先看你有没有用。”对于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戴先生尤其看重，他说：“唯物史观‘五四’传入，影响中国八十年之久，在座的没有人没受过影响。‘唯物论’起了什么作用？有多大成绩？我觉得不能避开。”他说：“没写入这个问题，是一个缺陷。避开不行，不管是什么原因。”戴先生是研究清史及近代史的学者，一向待人和气，即之也温，但讲起学术问题，他不含糊。戴逸先生发言的时候，李慎之、汤一介、李泽厚都有插话，我随时也有所说明。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高水准的学术研讨和学术对话，充满了理趣和智辩。其他几位的精彩之见，不能逐一胪列，有座谈会的详细记要附录于书后，大家可自行参看。只是这次修订成书，有关唯物论的内容我仍然没有写入，倒不是有意避开，而是那样写起来，要讲许许多多另外的问题。戴先生的教诲也许要等到我将来写更大的书的时候再有所补充了。没法形容我对与会师友们的感谢与感激，我说我已经很富有了。而且我知道，今后再不可能有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学术恳谈了。因为李慎之先生已不在人世，没有他在场，大家会感到寂寞。

我与李慎之先生相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次纪念冯友兰的研讨会上，大事件刚刚过去，人们欲谈无话。李先生不同，依旧放言高论。我喜欢听他讲经过文化过滤的政坛掌故。1993年3月，我们一起出席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理念与实际”国际学术研讨会，回来时搭乘同一架飞机，候机室里论学论治更容易增加彼此的了解。从此就经常见到李先生了。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以及《中国文化》杂志举办的学术活动，有的也请他参加。虽然他在文化问题上所持的“全球化”主张，许多致力于传统研究的学者不一定认同，但我个人颇偏爱他观察问题的宏阔眼光和无所顾忌以及“目无余子”的直言傥论。1997年2月16日的恳谈会请他光临，他愉快地答应了。怕不好找，约好先到兆龙饭店。我准时去接，他已经在等了。我家离兆龙只五分钟的路，我们一起走的时候，他说最近腿有些不便，但还在谈近来他特别关注的问题。我的《要略》他显然看得不够仔细，所以发言时不能完全对上口径，例如以为我使用的“现代”一词是从明代开始等等。但学术敏感告诉他，他不能同意我的许多观点。会后通电话，他说他要写文章与我商讨。他认为我对什么是现代学术没有加以分疏。我同样敏感地发现，他的观点其实相当混乱，如果写文章，我不回答不好，回答则容易停留在澄清和说明的惯常的所谓论争的地平线上。距今二十多年前，我有过同时与好几位了得的人物做车轮论争的失败经验，深知真理不是愈辩愈明，恰恰相反，如果承认愈辩愈糊涂庶几接近世情物相。

李先生是我素所喜欢的人（喜欢他明言快论的君子之风），以此我雅不情愿与他发生所谓学术论争。何况本人当时天命之年已过，要做的事情正多，哪里有时间、兴趣、意气，与人争论自己已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的是非对错。对，固然好；错，如果是经过潜心研究而未到未明之错，于学理人心也不无裨益。李先生与我商榷的文章出来的时候，已是1998年的秋天，初步印象他是下功夫写出来的，提出了可以讨论的问题。大问题是怎样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一直存在、一直有争论的问题。我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不妨也可以看作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所做的一个方面的探讨。所以重点讲的虽是现代学术，传统学术部分，所占比重也相当不小，第一章至第三章都是关于传统学术的内容。对此，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读，再正常不过。例如李先生引用台湾前“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的观点，主张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科技”一词概而括之，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以及认为“中国引进西学百年，迄今在技术上有相当的成就，在科学上却还没有太大的独创”等等，我完全能够认同。

