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学术思想的特点，是儒佛兼治、儒佛并重、儒佛会通。

论者或云，马先生和梁漱溟、熊十力一样，也经历一个由佛返儒的学问历程。马先生固然是伟大的儒者，其对“六艺”之学和儒家论理所做的贡献，可以视他为宋明以后之第一人。但他同时又是不可有二的现代佛学学者。他长期浸润涵咏释氏载籍，精通梵夹道藏，深谙禅悟之理。即使是1937年至1945年的民族危难时期，他在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和四川乐山，主要讲论“六艺”之学，也从未忘情于他所心爱的佛氏之义学和禅学。

他讲论“六艺”的基本方法，是以佛释儒。翻开《泰和宜山会语》和《复姓书院讲演录》以及和友朋的通信，这方面的例证触处皆是。他甚至认为，如果不引入佛学义理，关于“六艺”的问题是否能说得清楚，也大可怀疑。他的可成为典要的名言是：“读儒书，须是从义学翻过身来，庶不至笼统颟顸。”^[1]他的这种立场也曾引起过一些学者的不满，与他相交多年的友人叶左文，就曾提出疑义，说他的《泰和宜山会语》“庞杂”“入于禅”“入于鄙诈慢易而有邪心”，批评得相当严厉。

但马先生面对责难毫不退却，写给叶的信平静、委婉而意态坚定。他说：“浮诚不自量，妄为后生称说。既蒙深斥，便当立时辍讲，以求寡过。然既贸然而来，忽又亟亟求去，亦无以自解于友朋。言之不臧，往者已不及救；动而有悔，来者犹或可追。今后益将辨之于微隐之中，致慎于独知之地。冀可以答忠告之盛怀，消坊民之远虑，不敢自文自遂以终为君子之弃也。世固未有言妄而心不邪者。据浮今日见处，吾子所斥为邪妄，浮实未足以知之。”针对叶左文的“入于鄙诈慢易”和“有邪心”的妄测诬评，马一浮反驳道：“盖浮所持以为正理者，自吾子视之则邪也；浮所见以为实理者，自吾子视之则妄也。夫人苟非甚不肖，必不肯自安于邪妄。平生所学在体认天理，消其妄心，乃不知其竟堕于邪妄也。若夫致乐以治心，致礼以治身，亦固尝用力焉而未能有进，不自知其不免于鄙诈慢易之入有如是也。”^[2]指出叶的批评与自己的学理学心南辕北辙，不生干系，只不过彼此对于正邪、是非所持的标准不同耳。

至于“庞杂”“入于禅”之讥，马先生则坦然写道：“谓吾今日所言有不期而入于禅者，浮自承之”，“其引用佛书旁及俗学，诚不免庞杂。然兼听并观，欲以见道体之大，非为夸也。罕譬曲喻，欲以解流俗之蔽，非为戏也”。又说：“兄不喜佛氏，乃并其所用中土名言而亦恶之，此似稍过矣。浮今以‘六艺’判群籍，实受义学影响，同于彼之判教，先儒之所未言。”又说：“判教实是义学家长处，世儒治经实不及其缜密。”直接肯定佛学思理之细密和逻辑之圆融，不用说此亦是后世知者所共见。而另一答叶氏函则自道：“浮实从义学、禅学中转身来，归而求之六经，此不须掩讳。”^[3]

叶左文是陈介石的弟子，浙江开化人，生于1886年，比马一浮小三岁，清末尝为广东盐使，治考据之学，早年在杭州时尝与马一浮一起读《论语》，彼此相与甚得。后任职北京图书馆，以所校《宋史》名家。但两人的学术观点多有歧异，尤其对佛学的看法大相径庭。当1918年两人通信时，已涉及对佛氏的不同理解。马一浮当时在信中写道：

旧于释氏书不废涉览，以为此亦穷理之事。程子所谓大乱真者，庶由此可求而得之。及寻绎稍广，乃知先儒所辟，或有似乎一往之谈，盖实有考之未晰者。彼其论心性之要，微妙玄通，校之濂洛诸师，所持未始有异。所不同者，化仪之迹耳。庄、列之书，特其近似者，未可比而齐之。要其本原，则《易》与礼乐之流裔也。此义堙郁，欲粗为敷陈，非一时可尽。又虑非尊兄今日所乐闻，故不敢以进。尊兄壹志三《礼》，恪守程朱。虽终身不窥释氏书，何所欠缺。若浮者亦既读之而略闻其义，虽以尊兄好我之深，吾平日信尊兄之笃诚，恨未能仰徇来恉，一朝而屏之。且其可得而扃闭者，卷帙而已。其义之流衍于性道，冥符于“六艺”者，日接于心，又恶得而寘诸。不敢自欺以欺吾兄，避其名而居其实，自陷于不诚之域，故坦然直酬，以俟异日之得间而毕其说。^[4]

