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礼记·大学》

2013年8月下旬，因赴香港出席中华国学论坛，得以再次与金耀基先生晤面。金先生是海内外声名卓著的文化社会学家，我和他相识于九十年代初，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每次过港，我们都会晤面，体验难得的谈讲之乐。这次的会他未遑出席，但看到了我和杜维明、傅佩荣几个人的主题演讲。我主要讲“六经”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完全可以成为当代社会价值重构的直接资源。他对此一话题颇感兴趣，但亦强调，经学为科学所取代是百年以来现代教育的事实经历。

今年春节后的一次电话中，他再次提起这个话题，并说有一篇文章可以寄我一看。他说的是《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这篇文章。我看后感到甚获我心，当即写一信告知心得。他得信后又打电话与我谈此话题。金先生的文章虽然已先期披载于香港的学术刊物，考虑到其对百年以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检讨与反思，以及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建构的点睛和切中，经征得金先生同意，今年5月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特重新予以刊布，以飨对此方面的话题投以关注的内地读者。

自1905年清廷废科举、兴学校以来，不同于传统教育方式的新型教育体制，在我国迄今已有一百一十年的历史。新旧交替，历史转型，波诡云谲，异说异是。然大历史格局里面的文化与社会的递嬗，实有事与势的不得不然者。金耀基先生把此一转变在教育方面的呈现，概括为由经学到科学。揆诸二十世纪的教育实况，我们无法不信服金先生的观察。二十世纪的主流哲学思潮，主要是分析哲学和实证哲学，所追寻的是理性的客观知识，金先生将其目的与任务概括为“求真”。

此正如老辈中已故的哲学重镇金岳霖先生所说：“现代研究工作的基本信条之一，就是要研究者超脱他的研究对象。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培养他对于客观真理的感情，使这种感情盖过他可能发生的其他有关研究的感情。人显然不能摆脱自己的感情，连科学家也难办到，但是他如果经过训练，学会让自己对于客观真理的感情盖过研究中的其他感情，那就已经获得科学研究所需要的那种超脱法了。这样做，哲学家或多或少超脱了自己的哲学。他推理、论证，但并不传道。”（《金岳霖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页387）在此点上“二金”同归，他们丝毫不否认这种哲学的论理意义，但绝不满意这种哲学的不近人情的冰冷的精神气质。

金岳霖不禁怀恋起中国哲学家，说他们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在他们那里，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知识和美德呈现为不可分的一体。金耀基则顺理成章地联想到他所熟悉的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领军人物，特别是他们所期待的关于科学之外的一种满怀恻怛之仁与悲悯之心的学问，这就是最高的善论，也可以称作“立人极”之学。(www.daowen.com)

那么，行进已逾百年的现代教育呢？如果说中国传统教育的旨趣是《礼记·大学》所做的概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金耀基先生说，今天的大学之道，则可以表述为：“大学之道，在明明‘理’（科学之理），在新‘知’（创立新知识），在止于至‘真’（科学之真理）。”由科学统领的知识教育毫无疑问是现代教育的核心，其成功和成就，没有谁能够予以否认。但单纯的知识教育的局限，以及因成功形成的傲慢与独断，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有目共睹。事实上，哈耶克、哈贝马斯等学者，对将科学等同于知识的“科学主义”已经有所批评了。而在2006年，曾担任过哈佛大学人文与科学院院长的鲁易士，也尖锐地提出，哈佛大学失去了甚至是自愿放弃了铸造学生灵魂的道德权威的责任。金先生文章中这方面的丰富引证与论述，不由得让人服膺，同时又让人警醒。他的结论是：“今日否定科学之贡献者可谓非愚即妄。但大学教育之目的，在求真之外，必不能不求善。古代的求‘善’的大学之道，必须与今日求‘真’的大学之道结合为一，不可偏废，否则大学很难培育出德智兼修的学生。”

这让我想起老金先生岳霖前辈类似的话：“知识本身是否具有直接的影响，这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它曾经有，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现在已经不再有了。在大多数人那里，知识是像牙刷一类的用具，只要不用，就被挂起来了。知识是否是某种意义的美德？古希腊人认为是，我们无须断言它在今天已经不是了。知识是中性的，影响不了我们爱好的口味。它的分寸感太强，使我们不能靠它来解决它的恰当范围以外的问题；它太外在，不能支持我们以信仰来行动；它太软弱，不能为我们提供帮助。它不是情感和欲望的主宰者或伙伴，相反，它成了它们的奴隶。”（《金岳霖全集》第六卷，页398）而当话题涉及教育目的时，老金先生更为直截了当：“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个性，消除野性，使人变得坚定；是在冲突的人生需求之间建立平衡，养成某种节操以便自我控制其他方面；是修养本性从而使受到滋养的本性变得有教养和有文化的内涵。价值观念必须自觉地接受。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教育应该灌输价值或观念，但是教育肯定应当对价值和信仰加以分辨，应当鼓励青年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使他们能够明确地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并确信自己无愧于天地。”（同上，页403—404）

金老先生岳霖前辈还格外钟情于“优雅”这个概念，他认为只有把“平等”和“优雅”结合起来，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他写道，无论你选择的是什么职业，“温和而庄重的仪表、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发自内心的愉悦，都是他作为人所应当具有的，这些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同上，页405）。论者有的或谓，如今的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已经成为造就“精致个人主义”的温床，则老金先生之论，不知可否使那些“精致”的人精，在哪怕是期待中的优雅秩序面前生出些许愧疚，以恢复文明的本然，以避免让高贵蒙羞。

金耀基先生的文章，道出了他的古典想往。他认为亚理士多德视伦理学为关乎人如何活及人的快乐的知识，是无比正确的。他说：“如果我们想对我们自己或者对科学有一种清醒与人性的观点，那么，一种承认知识之领域是大于‘科学’之领域的知识观，就成为一种文化上的必需了。”他主张回复到古希腊时代的“一个更扩大的知识范典”。而老金先生则说，中国哲学属于苏格拉底、柏拉图那一类。“一位杰出的儒家哲人，即便不在生前，至少在他死后，是无冕之王，或者是一位无任所大臣，因为是他陶铸了时代精神，使社会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维系。”因此他为苏格拉底式人物的一去不复返而感到深深惋惜。（《金岳霖全集》第六卷，页385—386）而陶铸和养育这样人物的精神范典，在中国古老传统背景下唯“六经”足以当之。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和价值结构悉在“六经”，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学理依据悉在“六经”。所谓国学，离开经学，实无所取义矣。

本文所引老金先生的文字，一为《中国哲学》，写于1943年，一为《哲学与生活》，写于1944年，原稿都是英文写就，翻译成中文发表是后来的事。两金同举并谈，可以加深对金耀基先生文章构意的理解，亦可知文化的历史轨迹原来如此奇妙，不仅东圣西圣，其揆一也；前贤后贤，其揆亦似非异。但昔日的话题重现于今日，已经是在观念的纠结和实践的翻覆过去差不多七十年之后了，那意蕴玄规和对经验材料的把握，自有前所不能比之于后的不同品貌和学理深度。

2015年5月3日写讫于东塾，
原载《中国文化》2015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