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痛失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学术泰斗，让我们的文化天空更添寂寥。

近来，追怀与省思汹涌不绝。更有来自网民的“中国从此再无大师”的感叹，叩击社会的文化情怀。

究竟，大师于我们的意义何在？我们该怎样向大师致敬？而“从此无大师”的背后，又隐含着这个时代关于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的怎样一种贫瘠与苍凉？为此，《解放周末》独家专访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教授。

我们称他们为大师，不仅是专业成就独树一帜，而且因为他们有大智慧。

《解放周末》：这段时间以来，人们沉浸在一种追思与感喟中，追思两位同日辞世的大师季羡林、任继愈，感喟大师不再的时代苍凉。作为一名文化研究者，您最初知道二老故去的消息时，刹那之间是何感受？

刘梦溪：那天上午，我正在湖南参加两岸论坛，坐在我身边的张颐武教授给我看一条刚收到的短信，是季先生逝世的消息。当时我十分惊惋。今年3月我还带着季老喜爱的比利时巧克力和德国鲜奶酪去探望过他，没想到竟成诀别。我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到了下午，又有朋友告诉我，任继愈先生也过世了，比季先生早走了4个多小时。虽然两位先生都是望百之年，但当时心里仍然有难以言传的感受。

《解放周末》：尤其在一个大师紧缺的时代。

刘梦溪：是的，大师很少，所以备感惋惜。而对他们最好的追思，我以为还是设法传承两位先生的学术精神和他们的德范。

《解放周末》：近年来，您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做过不少观察与思考，研究的个案不乏大师级学者。在您看来，要有怎样的学识、精神、品格才堪称“大师”？

刘梦溪：大师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比喻性的概念，是对那些在某些领域做出令人景仰的杰出贡献的专业人士的一种赞美语词。英国哲学家卡莱尔在总结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大师之后，得出一段结论性的话：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有益的伙伴，是自身有生命的光源，他们令人敬仰，挨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

相比之下，我们一些被称作大师的人物，内涵似乎略显单调而平面。原因是一个时期“大师”的帽子满天飞，成了一顶任意摘戴的高帽。而如今，人们又谈“大师”色变，“大师”几乎成了并不荣耀的称号。在艺术和技艺领域，把一些独到的绝活绝艺称为大师之作，是有理由的。人文学术领域荣此称号，要求则比较严格。流行与时尚，与学术大师无缘。但季、任两位先生在各自领域的建树都当之无愧堪称大师。

《解放周末》：他们的无愧之处，正是后人应当深深记忆并传承的。

刘梦溪：学术功底深厚是必然的。任先生是科班出身，家学甚好，为人为学极为严谨，一丝不苟。他立言正，言必中，德行谨饬。他的《老子新译》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由他主编、把关同时也参与写作的许多大的课题，如哲学史、佛教史、道教史等，影响深远，功德无量。任先生做的绝不是“挂名主编”。季先生我更熟悉一些，他的风范与任先生不同。他非常朴实、本分、本色，可他学问达致的深度为侪辈远远不及，且横跨诸多学术领域。比如吐火罗文，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人，全世界也没有几人能懂，已是绝学。季先生勤奋惊人，在住进北京301医院以前，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去图书馆看书、查资料。他手里没有不可用的资料，平凡与不平凡的经历和经验，都能够成为写作的素材。所以他能写出《牛棚杂忆》。

《解放周末》：学问之外，两位先生的治学态度更令人钦佩，这也是他们的学术力量之所在吧。

刘梦溪：学术大家的魅力是多方面的，为学的坚韧性、思想的正当性、胸怀的包容性和人格的高尚性，往往并存于一身。我们称他们为大师，不仅是专业成就独树一帜，而且因为他们有大胸怀、大智慧。有大智慧的人，德范必定也可圈可点。

《解放周末》：学问的深处，是做人的高度。

刘梦溪：是的，中国本来有做学问和做人相统一的传统。

《解放周末》：正如人们对季先生的一个评价：最艰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刘梦溪：他从不忘师恩。人家批判陈寅恪，他一直保持沉默。他的许多文化随笔，问题意识很强，有批判精神。他最后几十年，与社会的公正和学术的良知始终保持心理和思想的联系。