此可见马一浮先生对佛学之执拗，已到了弃之不可、舍之不能的地步。宋儒对佛氏的态度，他也不敢苟同。二程所谓二氏可以“乱真”的说法，他认为不过是“一往之谈”。他说那不是“乱真”，而是“所持未始有异”，其本原与《易》和礼乐是相通的。他并且想在学理上对此做出系统阐释。他说的“俟异日之得间而毕其说”，就是欲会通儒佛的意思，他的这一愿望，二十年后在《泰和宜山会语》和《复姓书院讲录》中得到了实现。

盖佛氏之义学和禅学，在马先生已“日接于心”“流衍于性道”，故终马一浮先生之一生，可以说“痴心”不改。

不仅此也，日常生活中的马一浮，也是经常浸润、徜徉于佛禅义海之中。

他的友人中很多都与佛、禅或有信仰或有学术之因缘。谢无量是他从青年到晚年未曾间断的最好的朋友，谢是诗人、文学史家，对佛学亦有深湛的研究，曾著有《佛学大纲》一书。谢无量的胞弟谢希安，1889年生，复旦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四川高等学堂。由于宿因，“志乐方外”，遂于任教四川时出家，先在成都大慈寺剃发，后在贵州高峰山万华寺受戒，法名万慧。复又云游缅甸、印度等国，成为享誉南亚的高僧。马一浮写给谢无量的信中，总是对万慧眷念无已，几次写诗寄意感怀。^[5]直到五十年代以后，他还与万慧法师有书信联系。

1959年万慧在仰光示寂，马先生为之撰写塔铭和后记^[6]，赞扬其在异域游玄栖禅、传播佛法的功德，并以一首七律为悼：“林卧观空隘九垓，法云深护碧崔嵬。行藏语默无差别，幻翳星灯泯去来。梵业早知辞后有，劳民何日靖三灾。孤峰遥礼安禅处，百鸟衔花绕塔回。”诗题为：“万慧法师行化印缅垂四十年，末后卓庵于仰光之宝井峰，兹闻示灭，信众为就山建塔，远徵题咏，寄此以志悲仰。”^[7]同时给谢无量也寄去一诗，写道：“隐几冥然识气先，阅人成世悟无迁。雕龙炙毂方盈耳，枯木寒岩自送年。尚及黄冠迎野祭，可能雪夜忆湖船。迩来一事堪惆怅，度岭玄沙竟不还。”诗后注：“闻令弟法师已示寂，安住涅槃，脱躧尘秽。虽世情所戚，而法性无迁，料哀乐不能入也。”^[8]虽为万慧的四十载不还乡感到惆怅，却对法师的示寂给予佛家的礼赞。

他的另外两位来往甚多的友人，一是彭逊之，一是李叔同，这两人继万慧之后，也都出家了。马一浮1918年农历正月初四在写给谢无量的信里说：“彭逊之忽思绍佛种，遂将薙染，李居士叔同亦同修净业，不谓慧师之后，复有斯人。各求其志，在彼法可谓无有增减。他日吾子若来，或视此二僧于大慈山中，亦一段因缘。”^[9]给李叔同的信里也说：“故人彭君逊之，眈玩羲《易》有年，今初发心修习禅观，已为请于法轮长老。蒙假闲寮，将以明日移入。他日得与仁者并成法侣，亦一段因缘耳。”^[10]彭逊之出家修行的僧舍，还是马一浮为之向法轮长老请来的，此可见对彭、李二人的出家，马先生采取的是全然理解和同情的态度。

