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不喜欢参加会议的人，但今天是一个例外，当我接到这个会议的通知时，有一种想参加的冲动。因为费老对中国而言，是一个特殊的人。我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而当今的中国，是一个缺乏思想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有学者，有专家，有教授，但缺少思想家。即便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也不一定都有思想。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著作，但称得上有思想的著作很少。我虽然不能说现在是无声的中国，但我敢说，是缺少思想的中国。因此，今天纪念费老，虽然与会者限于课题组成员，我依然有一种激情，愿意说出我的看法，作为费老仙逝周年的纪念，也是与诸位的一次学术交流。

就学术而言，思想是无比珍贵的。可以说，思想是学术的灵魂。我并不完全赞同主要靠国家课题的集体方式来推展学术。在文化部一个有关课题的会上，我的学长谭霈生先生提出，个人的著述才能出思想，大量的群体著述反而不容易出思想。我认为他提出的是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因为集体著述往往是思想的妥协，而不是思想的创生。而且，如果产生了思想，产生的是谁的思想？当然，我并不反对一些重大课题由国家立项、动员群体来完成，因为有些课题个人是没有力量完成的。比如多卷本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比如艺术方面的大典和通典，比如我们的西北人文资源基础数据库等等，个人无论如何完成不了，只能通过国家课题的方式，聚集各方专家集思广益来完成。但我敢说，在学术史上，真正有思想的著述应该是个人著述。

费老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是政治活动家，但在我看来，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一个不断进行思考的思想者。他从未停止过他的思想。他的人类学研究是有思想的，包括他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师承和学术渊源，以及早年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和后来的《小城镇，大问题》等，每一部著作，都是思想家的著作。即使是1957年他不幸的遭遇，也没有禁锢住他的思想。

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在他的晚年，他还提出了许多对当今中国极有价值的思想。其实，这些思想大家也是知道的，但我愿意用我的方式对他的两个令人震撼但又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思想，做一些诠释。有的文章谈到过他的这两个思想，但对于它们在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的意义，它的学术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阐扬。

第一是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思想。

这个思想是他在晚年提出来的，是他的独创。按费老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文化自觉还包括要理解多种多样的文化，增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位置的能力，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文化自觉对个人而言，就是要具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能力。晚年的费老是不断进行学术反思的。他主持的几次人类学高层研讨班，都以学术反思作为题目。文化自觉这个概念，也是在学术反思中不期而然地提出来的。他说：“到最后一刻，我想总结一下，问一句：我们大家在搞什么？心头冒出四个字‘文化自觉’。”费老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正好表达了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它试图回答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的基本义涵。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独自提出来的全新的概念。这个思想对当今中国而言，对每个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价值格外深远。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处于文化不自觉的状态。四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了历史上不曾见过的动乱时期。对这样的时期，不同的人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我们至少可以说，那是文化不自觉的时期。今天，那样的时期已成为过去，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文化自觉的时期呢？我看还不敢这样说。起码在文化自省和文化反思方面，我们距离文化自觉有好大一段距离，如果不是南其辕北其辙的话。

近年来，中国开始重视传统资源，重视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这个行为本身的文化自觉的内在义涵远远抵不上话语的浮面价值。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行为本身的过程可以启迪人们朦胧的文化自觉，使人民群体觉得，文化遗产是重要的，不能轻易去毁坏它，至少有时候还可以带来荣誉和商业利益。其实，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传承人类精神的血脉，是民族的薪火相递，只有到了这个层次，才称得上是文化自觉。而文化血脉的传承，首先是一种理性认知，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延续。换句话说，文化自觉近乎一种信仰。所以，费老的文化自觉思想在当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学术文化界应该推展这个概念，阐扬这个思想。这是一个真正的思想，是一个当代思想家的重要思想。

费老提出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美美与共”的思想。

简单说，就是费老提出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愿意称它为“四句教”。顾廷龙先生给中国文化研究所题写的宋代大思想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横渠四句教”，展现的是宋儒的最高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是指学问、人格应该追求的天地境界，也就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生民立命”，这是一种民本为源为根的思想。“为往圣继绝学”是指学问的传承。最后是一个普世性的关怀，要“为万世开太平”。费老的四句话也可以说是切合今天的“四句教”。“各美其美”，指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文化系统都有自己的美点。这个美不只是审美意义上的美，同时也是人性、民族文化、文明的优长点，是真、善、美的价值综合。