但他说作为科学基石的“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除了“十年前《读书》杂志倡导的一次讨论”，“这十年，再也听不见同样的声音了”。这不符合事实。别人姑且不论，谨在下对此一问题，就曾多次著文申之论之。1991年我写的《“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一文（刊载于《中国文化》1992年秋季号，应该在李先生设定的“这十年”之内），可以说是专门探讨此一问题的文章。我在该文章中写道：“在中国传统学术里，学术从来是一种手段，没有人把学术当作目的看待。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学术独立的传统。其实对研究学术的学者来说，学术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学术研究学术，为研究而研究。”这就是我的主张：“为研究而研究”，难道和“作为科学基石的‘为求知而求知’”，不是同一个意思吗？而《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写作，核心理念也是关乎“学术独立”四个字。开篇引严复的话：“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什么意思？严复是说，“学”须是以学为目的，而“术”不过是“弋声称，网利禄”的手段，如果只要手段，不要目的，学就不存在了。“翻新不如述旧”，引前人的言论，表达的不是我的意思吗？《要略》第十一章“中国现代学术的学术传统”，更明白晓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大关键处，还在于对学术独立这个问题采取何种立场。”又说：“学术是否独立，首要的是能否把学问本身作为目的。”接着便引录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萧（公权）、朱（光潜）、冯（友兰）诸大家的论说，以为参证。我的这些观点都明白无误地写在与李先生为之商榷的文章里，我只能相信，是由于报纸的字体太小，可能李先生没有看得清楚。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李先生质疑的是有意趣的，就是我说“元朝的时候罗马教皇曾以七大术介绍给元世祖，包括文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术、几何、天文。然而此七项大都关乎技艺，也就是器，属于形下的范畴，与学术思想迥然有别”。李先生说：“这里的名学就是逻辑，严复称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连逻辑都要归于‘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范围，说实在的，天下就再没有什么学问可以称为‘纯粹的学术’了。”我在《要略》中论述现代学术有重视科学方法的传统时，特别提到严复的贡献，说名学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的严氏名言，就是我文中所引录的。但“七术”之说，是王国维所讲，由于是“意引”，我没有注明话语的来源，今次修订方予补注。王国维的话见于他的《论近年之学术界》，原文为：“元时罗马教皇以希腊以来所谓七术遗世祖，然其书不传，至明末而数学与历学与基督教俱入中国，遂为国家所采用。然此等学术皆形下之学，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也。”王国维在“七术”句下加了一个注：“文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则王国维认为包括“名学”在内的“七术”都是“形下之学”，应无疑义矣。这里其实涉及静安先生对形上之学和形下之学的看法。

盖静安先生当1901年至1905年，正在不遗余力地与西方哲学和美学打交道，尤其沉迷于康德和叔本华学说，故此一时间撰写的论文，大都倡言“伟大之形而上学”和“纯粹之美学”。《静安文集》所收之《论性》《释理》《叔本华与尼采》《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等，均关涉这方面的内容。即如《论性》之一篇，遍举尧舜、《尚书》的“仲虺之诰”和“汤诰”、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淮南子等关于“性”的诸种论说，王国维都不认为已达形上学之境，而汉之董仲舒的“阴阳二元论”，与形而上学庶几近之。他如唐之韩愈、李翱，宋之王安石、苏轼等亦复如是。只有周敦颐、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朱熹诸大儒，他们创立的新儒学，王国维才认可是形上学的学说。他说：

纵观以上之人性论，除董仲舒外，皆就性论性，而不涉于形而上学之问题。至宋代哲学兴，而各由其形而上学以建设人性论。^[1]

王国维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尤为称赏，用“广漠”二字概括其哲学论说的形上特点。而对张横渠《太和篇》提出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以及“气本之虚则湛本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王国维认为也是“由其形而上学而演绎人性论”。特别“有象斯有对”四句，王国维说：“此即海额尔（黑格尔）之辩证法。”至于朱子，主张理气二元论，形上形下区分得甚为清晰，王国维当然不能不肯定“其形而上学之见解”。

而《释理》一篇，将“理”分解为“理由”和“理性”二义，称“理由”为广义的解释，“理性”为狭义的解释。由于人的运用概念进行推理判断的能力缘于理性，所以，王国维认为“理性的作用”是人的“知力作用”的最高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普遍形式，因此可以建构形而上学的系统。宋儒便有此条件与可能。朱子答黄道夫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秉此理，然后有性，必秉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2]王国维引录朱熹的这段话之后写道：“朱子之所谓理，与希腊斯多噶派之所谓理，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于是理之概念自物理学上之意义出，至宋以后而遂得形而上学之意义。”^[3]此可见王国维是以西哲之论述作为参照系，以严格的论理标准来使用形而上学一词的。