李的出家，实际上与马先生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当然李是现代中国发轫时期的极不寻常的文化俊杰，他的诗、书、画、戏剧的成就已载入二十世纪的艺术史册，当时后世鲜有异词。他的出家是由于他的慧根，是自觉的理性选择。马与李1902年在上海南洋公学相识，后来李于民国初年执教杭州第一师范，同处一城一地，来往开始频繁起来。当1918年李叔同落发出家时，马先生异乎寻常地平静，盖因知其性分使然，不可阻挡，也不必阻挡。今存马致李的五封信函，大都涉及寄佛书给李之事，佛书包括《起信论笔削记》《三藏法数》《天亲菩萨发菩提心论》《净土论》《清凉疏抄》等^[11]，马一浮对弘一法师（李叔同法号）的影响熏习，此可作为证明。而李叔同1917年3月在写给赴日本留学的弟子刘质平的信里，更明白晓示：“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平淡，职务多荒。”^[12]后来，当1924年弘一大师撰写《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叙》时，再次提起马一浮对他确立佛学信仰的影响：

余于戊午七月，出家落发。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仪集要》，并宝华《传戒正范》，披玩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13]

《毗尼事仪集要》和《传戒正范》都是律学宝典，前者为明末高僧智旭（灵峰是其居所）所述，后者的作者是清初宝华山龙藏寺僧人见月。佛教初入中国，戒、定、慧三学，独戒学长期未获重视。公元二世纪中叶，印度僧人昙柯迦罗在洛阳看到的景象仍然是：“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14]于是出所译《僧祇戒心》，供僧众遵行。但直到唐朝以前，虽翻译之戒律著作和本土自订之僧制律议日多，仍不能表示律宗的最后建立；只有经过唐代高僧道宣的“集大成”之创举，特别是南山“三大部”的诞生，我国佛教的律宗即南山宗方正式形成。^[15]但宋明以后，南山宗的地位逐渐式微，清初宝华山诸大德的重建努力，不过是微弱余光之再现而已。马一浮有鉴于此，特推荐灵峰、宝华的著作给李叔同，希望他出家后不随流俗，能够担负起明律振颓的崇高使命。弘一法师果然妙解神会，“披玩周环”，即有“悲欣交集”之感，终于走上发愤学戒、穷研律学的道路。可见不仅李的出家直接受到马一浮的影响，他的佛学信仰的建立，也是马先生宛转启悟的结果。

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马一浮写有哀诗两首，其诗曰：

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
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
只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春到花枝满，天心月正圆。
一灵原不异，千圣更何传。
交淡心如水，身空火是莲。
要知末后句，应悟未生前。^[16]

马一浮和弘一法师的交谊是真正的君子之交，“交淡心如水”句概括无遗。李叔同出家后皈依律宗，故诗中以“常以戒为师”“全身总律仪”重叠昭示之。李、马都是有佛性之异人，因此“自知心是佛”既指李，也是马先生自道。“一灵原不异”之“一灵”，显然指人的心性，“千圣”所传，无非在此，儒佛岂有二哉？

弘一法师圆寂的次年，印西等浙江弟子欲为大师在山中建塔，请铭于马一浮先生。此时马先生正在四川乐山担任复性书院主讲，因请铭之书写纸张未及时寄到，迟迟未能下笔。但当他看到一本《弘一法师生西纪念册》，其中“乃无一佳文，深为弘一惋叹”^[17]，于是触发之下，奋笔疾书，文不加点，一挥而就。这就是写于1943年11月18日的《弘一律主衣钵塔记并铭》，其词曰：

弘一音公示灭于泉州之明年，其学人印西自北天目以书抵予，言浙中沙门仰师高行，将奉其衣钵，营塔于山中，属予为之记。予惟在昔如来灭度，敕诸弟子以戒为师，故三藏结集，律与经论同重，犹此土之有礼宗矣。自唐以来，讲肆禅林，门庭并盛，独南山宣律师以弘律著。迨及灵芝，其传寖微。晚近诸方受具，虽粗存仪轨而莫窥律文，不究事相者有之。音公生当末法，中岁出家，不为利养，誓以明律，振此颓风。发愤手写《四分律戒相表记》，校正南山“三大部”，并为时所称。讲论尤力，诸方推之，号曰律主。至其秉心介洁，制行精严，俨然直追古德，可谓法界之干城、人天之师范者也。荼毗后，既分藏舍利于泉州承天、开元二寺，造塔之缘，盖犹有待。浙西固师行化之地，四众归敬，欲奉衣钵，同申供养，其孰曰非宜。夫佛种从缘，虽聚沙缚苇，苟以一念恭敬殷重之心出之，在实教中举因该果，即许已成佛道。斯塔所在，十方缁素有来瞻礼者，当念自性清净，是名为戒。能于日用四威仪中，守护根门，不犯轻垢，遮诸染法，具足一切戒波罗密，即不异与师相见，必为师所摄受，亦为诸佛之所护念。视诸造塔功德殊胜，不可称量，岂独纪念云乎哉。系以铭曰：佛三学，戒为首。净意根，及身口。作用是，迷乃否。去邪执，入正受。少持律，法衰久。唯音公，叹希有。敬其衣，念无垢。孰为铭，马蠲叟。^[18]