第二句话“美人之美”，更其重要。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系统，看到自己的美点，对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是自然的，也是比较容易的；能够看到并且能够欣赏他人之美，则比较困难，因此就更加难得。只美自己之美，看不到他人之美，这是狭隘的文化偏见。他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各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都自有其优长之处，不可以轻易论长短分优劣。各美其美，固然；同时也要美人之美。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是很容易。人们的思维惯性，习惯于用己之长去量人之短，国家、民族、文化、文明，都是如此。即使是一个单独的学人，也容易犯以己之长量人之短的毛病，只知自己美，看不到他人之美。因此，费老提示我们，在各美其美的同时，还要美人之美。(www.daowen.com)

第三句，“美美与共”。我之美，你之美，他之美，大家融合在一起，众美交融，而不是互相冲突。最后一句，“天下大同”。学术界有朋友提出，最好不用“天下大同”，因为哪里会有天下大同呢，所以建议他用“和而不同”代替“天下大同”。费老当然没有当面表示反对，作为晚年的费老，他不会轻易反驳别人的意见。但在我看来，还是用“天下大同”好。“天下大同”是一种期待，是思想往深远处的投射。“和而不同”是对“众美”相处状态的概括，是期望在一个大的框架内，大家彼此能够和平相处，这固然好；但是这个思想作为四句教，还应该往前延伸，不应静止。“天下大同”作为人类的理想，尽管遥遥无期，但它是人类文明融合演化的最高点，这与横渠四句教的“为万世开太平”，有相似而不必相同的信仰期许。

费老的“美美与共”的思想，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特别是在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冲突论”之后提出来的，这个思想有格外突出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文明冲突论”的一个回应。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幸，我个人不太赞同亨廷顿先生的这个观点（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本来有机会对亨廷顿教授做一次访谈，一切访谈的准备都做好了，但因为杜维明先生的秘书把时间弄错了，错过了这次访谈），但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视角看，他的观点包含有很大的时段“预见性”，似乎有一种文化的“悟”。当苏联东欧解体、两个阵营的对立消失以后，他出人意表地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这是很厉害的观点。中东的状况证实了他的思想，至少现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当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美国外交史上所犯的错误从来没有像打伊拉克这么大。

亨廷顿先生也谈到了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可能的冲突。这些思想隐藏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基底下。这种看法显然是对中国文化的极大误会。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各种信仰是可以和平相处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互相融合，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宗教战争。比如佛教从印度传来，与中国文化磨合的时间固然很长，但最后融合得很好。当佛教转化为禅宗时，其宗教的信仰成分减少到了接近于无。禅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调节剂，是智辩，是语言的机锋。比如禅宗史上一些著名的话头，例如问“如何是佛心”？回答是：“镇州萝卜重三斤。”这有什么信仰呢？但禅是一种很高的思想。佛教其实很适合中国人的心性，在中国民众中，佛教思想已经生根。中国历史上，佛教与基督教、天主教曾经有过一段相冲突的历史，但从未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利玛窦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立足，就是由于他能够使天主教儒化，与中国文化融合得比较好。道教是一种自然宗教，更容易与佛教、与儒教、与西方的宗教相融合。至少中国历史上的当权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了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法，不把它们对立起来，不致演变为大的冲突。所以，用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思想来解释中国文化，是解释不通的。中国文化重视的是融合，而不是对立和冲突。

在这样的背景下，费老提出“美美与共”的思想，实际上是主张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应该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大家和平相处，“美美与共”，形成一种文化的融合，甚至对未来的“天下大同”给予一定的期许。学人之心，思想家之心，实在可感可佩。一个人在晚年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是令人震撼的。我们的学术界、人文学界、大学、研究机构，应该阐释并推衍这些思想，可惜做得远远不够，这正是我今天有愿望也有激情来说这番话的原因。