“易言以明之”（王国维习惯用语），静安先生所谓形上形下之分别，应该是：“所谓形而上者，超时空而潜存（Subsist）者也；所谓形而下者，在时空而存在（Esist）者也。”^[4]因此他以此标准来衡量宋学，一方面承认宋之理学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另一方面指出，宋儒的目的是想巩固道德哲学的根基，而不是对形而上学有多少特殊的兴趣。同样的理由，王国维对晚清西方学术思想的输入，严译出现之前，也就是他所说的：“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5]那么历史上所传之罗马教皇介绍给元世祖的文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术、几何、天文这“七术”，王国维认为“皆形下之学”，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问题是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是不是仍可以认为名学不是形上之学？兹事体大，我为此请教了两位当今研究西哲的大家，一位是何兆武教授，另一位是叶秀山先生。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可以认为。叶先生说，名学也就是逻辑学，它是形式科学，带有工具性，不是形而上学。何先生说，逻辑学是推理的过程，不是推理的对象，因此不是形上之学。后来他又做一补充：“形上学譬如哲学是我们的知识，逻辑是认识知识的能力。”这让我想到金岳霖先生早年讲的一段极富思辨意味的话：

逻辑并不发明思想，它不会从水中救出我们喜欢的小姐，也不会向我们说明我们关于世界应该形成什么样的思想。如果逻辑对我们所在的世界做出某种反应，那么它仅仅表明那种能够使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可理解的整体的方式。^[6]

不过，我在《要略》中对此一问题所做的行文表述并非不存在可议之处。我认为包括名学在内的“七术”不属于形上之学，确没有理会错静安先生的意思，但我说“此七项大都关乎技艺，也就是器，属于形下的范畴，与学术思想迥然有别”，其中“也就是器”四字则容易引起误解。说他们“关乎技艺”“属于形下的范畴”“与学术思想迥然有别”，都无不可。但说它们是“器”，就不准确了。因为“关乎技艺”“属于形下的范畴”的也可以是“学”，不一定都是“器”。所以，李慎之先生提出此点进行商榷，理由是充足的。只不过他由于不知道“七术”都是“形下之学”是王国维的说法，而使自己也出了纰漏。这也由于我未注明出处使然，因此特借此撰写后记之机缘，略述后果前因，并向李先生和读者致歉云尔。不过，以李先生的性格，即使知道是王国维的观点，他也许照样质疑。你看他文章中对同样并非形上学的几何学的赞美，他说至今还“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理性的力量”。

李先生文章中透露出来的宏阔的视野和“目无余子”的气魄一如其平素为人。如果不是关乎己身，我会继续毫无障碍地欣赏他的风格。然既成为当事人的角色，欣赏之余，难免要检讨比较反思彼此立论的是非曲直正误。例如，他说为了研究马一浮，“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结果“最后的印象却是：他全然是一个冬烘”。认为二十世纪的最具通儒气象的大学者马一浮不过是个“冬烘”，我还能说什么呢。又比如，李先生责怪学术经典的《鲁迅卷》竟然没有选小说《阿Q正传》或《狂人日记》，却选了专门史著作《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商榷，我该怎么回答呢？至于把鲁迅、陈师曾、吴宓、吴梅编入一卷，李先生认为不符合书前《编例》所说的“合卷并考虑到了入选者的学科性质和师承关系”。鲁迅，我们选的是两种文学史研究著作，吴宓选的是比较文学之作，吴梅选的是词曲学，陈衡恪选的是美术史论，大类项上都属于文学与艺术研究一科，也可以统称为艺术学。因此他们的学科性质当然是相同的，和《编例》并无矛盾。还有，我在文章的标题之下，摘引了一句阮元的话：“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李先生说他参不透我引用这句话的奥妙。其实，这不过是写文章的一种“常式”，引前贤之语，以作起兴。完全不必如李先生那样引申为说：“阮元难道预见到了这方面的升降吗？他难道能要求中国的现代学术升而传统学术降吗？”或者进而设问：“百年而后兴起的中学，阮元还能认识而认同吗？”这说得很让我有些不明白了。

阮文达所说的“百年”，和刘梦溪所说的“百年”，当然指的不是同一个时间段。我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开头便提出：“站在学术史的角度回观二十世纪的中国，简错纷繁的百年世事也许更容易获致理性的通明。”可见我所说的“百年”，是指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李先生说他不知道阮元“在何时、何地、何文中说这句话的”，倒不妨说明系见于文达公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写的序，时间在嘉庆九年即公历1804年之小雪日。兹将有关原文抄录如下：