短短四百零一字的塔记，把弘一法师皈宗律学的学理渊源、信仰怀抱和功德建树概括无遗。试想“法界之干城、人天之师范”的十字考语，是何等分量。而三言十六句的塔铭，如同顺口溜般朗朗上口，但义学之内涵却无比渊深。马先生毫不掩饰地说，他这篇塔铭并记“其言质实，可以示后”^[19]。

马一浮另外还有一首《题弘一法师本行记》七律：“僧宝空留窣堵砖，一时调御感人天。拈华故示悲欣集，入草难求肯诺全。竹苇摧风知土脆，芭蕉泫露识身坚。南山灵骨应犹在，只是金襕已化烟。”第四句后有注云：“师出家不领众，临灭手书‘悲欣交集’四字示学人。”诗末亦有注：“师持律为诸方所推，远绍宣律师，为中兴南山宗尊宿，人谓末法希有。”^[20]对弘一法师的佛行给予高度评价。

彭逊之的情况与弘一法师不同。

彭治《易》，有《易注》书稿，得马先生赏识，曾出资请抄工为之誊写。后彭在马先生影响下，倾心向佛，自以为于禅定有所得，遂出家为僧。但马先生并不赞成他这样做，因为在交往中看出他心存间杂，强生知见，未免求证过速。彭出家后，痴迷“中夜起坐”一法，以为此法是“成佛秘要”。马告诫他，如果视此为不二法门，很容易堕入谤法之过。他在给彭的一封信中谆谆启导：“经言文殊忽起佛见法见，便贬向二铁围山。今仁者我法二执如此坚固，纵饶智慧如文殊，犹恐不免遭谴，慎之慎之。一入魔宫，动经尘劫。不可背先佛之诫言，信时师之误说。此非小失也。奉劝仁者亟须读诵大乘，深明义解，虚心参学，亲近善友。务使二执俱尽，方可顿悟无生，速成佛道。若如来书之言，正《楞严》所谓，譬如蒸沙，终不成饭，甚为仁者惧之。”^[21]如此恳切通明之正念警语，只有对佛学义理并“修观行”有深湛研究如马先生者，方讲得出来，可惜彭氏陷溺法、我二执深不可拔，终无法回转。

马一浮给彭的另一信涉及佛教的“修观行”问题。佛教的深邃义涵，说来自然浩博无涯。但对信徒的个体生命而言，主要是通过修行寻求解脱之道。这是一个相当曲折、艰难而痛苦的自我体验与反省的过程。首先要对自己的言行动念做每时每刻的省察观照，然后再对与自己有关联的周边世相做细致入微的省察观照，于是发现自己和别人都是很可怜的，悲悯之心油然而生。如此反复体验省察的结果，就有可能获得“正念”，也就是具备了能够认识自我同时也能认识自我所处世间的能力。这一持续修行实践的过程，佛教叫作“修观”。而“禅定”则是“修观”达致的一种境界。“禅定”本身还有诸多层阶，例如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等等。四禅之外还有更高一层的无色定禅。彭逊之给马一浮的信里，妄称自己通过“中夜起坐”一法，“已悟入空”，却担心“嗔习难断”，所以想求速证，以使“外绝轻毁，内断余嗔”。说法本身已陷入矛盾，说明他连初禅的境界亦未能修得，所以马一浮写道：

窃恐此语正是生灭根本。菩萨修一切观行，皆以菩提心为本因，不求世间恭敬。伏断烦恼，全在自心，不依缘境。妄心若歇，岂复更有敬慢诸境。须知诸境界相，全由自心妄现计我。我所执取而有当，体本空真。如性中本无人我等法，亦无凡圣之相，孰能为智愚，孰能施敬慢邪。取境即是取心，除心不待除境。妄心顿歇，真性自显。如是观行，决定相应。若带惑而修，恐招魔业，切更审谛，不可放过。从上古德修习观行者，莫不先资于教，深明义相，严净毗尼，勤行忏悔。凡此皆以助发观行，令速得相应。^[22]

