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是特殊的，三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思想文化刊物能跟她的影响力相比并。她的成功，使得不喜欢读书的人，也喜欢《读书》杂志，即使不经常看《读书》杂志的人，也不能不称赞这本刊物，否则有可能被目为没有文化，不够时尚。

《读书》的独擅之处，是在于，她是读书人的家，是知识分子的朋友。各类刊物多得不可计数，但可以称作读书人的家，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朋友的，只有《读书》杂志。照说不应该是唯一，可是我想来想去，竟找不到第二个。虽然如此，《读书》杂志本身却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你们的“门庭”可能会变得“冷落”，你们的“朋友”会越来越少。因为如今的社会，真正的读书人是越来越少了。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以后，是有一个读书人阶层的，但他们读书的目标很单一，就是为了科举。读书的范围也很狭窄，一切围绕“五经四书”来旋转。这样的读书人其实已经开始“异化”，《儒林外史》描写的那些人物基本上都是史笔。倒是晚清迄于民国百年以来，确实渐渐有了读书人的群体。但近年来这个群体正在分解和弱化。为了专业研究而读书的人多了，无特定目的闲适读书的人少了。鲁迅说“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我们自然不必把读书和“无聊”必然地联系起来，但真正的读书人，我以为一定要与功利阅读相区隔。

同样，具有充实义涵的知识分子现在也越来越少了。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物剧增，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从业人员，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各有所成。但不能不承认，专家多了，思想者少了；学者多了，知识分子少了。知识分子的概念到底如何界定？西方有具体的界定方法，大体是除了专业成就之外，还需要对社会的公共问题发表见解。中国古代的“士”，解释起来颇多歧义，但其中有的解释，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内涵多少有一些吻合之处。比如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所谓“恒心”，就是孟子在另一处说的“尚志”。齐国的王子有一次问“士是做什么的”，孟子回答说“尚志”。又问“何谓尚志”，孟子说“仁义而已”（《孟子·尽心上》）。可见所“志”者“道”也。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论语·里仁》）。那么所谓“恒心”，其实就是对“道”的不动摇的坚执。另一对“士”的解释，是司马迁记述齐国的稷下学派，说齐宣王喜欢“文学游说之士”，驺衍、淳于髡等七十多人“不治而议论”。一条是“无恒产而有恒心”，一条是“不治而议论”，这两个条件很符合现代知识分子的职能。

但中国今天的知识人士，有“恒产”者越来越多，有“恒心”者越来越少。其实“恒产”多了，“恒心”也就难以维持了。而且现成的“官位”也常常摆在知识人士面前，不为之所动的不能说没有，但毕竟太少了。一旦有了“官位”，“不治而议论”便无法成立。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能越来越少。本来《读书》是知识分子的朋友，知识分子少了，《读书》的朋友就少了，出现门庭冷落的情形，正不足怪。(www.daowen.com)

然而《读书》依旧还是《读书》。不管读书人如何地减少，她仍然是读书人的家，哪怕是只有一间阁楼大小的家。知识分子的数量虽然锐减，她接纳朋友的热情却丝毫未减。这一点，三十年前如此，三十年后还是如此。她们所“尚”之“志”，始终没有改变。《读书》的这种品格十分难得。读书人少了，知识分子少了，讲学问的却日见其多。而且近一个时期大家蜂拥而上，一齐比赛着讲“国学”，不懂“国学”的人也来讲“国学”。我注意到，《读书》杂志没有赶这种时髦。国学的根基，主要是经学和小学，马一浮定义“国学”为“六艺之学”，其苦心孤诣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余英时先生前些时有一个提法，他认为与其使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不如使用知识人的概念。因为知识分子概念在中国语境下，含义展开得不是很充分。而知识人这个概念，可以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所以关于“读书人”和“知识人”的话题，能否在《读书》杂志上有所讨论？还有，最基本的文本经典，包括古今中外的文本经典，《读书》杂志如能细水长流不间断地有所介绍与诠释，窃以为自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文化长策。

根据2009年6月6日，在《读书》三十周年
座谈会上的发言写成，原载《读书》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