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元初学者，不能学唐宋儒者之难，惟以空言高论、易立名者为事。其流至于明初《五经大全》易极矣。中叶以后，学者渐务于难，然能者尚少。我朝开国，鸿儒硕学，接踵而出，乃远过乎千百年以前。乾隆中，学者更习而精之，可谓难矣，可谓盛矣。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7]

我们从上述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阮元的“百年前后”的含义。元初到明初，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学术流变由不能学唐宋儒者之难，到《五经大全》易而至极，空言高论至于极点；明初到明中叶以后，也是一百多年的时间，学术风气“渐务于难”，是又一变；明中叶以后至明末清初，又是“百年前后”，顾、黄、王等大儒出，学术之盛，超过前代；而国初至乾隆时期，又经过了百余年，各专门学科之专精务难，前所未见，已进入学术史的专门汉学时期。质言之，阮元的意思是说，学术风气的演变更替是一个长过程，短时间内不足以窥其盛衰升降。我认为这是一代通儒的老到卓识之言，因而特于题目之下标出，作为笔者梳理清末民初以降二十世纪百年学术的引题起兴之语。这样做于原典于学理于文例，均没有不恰当之处。极通常不过的一种文章写法，实无任何奥妙可言。

我初意原不欲和李先生在学术问题上发生争论，但看了他的商榷文章之后，有一种不期而然要做出回应的潜意识。而且动笔写下了四五千字，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学术的中西问题；二、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界分问题；三、所谓思想与学术的关系问题；四、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本土化与全球化问题。李先生并没有就这些问题正面立论，而是在与我讨论的过程中带出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由于我当时就要赴加拿大、美国访学，没有来得及全部竣稿。而当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我回国以后，李先生的处境已经让我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写回答他的文章了。我对他的尊敬早已遮盖住了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学术歧见。他是我们难得见到的身处旋涡而不染尘的知识分子官员。他的资质让人有水清鱼乐之感。很多人其实并不知晓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真正义谛。如果不准备就这一问题做形而上的学理探讨，我不妨说，大家只要看看李先生就思过半了。

我为自己终于有机会对《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做这样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修订而感到些许安慰。纠正了包括上面提到的几处舛误，内容做了一些增补，加了几个长注。朱熹的学术思想、晚清新学的演变、甲骨文字的发现经过和胡适与科学方法的提倡等章节，增加了较多的内容。原来全稿分十二个部分，每一部分都以提要式的文字作为标题。现在提要式文字仍保留，但考虑到学术专著的惯常体例，正式立名为十二章，每章均加了新的章题。附录之文字可以见证历史，想必也都是本书读者所乐于看到者。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长久到“千古”云云，没有想过，且不知也。但其中之得失苦甘，我这“寸心”未尝不微有所“知”。十五年前“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的编纂，在我无疑是一次学术历险，至今仍有淡淡的“人生过后唯存悔”的意绪心情。有人说单是丛书的编纂过程就可以写一本书，诚哉斯言。我至今感念当年与我共襄斯役的诸学术同道，并深佩王亚民兄的胆识和魄力。我这里特别想提到两位业已作古的前辈师儒，一位是张舜徽先生，一位是程千帆先生。因创办《中国文化》杂志，自1988年开始，我就与两位先生有书信往还，程先生我前去拜望过，张先生则始终未能一面。1991年拟议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之时，我曾函询两位先生的意见，他们都写来了信函，言之谆谆，使我深受教益。程千帆先生是黄侃的弟子，所以我请益于程先生的，是关于黄卷的编选问题。兹录程先生回示全文如下：

梦溪先生史席：

昨奉大函，又惠赐《中国文化》三期一册，感谢之至。义宁陈君之学术，博大渊深，其所着眼，皆在历史、社会、政治、文化之“节骨眼”问题上，乃又往往以考辨之面貌出之，故其由具体事实所抽象出来之大问题大道理反为世人所忽略，此乃学术界之所当发挥者也。尊文于此，实能践履，故所及虽仅柳氏《别传》，而于寅老用意及创体皆多有人之所不能言，三复之余，曷胜钦服。