并且告诉他“观”和“教”是一致的：“譬如仁者向时治《易》，观象、玩辞决不偏废。今欲习观，加持密咒而废教典，可乎？夫教、观一也。蕅益云：观非教不正，教非观不传；有教无观则罔，有观无教则殆。经、咒亦一也。经是显说之咒，咒是密印之经。拟之于《易》，咒是卦爻，经则彖象文言也。”^[23]马先生对彭因“修观行”而陷入的妄执，给予循循善诱的理据说明。彼尝治《易》，便以《易》为譬；彼修“观”，则以“观”“教”之理说之。所引明清之际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之语，自是随手拈来。从中可见出马先生佛学造诣之深，不仅精于佛禅义理，对观修经验和宗论诸家亦有深切的了解体悟。

马一浮为了帮助他的这位友人步入修行的正途，并且烦托李叔同（李当时尚未出家）带去佛书数种，包括《天亲菩萨发菩提心论》一册、《删定止观》一册、《教观纲宗》一册，及《楞严忏法》和《大悲心咒行法》各一册，希望他不以其繁为苦，尽量认真阅读详味^[24]，把经、教和观行的修炼结合起来。因为“教”可以“明义相”，免得“带惑而修”。

但彭逊之到底不具备弘一法师那样的慧根，观修未果，又因其弟子和寺中长老发生龃龉而愤然不平。马先生又规劝他守持佛门静修之道，宁可“修慈忍辱”，万不可“鬥诤瞋恚”，并进而悉心阐发静修之人所以必须如此的佛理因由：

今贤徒之事，或是先业所招，或令魔得其便。正宜从缘省发，痛刬人我，悬崖撒手，万事冰消，即转烦恼成解脱道；安可推波助澜，驱使堕坑落堑，增其结业邪。是非不系人口而在自心，果其内省不愆，则诬罔之来，有如把火烧天无所施作，奚必皇皇求谅道路。况法道果隆，自有龙天拥护。今众缘未附，强之何益。^[25]

读了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知道马一浮先生于佛道禅修，有着怎样的澄明切心的高超修养，难怪如弘一法师这样的绝才大德，也无法不屈服于他的影响。他把佛家观修之正道讲得深切肺腑，把佛门的内省哲学讲得情理昭然。但彭逊之似乎听之藐藐。尽管他不停于著述（不久又有《天命说》新著寄奉马先生），但他所言所修之道，马先生无论如何不能认可。

何况彭氏对于自己的所谓“道”，还有强人接受的意味。因此马先生在信中写道：“公所谓道，虽非浮之所及知，然以朋友之爱言之，可谓至笃矣。浮不慎抱疾，一卧两月，始能出户，公惜其幻质之早衰，闵其朝闻之不逮，此诚是也。然以其不好公之道为罪，则不亦过乎。人之契理各有所会，续凫截鹤，未可强齐。公之谆谆屡以为言者，岂不以实见有生死可出、佛道可成乎？乃若浮则无得无证，不见有生死可出、佛道可成，与公今日见处正别。若今执吝幻色而修如公所示法门，此皆风力所转，终成败坏。公即作佛，浮亦甘处大阐提。”^[26]对彭的执迷于“生死可出、佛道可成”为“实见”，马先生则表示，自己于此“无得无证”，不便按彭的“中夜起坐”法去修行。实际上，马先生认为彭之所修是“外道”，不是佛禅的正宗。

后来彭逊之终因不适应空门而“返其初服”，马先生欣然支持，说：“末法缁流，难与为伍，实非贤者栖泊之地。”又说：“虽在昔持论未能符合，爱重之心不以是而改也。”^[27]彭于1946年无疾而终，享年七十一岁，马先生甚哀痛，有诗记之。诗前小序追叙与彭的交往经过：“故人溧阳彭逊之俞，才敏有奇气。壮岁治《易》，于象数独具解悟。四十后出家为僧，号‘安仁大士’，不屑屑于教义，自谓有得于禅定，而颇取神仙家言，以是佛者或外之。晚岁反儒服，治《春秋》《周礼》，著书不辍。年七十一无疾而终。先一日，预知时至，沐浴更衣，语人曰：‘吾明日行矣！’次日果泊然坐化，莫测其所诣也。余与君交旧，虽持论不同，甚重其专且勤又笃。老居困，不易其所好。今验于君之逝，盖其平日之所存，非可苟而致者。因为诗以哀之，时丙戌八月几望也。”哀诗为：“零落先秋近月圆，炉香才尽赋游仙。身如聚沫终归海，国是栖苴莫记年。凡圣同居良不碍，形神俱往若为传。多君临化无余事，撒手从心返自然。”^[28]不管彭氏的观行修道之路如何曲折反复，最终的归结乃是有预知的“泊然坐化”，亦属常人所不及的难能可贵者也。