学术和心术有关，做学问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

《解放周末》：您曾断言，中国在近一二十年里人文学术出不了大师级人物。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曾发问，是什么让中国与自身脱离。而我们想问的是，是什么让我们这个时代与大师脱离？

刘梦溪：大师级人物是大时代的产物，需要长期的文化积累。文化积累加上时代思潮的刺激，是大师产生的适宜土壤。二十世纪前半期，历史转型，思潮激荡，古今中西重新开始对话，一批学富五车、心系家国的学术精英群体活跃在中华大地。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熊十力、钱穆、张舜徽、钱锺书等，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季、任两位先生已经是晚一些的风流余绪了。

《解放周末》：是因为土壤变了质？

刘梦溪：的确，学术土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曾经说过，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个人之间的观点交锋，不必芥蒂，但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然而，如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髓已非常淡化了，要重建这种文化精神不是一时能够做到的。

《解放周末》：例如学术上的“犬儒主义”，不敢把自己的真思想讲出来，唯恐得罪什么人。

刘梦溪：学术研究，如果不把真正的问题讲出来，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是做不成学问、搞不好研究的。只有保持学术独立，学者人格才会立起来。关键是学术要远离“商场”和“官场”。

《解放周末》：真正的大师都是以自己独特的思想立身。

刘梦溪：学术的诚信基础也在于此。季先生讲过，学术和心术有关，做学问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

《解放周末》：现在学术也在追逐眼球与喧闹，出现了学术娱乐化、学者明星化的现象，学术腐败也屡见不鲜，而甘坐冷板凳的学者却越来越稀缺。

刘梦溪：现象后面是市场化对学术的浸染。经济应该市场化，社会却不能市场化，学术尤其不能市场化。“把大学推向市场”是再愚蠢不过的主张。学者市场化则是学者人格的异化。事实上，学术是不允许有特权的，做学问的人一定要遵守学术纪律，这是治学的通则。

学术归根结底是靠材料讲话，靠真理吃饭。学术本身应该成为学术的目的。王国维、陈寅恪大声疾呼的就是这一点。当年，陈寅恪给北大历史系学生的赠诗：“天赋愚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说的也是这层意思。人文学术不能过分强调实用。强调实用就难免功利化，从而忽略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真理性和神圣性。季先生说，“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大哉斯言！

《解放周末》：学术失范可以说是近年来社会功利化的一种表现，那么，缺少出色的学术成果，很少有大著述，和传统文化的断层，和国学根底，是不是也有一定关联呢？

刘梦溪：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多次讲过，二十世纪的大师级人物得天独厚地具备两方面的根底，一是传统文化和国学的根底，一是西学的根底。国学根底，我们后来者不容易赶上了。西学根底，宋儒和清儒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我说那是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高峰期。当然，有高潮就有低潮，学术流变的路漫长而崎岖。

《解放周末》：传统的丢失，会带来心灵的迷失。

刘梦溪：会产生文化失重。当时的学人，由于传统文化和国学根底深厚，无论走遍几洲几洋，文化的根性都不改变，文化的自信力永不丧失。你看王国维、陈寅恪，穿着服饰绝不跟着时代潮流走。辜鸿铭就不用说了。当然更主要是思想信念和文化信仰不动摇。“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王国维的话，是何等信仰，何等力量。(www.daowen.com)

《解放周末》：是否和学术体制也有一定关系？

刘梦溪：有的。现在大学、专业研究机构为了追求学术指标的“量化”，忙得不可开交。一年不知要填写多少数据表格。也许这对自然科学是必不可少的举措，但人文学术这样做，我颇表怀疑。数量其实并不是学术价值的基础指标。黄侃去世之前没有留下多少著作，但没有人怀疑他是章太炎之后无可争议的国学大师。