承示受托编辑近现代学人著作，发潜德之幽光，启来哲之通道，实为盛事。惟先师黄君五十即返道山，其书多在草创或积累之中，皆无成稿。潘石禅兄在台为影印十四大册，多系原书批语，先生谅已见之。大陆所出，则多经其侄耀先之手，除文心札记、文选评点单行外，多已归之《论学杂著》及《群书笺识》二书中，然论文亦不多，较之他家，较难选择。然若《音略》《与友人论治小学书》《补文心隐秀篇》《汉唐玄学论》亦可示范来兹矣。弟入师门甚迟，未能窥见黄君学术之堂奥，此事似可更与石禅商之。潘君为贵刊顾问，义不容辞也（台北市敦化南路369巷63号）。

《文化》二期，不知有无存书，四期已否出刊，均盼见惠。非敢作得陇望蜀之妄想，实以在宁无购处，托之在京友人，又多所滋扰也。

近刊《宋文学史》一册，讲课之作，不足以言创获，敬呈以博一笑，大雅如先生必怜其老而失学矣。(www.daowen.com)

专复，即颂

著安

弟程千帆
9·25

程先生信中对有关黄侃著作的诸种情形悉皆告知，唯恐有遗，并建议我与台湾的潘石禅先生联系。“石禅”即研究敦煌学及红学的大家潘重规先生，黄侃的东君，当时任教于台湾文化大学。我与潘先生通过音问，他来北京曾约我晤面，我去台北也曾随皮述民教授往敦化南路拜望。如今，程、潘两先生都已仙逝，潘在2003年4月24日，享年九十七岁，程在2000年6月3日，享年八十八岁。程先生去世时，我亦在病中，我对他充满感念与怀念。他信里表示愿意看到《中国文化》第二期和第四期，而说“非敢作得陇望蜀之妄想”，惠赠《宋文学史》给我，却自谦为“讲课之作，不足以言创获”，且说“必怜其老而失学矣”。这些学人书简的语言之雅趣，已不多见矣。至于对拙稿《“借传修史”——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一文的奖掖，自然铭感，可无论也。

张舜徽先生的信是另外一番风景，我们先看原文：

梦溪先生大鉴：

得五月十五日长函，备蒙奖饰，愧勿敢当。拙著随笔，特闲暇偶尔所录，零散已甚，未足以副博雅之目也。承示近来有意选刊百年内著名学者之代表作，汇为一大丛书，规模宏大，闻之气壮。窃思当今之世，非贤者登高一呼，成此盛举，实亦无第二人敢作此想。一则限于识见；二则困于财力；三则乏交游以资共济。伏思先生识见既高，交游又广，助之者众，为之则易。无论筹资、设计，在在皆为他人所不逮。是以私计此举惟执事优为之。如能有成，实不朽之盛业，所谓弘扬中华文化者，于是乎在矣。

尊意在百年内“选择具有开辟意义、典范意义之学者”，此点最关重要。如欲权衡人才之轻重，盖有专家与通人之别。专家路窄，通人路宽；专家但精一艺，通人则能开廓风气。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自以通人为大。有此尺寸，则每人之代表作如何去取，则自有标准矣。以汉事为例，其列之《儒林传》中者，皆博士之学也，亦即当日之专家也。至于学问广博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流，非《儒林传》所能范围，皆各自有专传。后汉许慎、郑玄治经，不主一家，汇为通学。其后许郑之学行，而昔日立于学官之今文经说全废，则专家与通人之短长区以别矣。持古量今，理无二致，先生必能独照其得失而有以别择去取于其间也。

细览来示所拟六十余人名单，搜罗已广，极见精思。鄙意近世对中国文化贡献较大者，尚有二人不可遗。一为张元济，一为罗振玉。张之学行俱高，早为儒林所推重，实清末民初，大开风气之重要人物，解放前一直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著述多种，商务印书馆陆续整理出版。罗于古文字、古器物之学，探究广博，其传布、搜集、刊印文献资料之功特伟，而著述亦伟博精深，为王国维所钦服。王之成就，实赖罗之启迪、资助以玉成之，故名单中有王则必有罗，名次宜在王前。罗虽晚节为人所嗤，要不可以人废言也（六十余人中，节行可议者尚多）。聊贡愚忱，以供参考。闻月底即可与出版社签下合同，则选目必须早定。此时合同未立，暂不向外宣扬。如已订好合同，则望以细则见示。愚夫千虑，或可效一得之微也。京中多士如云，不无高识卓见之学者，先生就近咨访，收获必丰，亦有异闻益我乎？盼详以见告为祷。