马一浮与彭逊之的交往，不仅见出他佛学造诣之深，而且见出他宅心之厚。如果不是马先生，换另外一个人，与彭的交谊早告终结了。但马先生看重彭对学问的“专且勤又笃”，始终给予耐心的启导和帮助，包括对彭的家人也多有关切（常以润笔之资周济彭之妻儿）。尽管彭“不屑屑于教义”，痴迷不一定可靠的“中夜起坐”，出家多年后又还俗，犯了“出尔反尔”之忌，马先生仍不弃之，且对其预知大行之期给予肯定，认为是平日精修累积的结果，不是随便可以达致的，因此事愈增加了他对这位老友的敬重。

佛教人物中与马一浮来往最多的，是慧明、楚泉、肇安三位法师，马先生称他们为“方外三友”。二十世纪初，浙江、福建的佛教，极“末法之盛”，而杭州尤为高僧大德乐居之所。马一浮的“方外三友”，都是杭州的高僧，慧明法师居灵隐寺，楚泉法师居高旻寺，肇安法师居香积寺。马先生和他们往来唱和，不拘形迹，1942年所作《忆方外三友》诗颇记其事。

《忆方外三友》是一首绝句，写道：“慧明叹我祖师相，楚泉哂我文字禅。独有肇安旁不肯，贺予佛祖一时捐。”诗后有记曰：“灵隐慧明禅师初见予曰：‘好一个祖师相。’予曰：‘祖师岂有相邪？’高旻楚泉禅师谓予可学禅，从文字入，百滞能路。予答曰：‘除却文字请师道。’皆相与大笑而罢。香积肇安禅师与予交最稔，一日见过，相揖曰：‘昨见公诗，开口便道“贴颅言句比生冤”。且喜公己事已明，特来相贺。’予谢曰：‘此间不容着他闲佛祖，敢劳相贺。公幸遇我，若是古人便呼苍天，苍天！’肇亦大笑。今三子者俱迁化已久，予尚游人间，求方外之隽如三子者，不复遇矣。壬午八月病中书。”^[29]马先生诗集中多有与此“三友”唱和之作，单是与肇安法师就有三十二题六十一首，其中关于落叶诗的赠答多至九首。如《落叶再和》之四：

>大地本来无寸土，现前何法可当情？
寒岩古木忘缘住，万水千山任意行。
雁来雁去非有迹，花开花落总无生。
藤萝一觉安然足，谁见浮云点太清。^[30]

马先生与方外友人赠答的诗大都类此，不仅诗味足，禅味亦足。“大地本来无寸土，现前何法可当情”和“雁来雁去非有迹，花开花落总无生”等诗句，确可验证楚泉禅师的预断，马先生确可以从文字入于禅道。

马一浮和肇安法师的交往，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早在1906年，马先生就曾与谢无量一起，在虎跑寺听肇安讲《法华经》，是为相识之始。十年后，“机语相契”，始相唱和。于是马先生集了一副联语：“大唐国里都无舌，三十年来不少盐。”准备送给肇安，但置于箧中一年多，竟未得面奉的机缘。可巧一日两人相遇于西湖，便邀肇安至马先生家中，“共语移日”，方以旧日所书楹帖相送。第二天肇安登门赠诗致谢，马先生又次韵作答，一口气写了四首五古，其第一首有句云：“幻化互相酬，不杂空与色。”^[31]两人纯是在佛禅境界中的交往与唱和。有时为探讨学理的某一义谛，他们禁不住要用禅宗的话头，互相启悟。一次，肇安向马先生请教“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意旨，马先生以“颂”的方式作答：

一阴一阳，明暗双双。冰河发焰，六月飞霜。

肇安也回一颂，写道：

一阴一阳，八字分张。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马先生又答以二颂，一为：

一阴一阳，无有乖张。天地合德，日月同光。

另一为：

天际一双孤雁，池边独立鸳鸯。打瓦钻龟莫管，扯旗夺鼓何妨。^[32]

