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机先生是我国文物考古领域的著名专家，生于1929年，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今年八十又七，值米寿之期。他长期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所鉴定文物，为该界人士所服膺。他学术的兴趣及所从事的专学，主要侧重科技文明和生产与生活的名物之研究与考证，特别对农牧、膳食、饮品、医药、纺织、服饰、器具、文具、乐器、矿冶、交通、武备等名物，有深湛的研究。往往能够由物正名，因名见物，考镜源流，证发中西。前此的代表著作是《中国古舆服论丛》《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和《中国圣火》。实事求是，无证不言，人朴学质，厚积薄发，著述精要，是其一生为学的特点。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2014年，下引诸页码，均出于本书）一书，是在国家博物馆系列演讲基础上成书，事前有详备文稿，嗣后经过重新修订厘定，撰写成著述文本。绝非通常所谓演讲体，而是全新的专业著述。内容可视为他已往研究创获的总汇。书分十目：一曰农业与膳食，二曰酒茶糖烟，三曰纺织与服装，四曰建筑与家具，五曰交通工具，六曰冶金，七曰玉器、漆器、瓷器，八曰文具、印刷、乐器，九曰武备，十曰科学技术。每一目均从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名一物说起，解名释义，明辨源流，取证中外，探河穷源。完全做到了无一物无来历，无一例无出处。且配以手绘图例，因名见物，以物正名。考索叙论方式，则地下发掘和纸上故书互相比证，异域物典与中土文物彼此参证，此正是王静安所倡行的二重证据法也。至其笔力文风，语言逻辑，更是举重若轻，如话家常，取证丰，下笔慎，行文简。化奥名僻典于日用常行，使专业著论变成趣味讲述。真真大家之著述也。

兹以第二目之酒之一项为例。照一般理解，酒之制作须用曲。但著者根据翔实史料，确认原初的酒并不用曲，而是将麦芽和谷物同浸于水，再经过滤，而成醴酒。为此征引《吕氏春秋》高诱注、《释名·释饮食》等载籍予以证实。曲是在蒸煮谷物过程中发现的一种可产生酶的真菌，著者写道：“有了曲，粮食酒遂正式问世。”（页38）经典证据是《尚书·说命》的记载：“若作酒醴，尔惟曲蘖。”征引之后，接着分析制作过程因发酵产生的醛和酯的多寡，使酒呈现不同的香味。因此有淡酒，是为醴；香酒，是为鬯。并进而考证出：“鬯酒又名秬鬯；秬是黑黍，鬯是香草。”根据是《说文》有解：“鬯，以秬酿香草，芬芳条畅以降神也。”那么，像鬯酒这样高级的酒，应该用什么样的饮酒器呢？孙机先生的考证以此为转折而进入他的酒论之妙境。

他提到当时有一种高级酒器叫卣。证据一，甲骨刻辞有“鬯一卣”“鬯三卣”“鬯五卣”的字样；证据二，《尚书·文侯之命》和《诗经·江汉》都有“秬鬯一卣”的记载；证据三，《尚书·洛诰》有“秬鬯二卣”的记载。看来“卣”这种饮酒器的文字记载无可异议。但此种酒器的形状，是宋人定名，故著者说：“卣究系何物，仍是一个未解之谜。”（页38）没有看到遗存实物，尽管有文献记载，仍然存疑，这就是孙机先生的学术风格。但另一种酒器“爵”，可是有实物存焉。他说河南偃师二里头就出土过夏代的铜爵。但此爵有很长的“流”（犹今之壶嘴。——笔者注）平直伸出，有的还是“管状流”。孙先生断判此物并非饮酒器，而是敬神时使用的以酒灌地的器具。根据是《说文》对爵的解释为：“中有鬯酒。”又《礼记·礼器》云：“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论语·八佾》的皇侃义疏又说：“使酒味渗入渊泉以降神也。”则爵非为饮酒器可以论定矣。况爵有三足，系加热用。孙先生写道：“二里头出土的铜爵，有的器身瘦长，下接向外膨起的假腹，呈覆盂状，上面开有四个出烟孔。加温时，这种构造便于拢聚热量，吸引火势，使爵中的鬯酒迅速沸腾，冒出蒸气。”又说：“古人认为神虽不饮食，然而喜欢嗅香味。”此点也有文献记载，《尚书·君臣》的孔传曰：“芬芳香气，动于神明。”孙机先生的引证可以说是步步为营，一丝不漏。

本来考证析论至此，已可以结束。然而孙先生还要进一步往下追究新名新义新解。他说以香气享神叫“歆”，斯义来自《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杜预注：“歆，享也，使鬼神享其祭。”又引《说文》：“歆，神食气也。”再引《诗·大雅·皇矣》之孔疏：“鬼神食气谓之歆。”孙先生写道：“升歆灌地，上下交泰，所以盛鬯酒的爵是祭祀中重要的礼器，不是饮器。”那么，《礼记·玉藻》里面说的“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如何，“受二爵”“受三爵”如何，系何所指称？孙先生回答说，此处所强调的是量的概念，证之以文献记载则《考工记·梓人》《仪礼·士昏礼》的郑玄注，都认为爵就是一升的意思（页40）。

爵既然不是饮酒器，那么，先秦时饮酒用什么器具呢？孙先生告诉我们，当时饮酒用的是圆口深腹的觚。后来爵也成为饮酒器了，只不过绝不是在先秦。孙先生的结论在此。职是之故，哈佛大学的L.G.胡博先生提出的伊朗南部沙赫达德出土的带流器，可能是中国爵的原型的说法就不能立足了。孙先生说：“由于社会习俗大不相同，古代西亚不曾有先秦之歆灌的观念，完全不具备制出这类礼器的前提。何况沙赫达德之带流器是红铜锤鍱成形，与二里头铸造的青铜爵判然有别。用途迥异，形制不侔、工艺悬殊且全无关联之万里云霄以外的一件器物，怎么能成为中国铜爵的‘原型’呢！”（页40）考证而兼辩难驳论，益增服人力度。而关于觚为饮酒器，著者举出《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执觞觚杯豆而不醉。”典籍凿凿，自可为据。