承示《中国文化》第五期正在集稿，兹录旧作二篇，聊以补白，乞即以此付之。专以布复，即请

大安

舜徽再拜
五月二十三日

张舜徽先生在当代，是成就最为显赫的师儒。我在《要略》论钱宾四一节中曾说：“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现在应该补充说：“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除了钱穆，唯张舜徽当之无愧。张学之大之专精，通四部而尤擅清代学术，我是了解的，故创办《中国文化》之初，便与张先生取得联系，得以在第一期即刊出他的文字并允任刊物之学术顾问。我们有多封通信，此处所引仅是其中之一，从信中可以看出，张先生是何等细密之人。

“经典”丛书初选拟目没有罗振玉，接受张先生意见后来列入了。张先生信中对罗持论甚坚：“罗于古文字、古器物之学，探究广博，其传布、搜集、刊印文献资料之功特伟，而著述亦伟博精深，为王国维所钦服。王之成就，实赖罗之启迪、资助以玉成之，故名单中有王则必有罗，名次宜在王前。”一定是揣想到我可能对罗的晚节不以为然，所以张先生特予点明：“罗虽晚节为人所嗤，要不可以人废言也（六十余人中，节行可议者尚多）。”王、罗关系自有其复杂的一面，学界向来异说异是，张舜徽先生所论应比较客观。再就是信中对专家与通人之分别，不愧为大家言说，启予者良多。“专家路窄，通人路宽；专家但精一艺，通人则能开廓风气。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自以通人为大。有此尺寸，则每人之代表作如何去取，则自有标准矣。”这讲得何等明通。怕我不能领会，又举汉事为例，说当日的博士之学亦即专家，都列在《儒林传》里，而司马迁、刘向、扬雄等大学问家，则各有专传。盖《要略》第九章专论“通人之学和专家之学”，实亦不无张舜徽先生教示之影响也。张先生此信写于1991年5月23日，至次年1月16日，仍有手教询问丛书之进展情形。而当我告知近况之后，张先生喜慰非常，并重申宜包括张元济的理据，他在1992年4月13日的信中写道：

梦溪先生大鉴：

得三月二十五日惠书，借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之编纂，布置就绪，安排得体，以贤者雄心毅力为之，必可早望出书，甚幸事也！承嘱补苴遗漏，经熟思之后，则张菊生先生（元济）为百年内中国文化界之重要人物，而其一生学问博大，识见通达，贡献于文化事业之功绩，尤为中外所推崇。其遗书近由商务整理出版甚多，可否收入，请加斟酌，往年胡适极尊重之，故“中央研究院”开会，必特请其莅临也。承示《中国文化》第五期即可出书，此刊得贤者主持，为中外所瞩目，影响于学术界者至深且远，我虽年迈，犹愿竭绵薄以贡余热也。兹录呈近作二篇，请收入第六期，同时发表。好在文字不多，占篇幅不多，并请指正！专复，即叩

近安

张舜徽上
四月十三日

此可见张舜徽先生对“经典”丛书投入怎样的关切。可惜他未来得及看到丛书的出版，就于1992年11月27日逝世了，终年八十一岁。他其实还在学术的盛期，他走得太早了。张先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落款的时间为1992年11月9日，距离他逝世仅十八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不久就是他双七周年的忌日，谨在此表示我深深的悼念与追思之敬意。

张先生并关切京城之“多士”对“经典”丛书有何“异闻”，其实我还请教过周一良先生，周先生力主康有为不可少。1992年9月，我赴哈佛大学出席一国际学术会议，并应余英时先生的邀请访问普林斯顿大学，使我有机会与英时先生畅谈学术，“忆往事，思来者”，同时也听取了他对“经典”丛书的意见。英时先生对章太炎、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的拟选篇目，提出了中肯的增补建议。还有汤一介先生、朱维铮先生、汪荣祖先生，也都有以教我。朱维铮先生的回示有三页纸之多，同意丛书的大体设计，只是提醒我对拟选的五十家尚需再酌。他说：“麻烦主要不在哪些人已经入选，而在于哪些人没有入选。”并具列宋恕、张謇、汤寿潜、孙诒让、杜亚泉、辜鸿铭、黄远庸、易白沙、陈独秀、吴虞、李大钊、丁文江、孟森、梅光迪、柳诒徵、陈序经、吴稚晖、陶希圣等人的名字，认为杨文会、顾颉刚既可选，则这些人也似可以考虑。他是启发我选政之难，非欲强加也。《康有为卷》的编校之责他答允，但编委一席后来才予应承。