《解放周末》：对啦，您对国学大师的界定似乎比较严格，季羡林先生也未见您以国学大师相称。

刘梦溪：国学的概念炒得太滥，什么都成国学了。什么都成国学，就没有了国学。我比较倾向马一浮的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定义。这个定义的好处是直接可以和教育结合起来。不过，即使认为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其根基主要还是经学和小学。季先生的学问属于二十世纪世界东方学这一块，是大师，但不一定称作“国学大师”。他几年前已经公开辞去，何必再强加给他。

还有全面的国家课题制，也不利于学术的发展。特别大的项目，集体制、国家制在所难免。但基本的学术方式，还应该以学者个人著述为主。个人著述能产生思想，产生有深度的著作，而且有学术个性。集体著述，往往是各种思想的妥协。

不能用商业目的来衡量一切，世俗化和商业化是学术的大敌。“国学”的商业化势必极大地损害“国学”。

《解放周末》：您到底怎样看目前的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这些“热”的出现有合理的原因吗？

刘梦溪：长期的文化断层，长时间提倡和传统彻底决裂，使自己的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金耀基先生讲的，中国文化的命运是“二十年代不想看，八十年代看不见”，我认为是对文化传承状况的真实描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腾飞，文化传统的重建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这样的背景之下，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出现，有其合理性。这是一种复苏与回归，就像人们开始崇敬学术泰斗、渴望国学大师，在大师离去时，全社会都寄予哀思。这种对文化的温情与亲近很可珍贵，可以看作一次新的文化意识的觉醒。

《解放周末》：有人说现在的“国学热”是虚热，您的看法呢？

刘梦溪：有虚也有实。“实”，是说很多地方做了不少实事。“虚”，是炒得太过厉害。对一种学问来说，无论“虚热”还是“实热”，都未必是好事。当年的“鲁迅热”“红学热”如何？大家都看到了。说开来，学术研究不需要动员群众，真正的学问，不需要也不可能热，如同钱锺书先生所说，“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在种种“热”的背后，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真假莫辨。

《解放周末》：比如说？

刘梦溪：真古董没了，假古董出来了。学术书籍装帧设计越来越好看了，内容却单薄了。很多题目很好，完成得却马虎了。一个问题热起来，不管有没有研究，大家一窝蜂似的拥在一起，比赛着对自己不懂的问题发表言论。如此下去，学术必然在一阵一阵的“热”中走向浮躁。甚至哪一个问题是谁最先发现的，谁最早提出了什么问题，最后连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装在闷葫芦里了。

《解放周末》：文化赝品纷纷登场，对真正的学术，对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是一种伤害。

刘梦溪：当然，我们不能用商业目的来衡量一切，世俗化和商业化是学术的大敌。“国学”如果走向商业化，势必极大地伤害“国学”。当然这些年的学术进展也是很明显的。古籍整理的成绩最大，许多有价值的典籍都重新出版了。一批有实力的青年学者活跃于学术舞台。只不过风气所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即使严谨的学者也无以辞避。而“取之无道”者，是不是也并非绝无仅有的孤立存在？我不知矣，我不知矣。

《解放周末》：对大师心存礼敬也许是矫正学术风气的一种途径。

刘梦溪：所谓大师，其实是一种文化典范。许多历史文化的遗存物，比如一樽青铜器，一组编钟，一座古建筑，一个古村落，或者一种礼仪形式，它们本身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具体文化典范，里面藏有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系列密码。现代人和这些文化典范之间建立某种对话与沟通的机制，是文化信息和文化精神传递的必要途径。学术大师作为一个时期的文化典范，身上也藏有普通人不具备的文化密码。

《解放周末》：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在哪个国家，中小学生都会时常被带去博物馆、美术馆，去瞻仰、参观，实际上就是要与文化典范建立起接触、对话的桥梁。

刘梦溪：成年人也不例外。文化典范对文化的传承与濡化有直接作用。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种种便利时，应该身上有文化，胸怀虔敬心，而不是一味地以经济指标来换算一切。

