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26日至5月2日，应邀赴台湾参加“中研院”文哲所和台大共同召开的“汤显祖与牡丹亭国际学术研讨会”，于第一天的会议上发表论文《〈牡丹亭〉与〈红楼梦〉——他们怎样写情》。此次与会，盖缘于许倬云先生的特邀。此前的一年，我们相遇于南京，同住一个酒店。他约我一起进一次早餐，结果我们畅谈了近两个小时。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和学术追求。最后我们竟一起哭了起来。后来当“中研院”文哲所的华玮教授与我联系参会一事，这才依稀记得许先生曾有此约。但我说没研究过《牡丹亭》，恐怕来不及准备论文了。睿智的华玮立即提醒：“你不是研究《红楼梦》吗？何妨写写两者的关系。”因此我与会论文的题目，实得之于华玮教授的启发，不能不在此再次表示感谢。

许先生出席了我的论文报告会，蒙他许可，并于中午请我到外面一家餐馆用餐，作陪者是《汉声》的老总黄永松先生。研讨会期间，在台北大剧院观看了白先勇改编的青春版全本昆剧《牡丹亭》，连演三个晚上。一次中间休息，在过廊巧遇马英九。他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和我对视一会儿，然后伸手相握。我说我从大陆来，他说欢迎。满身满脸的君子相，令我感慨颇深。当时他是台北市的市长。后来当选之后，我竟有几次梦到他。一次是在我家中，他站在窗前一个人吃冰激凌，用极小极短的一只小勺，吃得好吃力。我于是取我平常用的一只法国的不锈钢汤勺给他。接着梦就醒了。2009年两岸长沙论坛，我报告论文的开场，讲了梦马的故事。他的第一个任期的后半和第二个任期，再没有梦见过他。而且不再关注这个有君子相的人了。不过后来一次在台北访学，和要好的友人讲起这个故事。不料友人大赞妙哉，说马的为政，就是在你家用小勺吃冰激凌的方式，太神了。

台北的“牡丹亭”会，我有幸认识了白先勇，不久他来北京，在三联讲《牡丹亭》，他邀请我与他一起讲论。说来也真不可思议，当2016年8月9日上午11时，我正在修改润色《七十述学》的时候，刚好核对到关于白先勇和青春版《牡丹亭》一段，正在这时，白先勇的助理郑幸燕突然打来电话，问白先勇寄给我的书收到没有。原来是他写的一本研究《红楼梦》的书，台北时报出版公司寄来的，寄到了研究所。因刚从外地回来，我说还未收到。我说我也正有《红楼梦》的书送他。天下事竟有如此奇巧者，岂不怪哉，岂不怪哉。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获得极大的成功，看过者大都给予肯定。《牡丹亭》的文本我自然是熟悉的，以前看的是徐朔方先生的注释本，很见学术功力。贾宝玉称美的“余香满口”，我也不无体会。京昆两剧种的《游园惊梦》也在剧场看过。但全本《牡丹亭》则从未寓目。此次可以说经历了一次充实而优美的昆曲审美体验。后来青春版来北京大学演出，白先勇先生又邀请前往观赏。所不同的是，字幕的繁简体变化，居然不无审美感受的差异。

台湾的演出，繁体字幕，对剧情和人物心理的理解，似乎更容易产生多层次的审美体验，而简体字幕，则显得单调一些。不排除另外的人并无此种感受，但在我这种审美差异清晰得不能再清晰。白先勇把青春版《牡丹亭》进校园视作他的一个文化理想，让我们高兴的是，他的这个理想经过不懈的努力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功。一向以兰花为比的高雅的昆曲艺术，高等院校的学子也能如饥如渴地接受了。经典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播，白先勇先生与有功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季羡林先生说过，文化一定要拿过来，外国最好的东西我们要拿过来，要拿来主义，但是也要把我们最精彩的东西送出去。过去一百年来我们一直是“拿过来”，“送出去”却遇到很大麻烦。把什么东西送出去，送出去人家是不是会喜欢，都是问题。青春版《牡丹亭》送出去了，不仅在国内的演出获得成功，在美国的演出也获得成功，相信不久在欧洲的演出也一定会获得成功。(www.daowen.com)

自晚清到民国以来的百多年，我们的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这一点在讲中国文化时没法回避。百年来也有不少有心人讨论过文化价值重建的问题，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开始，到1935年何炳松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及1958年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位新儒家大师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等。大家都想为中国文化的重振做一些切实的事情，但如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金耀基先生对我说的：中国文化是二十年代不想看，八十年代看不见。古代的文化典范如何走入现代生活，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传统社会不存在，因为那时有一个基本的机制，科举取士的制度与社会基本机制，使一些典范跟生活结合起来，变成一种规范、一种模式、一种秩序，不能回避，无法回避。比如明清时期，不读“四书”就不能考科举。二十世纪一些大师级的人物，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些人从四五岁开始发蒙，到十几岁就不只是读“四书”“五经”，连“前四史”、《诸子集成》、“十三经”都读了。

但这样的传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已基本不存在。我们今天怎样重建和衔接这个传统？怎样使自己的文化典范走入现代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基于此，于丹一开始在电视台讲《论语》的时候，我就持非常肯定的态度。她帮助一般公众建立了与古代经典的连接，现在《论语》已经不再是陌生的儒家经典，而是可以和现代人促膝谈心的文化友人了。最美妙的艺术，最高深的学理，总会具有人类共享的当代普世价值，最重要的文化典范应该属于整个人类。我并不简单同意“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说法。古典的东西还得借助现代的手段，经过有效地诠释，才能为现代人所接受。《牡丹亭》如没有字幕，没有英文翻译，理解上要困难很多。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金庸先生说，对美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是真正的美，人们总会达成某种共识。

白先勇先生对青春版《牡丹亭》的推动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使典范跟当代建立起联系，而且跟国外观众，跟不同的文化系统建立起联系，搭起一座艺术的桥。昆曲艺术一开始即是和学人结合在一起的，很多大学者都和昆剧艺术有不解之缘。俞平伯、赵景深等老辈，不仅能赏，自己也会唱。陈寅恪因票拿到迟了，未能看到俞振飞和言慧珠的演出，而大发脾气的故事，大家都晓得的。这个历史经验非常重要。现在昆曲的推动又跟学人结合在一起，我所熟悉的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培凯先生，“中研院”文哲所的华玮教授等，都参与了青春版《牡丹亭》文学脚本的创编工作。我认为昆曲和学者的结合是昆曲艺术在当代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途径。

本文最初为2007年10月11日在香港大学举办的“汤显祖与《牡丹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20年1月8日重新改写竣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