机锋相契，诗禅合一，妙不可言。还有一次肇安宴集诸友，座中所举话头无人能会，嗣后马先生戏呈四绝句给肇公，其一曰：“刹那销尽见无生，相对空筵两眼明。莫向人前谈果色，云门只合许三平。”其二是：“行茶度饼尽酬机，撤果签瓜亦应时。竟日街头看傀儡，何人索唤买油糍。”其三为：“花开紫陌聚游人，换水添香个个亲。细柳黄莺输巧舌，空持王膳转饥轮。”其四是：“乾坤吞却甚山河，谁道离乡食面多。争奈驴年难梦见，新罗国外有新罗。”^[33]在禅机上，两人能够做到彼此完全契合。马先生在致肇安的一封信里说：“叠蒙惠诗，往复数四，极法喜游戏之致。师自忍俊不禁，仆亦如虫御木。”又说：“虽复诗人习气，亦是和尚家风。”^[34]

楚泉法师的佛慧修养也深为马先生所赞许。主讲复性书院期间，一次，马先生讲述他与楚泉以及月霞法师交往的经过，感慨颇深。他说：

民初识月霞法师。月霞初受哈同供养，办华严大学于哈同花园，僧徒从之者百数十人。既而逻迦陵生日，欲使僧众拜寿。月霞以沙门不礼王者，拂袖而去之杭州，生徒悉从焉。因假海潮寺为校址，聘教授，程演生、陈撄宁皆与焉。其后应袁氏召，入都弘法，不果而还，养疴于清涟寺，未几圆寂。封龛时，吾往吊，因识楚泉法师，听其说法脱口而出，自饶理致。诵偈有云：“水流常在海，月落不离天。”自后颇与往还，时相谈论。是时吾看教而疑禅，尚未知棒喝下事。一日，楚泉为吾言：居士所言无不是者，但说天台教是智者的，说华严教是贤首、清凉的，说慈恩教是玄奘、窥基的，说孔孟是孔孟的，说程、朱、陆、王是程、朱、陆、王的，都不是居士自己的。其言切中余当时病痛，闻而爽然，至今未尝忘之。因取《五灯会元》重看，始渐留意宗门。楚泉为吾言：居士看他书尽多，不妨权且搁置，姑看此书，须是向上一着转过身来，大事便了。又云：棒喝乃是无量慈悲。当时看《五灯会元》有不解处，问之不答。更问，则曰：此须自悟，方为亲切。他人口中讨来，终是见闻边事耳。吾尝致彼小简，略云：昨闻说法，第一义天萨般若海一时显现。楚泉答云：心生法生，心灭法灭。心既不起，何法可宣？既无言宣，耳从何闻？义天若海，何从显现？居士自答。其引而不发每如此。楚泉而后，又有肇安，见地端的。吾常觉儒门寥落，不及佛氏有人。以前所见，求如此二人者，殊不可得。^[35]

马一浮与楚泉、肇安不是一般的交往，而是法理禅心互有默契，彼此启悟，受益良多。关于在楚泉法师面前承教一事，马先生曾有诗记之，曰：“面壁亲承教外传，离言有说在忘筌。草庵久契无生谛，内院初明不共禅。入海算沙因智碍，分河饮水只情偏。一从杜口毗耶后，五味俱同昨梦蠲。”^[36]此诗反映出，在佛禅境界的修养方面，马先生与诸高僧大德之间，已看不出有多少分别，如果强生分别，我敢说，马先生的佛禅境界似更高一筹。

另外还有一次，是当报国寺重建之后，楚泉法师欲请马先生撰写碑文，马先生没有应允，而是写了一首七古《赠楚泉禅师》，饶有意味。诗中写道：“相逢一语平生快，天下老僧俱捉败。客来不辞鼠粪拈，开铺更要羊头卖。成都市上识君平，高祖殿前瞋樊哙。卸却项上千斤枷，斩断脚跟五色带。昔年平地摝鱼虾，此日毛端见尘界。早知水墨尽为龙，不假驴驼病已瘥。愧我久如虫御木，于师独许针投芥。即今酬对是谁某，诸有言辞皆分外。置标建刹事既周，本自无成安有坏。但凭鸟迹问行云，莫使他年上碑在。”^[37]非常潇洒诙谐的一首诗，如不是相交至深而在学理上又有默契的老友，是不会这样随意书写的。“相逢一语平生快，天下老僧俱捉败”两句，最能见出马先生对楚泉法师的揄扬，以及和这位高僧交往给马先生带来的喜悦。