《解放周末》：文化遗存有一部分是文化的物化载体，保护物质的东西再难也是容易，更难的是文化精神的传承。

刘梦溪：对。因为物化的东西可触可看，而文化精神，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要靠文化所寄之人，特别是大师级的学者来薪火相传。深邃的学术思想是文化的最高形态，杰出的大学者是学术的“所寄之人”，是国家的荣誉，是“邦家之光”。所以，一个文明的国度，一个重视文化的国家，必然重视学术，尊礼大儒。

当下恶搞泛滥，学术讨论夹杂辱骂与炫吓。纯洁与庄严，成了一个不被人接受的陌生名词。长远改变之道，应从教育入手。

《解放周末》：可我们正面临，能够代表“邦家之光”的学术大家越来越少了，可以带领我们与历史上那些文化典范进行交流的人，越来越难于寻觅了。

刘梦溪：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症结主要在教育上。历来文化传承主要有三个渠道——家族、学校和宗教。晚清民国以来传统的家族解体了，这一传承渠道基本上行不通了。而宗教传承在中国一直居于非主流位置。这样，只剩下学校一个渠道了。但传统的书院向现代教育体制转变，遗漏了传道的内容。现代学校从事的主要是知识教育，教师只教书，不再育人。然而，道之不传，何以为教？这会极大地影响人文学者的境界。在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传道是最重要的一环。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放在第一位。

《解放周末》：所谓道，其实蕴含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道的不传，也许意味着价值观的模糊与偏失。

刘梦溪：说得很对。古人讲读书明理，明理也就是明道。现在读书不明理的人，所在多多。理在哪里？人的本身就具有，只不过尚处在初昧状态，需要天下之大道、天地之至理来接引。马一浮认为，“六艺之道”就是中国文化最高的义理。所以金耀基先生看到我主张中小学教育中应设有国学的课程，以“六艺”为主要内容，而以《论语》和《孟子》开其端，他说这是在现代知识教育体系中，补充了价值教育的内容。

《解放周末》：教育的缺失，必然引发文化的缺失。该如何改变呢？

刘梦溪：反过来也成立，文化的缺失，也导致教育的缺失。文本经典的阅读，我以为是比较有效的一个途径。阅读可以变化气质，从而转移社会风气。还有中学和大学应该设立“修身”方面的课程。政治化的教材代替不了学子生命个体的修为。《中庸》里说：“修道之谓教”“修身则道立”。《中庸》还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等于给我们揭明了修身的直接目标和具体途径。好学、力行、知耻，应该成为我国国民的公德和共德。

《解放周末》：文化传统的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样，涵养一位大师也需要健康、文明的社会大环境。尽管，大师辈出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是我们依然应该向大师致敬，用温情与敬意对待我们的文化传统。

刘梦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最重视的一个理念是“敬”。孔、孟都讲敬，宋儒更大讲特讲，提出了“主敬”的概念。“敬”不只是对他者而言，主要是一种内心的庄严。敬和诚相连接，无诚则不敬，不敬也就没有诚。按《说文》，诚和信互训。孝的内涵主要是敬。礼仪的内核也是敬。无敬不成礼。所以孔子说：“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我认为，“敬”是一个带有终极关怀意味的范畴。

《解放周末》：可惜的是，当下有多少失礼失敬的事情存在。

刘梦溪：是的，像季先生这样少有的德高望重之人，在人生的尽头居然也会被一些细琐的芜杂所纷扰，这在一个文化生态健康的社会里是不应该发生的。又比如当下恶搞泛滥，学术讨论夹杂辱骂与炫吓，一旦有一个学术或其他领域的先进出现，都伴随着无止无休的无谓纠缠。纯洁与庄严，已经成为不被人接受的陌生的语词。

《解放周末》：这样的失礼不敬很可怕，它会丧失文化的最基本的庄严感。

刘梦溪：六十多年前，郁达夫在《怀鲁迅》这篇短文中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一个失去礼敬和敬畏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我想，我们对大师最好的纪念，是需要念懂孔子的话：“执事敬”“修己以敬”“行笃敬”。学会了“敬”，我们的文化传统的重建工作就找到了连接古今的精神桥梁。

原载2009年8月7日《解放日报》之“解放周末”，记者吕林荫采写，高慎盈、黄玮、尹欣总策划，文字经作者校核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