今年，恰逢香港《明报月刊》四十周年纪念，我也是《明报月刊》的编委，编辑部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呓语》。在这篇短文中，我说了这样的话，“经济学家装满了自己的钱袋，已经不懂经济；政治家昧于天道，尤其不懂政治”。我所说的政治家，不单指中国，也包括全世界的政治家。美国的政治家把战争当作一种游戏。美国的战争游戏很好看、很刺激，在电视上播放，任何一个小孩都会喜欢。并不需要拉姆斯菲尔德或者沃尔福威茨，美国的战争模式是一个懂事的孩子都可以设计出来的，我们在座的如果掌握美国的战争机器，也能够设计出一套战争方案，如何把伊朗打下来。为了对付伊朗，美国提出了要动用原子武器。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们没有想到二十一世纪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对这个问题，我有些悲观。人类文明的精粹不应该用在战争上。再强大的兵力，再先进的武器，能够征服人的良知吗？能最后征服人的信仰吗？战争可以推翻一个政权，但能够粉碎一个民族的信仰吗？伊斯兰文明的信仰是人的个体的信仰，不仅仅是群体的信仰，武力征服能够消灭个人的信仰吗？所以我说现在的政治家昧于天道，尤其不懂政治。

中国太缺少思想家了，连认真的思想者也很少，所以很少看到有人讲出真正有思想的话。大家看到，北京的城市建设有诸多可议之处，包括城市的主体色调都不是没有问题。几年前，一家有影响的报纸提出，北京的建筑颜色应该以灰色为主，这是一种误导。北京本来空气不好，灰蒙蒙的，又加上整体的灰色建筑，怎么会好看呢。其实北京应该以哑光的红色调为主。美国波士顿的气候与北京差不多，那里的建筑多以红砖的色调为主。冬天很长很冷，红色使人感到温暖。这只是一例，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都需要有人说话。清宫戏在电视台泛滥，有人批评过吗？有真正学者思想家的批评吗？电影方面，难得一见的有思想的电影导演是张艺谋，但被媒体批得一塌糊涂。张艺谋的《英雄》，几乎有与费老相似的思想。费老是从学者的角度，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张艺谋是用电影的手法告诉大家，在群雄林立、尚武逞强的时代，敢于放弃的人才是真英雄。《十面埋伏》说的是在独立和自由面前，面临着“十面埋伏”，不论是飞刀门也好，还是捕快的组织也好，都是对个体生命自由的极大束缚。要获得生命的自由，获得真正的爱情，能够像风一样飘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就要冲破如同“十面埋伏”的重重束缚。这实际上是在主张思想和个性的自由，如同主题曲所唱：“北国有佳人，绝世而独立。”我对张艺谋电影主题的阐释挖掘，他本人也未必全清楚。他电影的主题非常重要，是很前沿的思想，但中国的传媒除了一片攻伐外，没见到佳评。

提出有价值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李泽厚的一个谈话，他是我的朋友。他提出，道德的基本精神具有绝对性。这就是一个思想。我们所受的教育，几乎半个世纪以来讲的都是道德相对论，如说有无产阶级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有封建时代的道德和今天的道德，今天的道德不能从过去的道德中继承发展而来，今天需要重建我们自己的道德等等。可是道德精神也是具有绝对性的。李泽厚以孟子的话为例，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所表现出来的不屈服于富贵，不屈服于武力，不屈服于贫穷的道德精神，就具有人性的普遍价值，这种价值是一种人的坚强不屈的精神，它具有绝对性和普世性。民族气节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有些过于赞美清朝了，对清朝的历史地位我不做评价，可是那些在明清鼎革之际不肯降清的民族英雄，他们的精神气节，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史学界有人忘记了这一点，甚至认为降清才是好的，他们就不懂得作为道德精神的民族气节的绝对性。

我对一点一滴的思想都格外珍视。中国文化研究所每周有一次例会，不是开会，但我们相见无杂言，不讲废话，常常讲些最能入于道的事情。今年春节后我们第一次例会，在会后餐叙时我问摩罗：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生出来就很被动，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他是我们研究所的一个思想家，这是很有思想的话。中国需要有知识的人讲出有价值的见解，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可能有些有思想的人不愿意管闲事，不愿意多说话，那么他就缺少费老提倡的“文化自觉”的精神。

费老的文化自觉的思想是太重要了，他的“美美与共”的四句教也是了不起的思想。费老并不认识我，但他是老辈学者中我非常佩服的思想家。有学问的人很多，有思想的人却未免太少。绝对不可以认为，写出一本书就是一个思想家，其实写出一本书也不见得是学者。学者必须是通儒。能够写出一部专业领域的专著，也不见得是一个学者，只能算是专家。专家不一定是学者，学者必须是通儒。通儒的标准就是一个有系统思想并能打通学问边界的人，费老是通儒。

原载2006年8月13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