维铮事繁，一次因催稿彼此寡欢，三天之后得大函，云“前夜得尊电，由康有为小传事，蒙申斥”，语词措意，令我忍俊不禁。然后说编委他不当了。然后说康传最好由我来作，以“垂范后世”。但随后却寄来了他的康传的改稿，并说：“虽又贻迟误之罪，然终属亡羊补牢，略胜有劳先生掷还再议之烦扰也。”待丛书出来，他收到三十卷样书，于1998年2月12日写信给我，说：

已得三十卷，即用半夜逐册翻阅目录和年表、要目，粗得印象，以为总体符合学术性要求，选编也各有特色，虽说见仁见智，所收未必合乎尊序所示经典品格的要求，而均有参考价值，则可断言。此乃主编之成功，当贺。

晚清人物及近代学术思想是维铮先生的学术强项，能得到他的认可，殊非易易。他还对丛书的销售方法提出意见：“据有的学生说，已见全书在几家书店上架，但不拆零出售，只能望书兴叹。我不知是出版社批发规定，还是书店自作主张？但这类书的主要读者群，在文科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倘可零购，则各卷都有忍痛掏钱者。倘只能选择‘全或无’，则绝大多数必选‘无’也。即如拙编一卷，定价五十五元，要我自行购置，也需一思。况且诸卷所收，多半都有单行本，读者单为补己藏所缺的几种或数文，而要购置全卷，必多踌躇，而不拆零，更无疑拒绝主要读者。如此‘生意经’，当为出版者所知。”我即刻将此意转告王亚民兄，后改为拆零销售盖出于维铮先生的“生意经”也。这就是丛书编纂过程我与之交往的朱维铮先生，不愧为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

“经典”丛书对我个人而言有存于成败得失之外者。同道切磋之谊，名师教诲之乐，即是其中之荦荦大端。文物书画鉴赏家最看重原物真迹，“过眼”一词是他们的业内行话。我敢说中国现代学者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著述，我大体都一一“过眼”了。没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便没有书前的总序，也就没有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现代学术要略》。陈寅恪先生岂不云乎：“吾侪所学关天意。”学术一如人生，无非因缘凑泊而已，预设不一定就是结果，过程比结果更为绚烂生动。

因此，当我的总序成书即将付梓之际，特别要感谢一向关心护持《要略》的师友和读者，感谢最初刊发此裹脚长文的《中华读书报》，感谢对此文存乎真赏的挚友邓小军教授。另外，由于戴逸先生和李学勤先生的热诚推荐，《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曾获得我所在系统之优秀学术成果奖，因此特向戴、李两先生致以谢意。还有很久以后的后来我才得知，季羡林先生曾请他的助理李玉洁先生为之诵读《要略》，这让我事后犹感惶愧不安。

两周前携内子去医院看望季先生，九十五岁的老人，精神依然矍铄，且思维敏捷，语带幽默。谈起佛学，他说佛陀当时是代表新兴势力的。不久前范曾先生调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季老尝手书“善来”二字为贺。语及此并范公苦嗜八大事，他脱口诵曰：“石涛雪箇非凡胎，老缶晚年别有才。九原我欲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齐白石老人的诗，老缶是吴昌硕，雪箇即八大山人朱耷之号也。

2007年6月22日（农历丙戌年五月廿七）于京东寓所
（刘梦溪著《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初版）

[1] 王国维《论性》，《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之《静安文集》，第7页。

[2] 朱熹《答黄道夫》，《朱熹集》第五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47页。

[3] 王国维《释理》，《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之《静安文集》，第18页。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三松堂全集》第三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6页。

[5]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之《静安文集》，第102页，第98页。

[6] 金岳霖《序》（1927），《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68页。

[7]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首之阮元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