到了汉代，著者说“贮酒用瓮、用壶，盛酒则用桶形或盆形的尊”，山西右玉出土的两件汉代铜酒尊可作为物证。此两件酒尊，一盆形，铭文中有“酒尊”两字；一桶形，自名为“温酒尊”。著者复又释证道：“‘温’是‘醖’的借字，指反复重酿多次的酒。它是用连续投料法重酿而成，酿造过程历时较长，淀粉的糖化和酒化较充分，酒味酽洌，为世所珍。”（页43）如此佳酿，用以盛酒的器具自宜不同寻常。所以著者以故宫所藏东汉建武二十一年（45）的一件鎏金铜醖酒尊为例，称其“底座下有三熊足，镶嵌绿松石和衬以朱色的水晶石，与鎏金的尊体相辉映，非常华丽”（页43）。这是指桶形尊。至于盆形尊，著者说唐代出现频频。证据有洛阳出土的唐乾元二年（759）的高士饮宴图螺钿镜，陕西长安南里王村的唐墓壁画，宋人摹的唐画《宫乐图》，上面都有此物的身影。(www.daowen.com)

那么，汉代的饮酒器又为何物？著者说汉代已不用觚而是开始用杯了。但汉代的“杯”和现代汉语所说的杯，不是同一物。著者娓娓言之曰：“汉杯源于手掬之抔。《礼记·礼运》曾云‘抔饮’，郑玄注：‘杯饮，手掬之也。’从手掬发展出来的杯，平面接近双手合掬所形成的椭圆形。”（页44）又说：“合掬时位于左右的拇指则相当杯耳。所谓耳杯，即由杯耳得名。”（页46）汉代人饮酒，用的就是这种耳杯。这有长沙杨家岭西汉墓出土的铜耳杯为证，上面的刻铭有“张瑞君酒杯”字样。除此之外，还有卮。著者以陆德明释庄子引《字略》为证云：“卮，圆酒器也。”又引《史记·高祖本纪》：“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殿前。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实物证据则是秦阿房宫遗址出土的云纹高足玉卮，著者认为两者应相仿佛。卮，当然不是汉代始有，但汉代饮酒在用“杯”的同时也用卮，应为历史本真。我们所佩服的，是孙机先生著论的取证详博，每一物都能确指其来历。

孙机先生对古人早期所饮酒是热酒抑或凉酒的考证，尤为精妙。敬神用冒着蒸气的热酒，前面已简要介绍。但人们通常饮用的则是凉酒。孙先生的取证是《楚辞·大招》：“清馨冻饮，不啜役只。”以及王逸注：“醇之酒，清而且香，宜于寒饮。”又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冰鉴中有固定的贮酒方壶，证明喝的是凉酒。不仅此也，他还不忘清末经学家皮锡瑞，引其《经学通论》的“论古宫室、衣冠、饮食不与今同”部分，其中有古酒为“新酿冷饮”的说法，一并为其证据（页43）。可谓广征博引，层层深入也。至于饮温酒始于何时，著者未予详考，但魏晋以还的例证，他一则举孙思邈的《千金方》，二则举《世说新语》，证明当时已广泛饮用“温酒”。至唐则李白、元稹、白居易的诗中，“温酒”一词已是频频。然则孙机之考证名物，不仅以实物、典籍为凭，且亦如同义宁之学之“以诗证史”了。

由于饮温酒成风气，原来的盆形尊散热快，就不合所用了。于是有了酒注。孙机说：“为了保温，后来还在酒注之外套上贮热水的温碗。”另还有酒盏和类似茶盏托盘的酒台子。酒注、温碗、酒盏、酒台子，是为配合成套的酒具，名为“台盏”。这一整套设施，孙机考证出要到宋代才配置完备。他说《辽史·礼志》有“执台盏进酒”字样。元代亦复如是，他引《事林广记·拜见新礼》中有“主人持台盏，左右执壶瓶”一语为证。复又引据关汉卿的《玉镜台》，孙机先生是这样写的，《玉镜台》中，温倩英给温矫敬酒：“旦奉酒科，云：‘哥哥满饮一杯。’做递酒科。正末唱：‘虽是副轻台盏无斤两，则他这手纤细怎擎将！’”引录的重点显然在“台盏”二字，这是著者一路考证的关键词。但引录之后，你猜我们的孙先生该如何论析作结？他轻轻地低语：“但温倩英如果端上这件西湖出水的银酒台，上承银酒盏，再斟满酒，分量可就不轻了。”居然幽了温小姐一默。然而无法否认，他的考证既文不离题而又严谨得如同老吏断狱。很难想到的是，他的行文也如此简省入妙，这是许多学术著作不曾达到的境界。

孙机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其所考证论析，大率类此。我特以酒论一项，冀窥一斑而见全豹。是书虽主要是文物考古和名物考证，但书中所呈现的丰富内涵，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史和风俗史，其学术价值绝不逊于精深的史论之著。遑论泛泛者众，就无须入于我们的眼中笔下了。

我总的看法，《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实为近年学界所仅见的名物考古之大著述，是顶尖级的学术著作。它提供给读者的不只是详博的历史文化知识，还有贯穿在名物后面的规则、理念和文化精神。

2016年10月31日写于东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