马一浮一生不绝于吟咏，诗歌创作的成就之高和数量之多，置诸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学人的行列，他的名字应排列在最前面。而且他的诗作，很多都是佛禅义理之诗，这一点我们从他与诸方外友人的赠答诗中，已约略窥见。当然远不止笔者上面引录的这些诗作，这类诗篇在马先生整个诗歌创作中，实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下面以年次为序略举数例。

1920年
落花常念佛，念佛即花开。
莫向花边觅，俱从佛处来。
落花时不异，花佛理全该。
寄语看花客，门门有善才。

1943年
见性不言见，闻道不言闻。
若可从人得，岂惜持赠君。
澄潭印秋月，青山生白云。
只为勤方便，转以滋泯棼。
不如吃茶去，休问麻三斤。

1945年
舜若本无身，玄珠并是尘。
不逢穿耳客，每笑刻舟人。
弹指成千劫，经天尚两轮。
虚空消陨后，遍界若为春。

1957年
一真法界，事事无碍。
金翅飞空，牯牛逐队。
蚊虻过前，日月相代。
当生不生，成即是坏。
何将何迎，非内非外。
优哉游哉，无乎不在。^[38]

以上所引只不过是抽样举证，实不能尽其万一。但我们可以看出在马一浮先生的精神世界里，诗与禅结合得何等紧密，即使不涉及与方外友人的往还，也经常营造出美妙的佛禅境界。可以说，马先生的精神世界离不开他的诗，他的诗离不开诗之禅。

然而又不仅此也。马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以沙门自比自喻，称自己“穷年栖隐迹，壁观近沙门”^[39]，“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40]。他与佛门和禅道的关系，如庄生梦蝶，不分彼此，两存两忘。而所以能够如此的缘由，则根源于他的天性。

当他四岁在家初发蒙的时候，跟随一位叫何虚舟的先生读唐诗，一次，先生问他最爱诗中何句，他脱口而出：“茅屋访孤僧。”这位先生非常惊异，于是向马一浮的父亲讲及此事，说：“您的孩子莫非要当和尚不成？”四十年代马先生已届耳顺之龄，回忆起幼年的这段往事，仍不免感慨万千。他说：“当时甫四龄，岂知此诗意味，然竟以此对者，过去生中习气为之也。”^[41]佛教唯识之学喜讲“种子”与“熏习”，认为一个人今生的习气，能够在前生中找到“种因”。马先生看来似不疑此说。他并以《大智度论》中佛弟子过河戏弄河神的故事为例，说明“习气廓落之难”^[42]。此可见，马一浮先生的佛缘是宿因使之，与生俱来。所以他说：“今年已耆艾，虽不为僧，然实自同方外。”^[43]马先生的生命形态，确可以看作一未出家的“僧人”，一位未曾受戒的禅师。“虽不为僧，然实自同方外”这句话，足以概括马一浮的一生。

1960年，马先生所作《自题旧稿》诗也写道：“秋虫春鸟不相知，触境逢缘在一时。方外区中俱昨梦，波流电谢有如斯。”诗后自注：“余八岁时，先妣教之学诗。一日，指庭前菊命咏，限麻字韵。应声曰：‘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如可洁，岂必羡胡麻。’先妣喜曰：‘儿出语似有宿根。然童幼已见山泽之志，必游于方外，非用世之资也。’今年垂八十，不违先妣记莂之言，庶可没齿无憾。”^[44]此又证明马一浮的方外之思，早在幼年即已深植于心田，他母亲当时就已明白点出，马先生自己也以终生不违为幸。

特别是他的许多影像题词，禅佛味道十足。其二十余岁时自题像云：“是我相，非我相。佛者心，狂者状。”又题：“烦恼相，怨贼身。究竟灭，何尝生。此是浮，若分明。无机体，有形神。人生观，宗教心。骨肉为石魂为星，挂之宝镜光英英。”^[45]使用的完全是佛教语言，而且明白坦承，自己的人生观是“佛者心”和“宗教心”。而六十四岁时的摄影自题，共十一则，分别为：

影现有千身，目前无一法。若问本来人，看取无缝塔。

其容寂然，其气熏然。而犹为人，知我其天。

此亦非吾，吾亦非彼。太极之先，於穆而已。

山泽之癯，尘劳之侣。孰与周旋，载罹寒暑。

槁木当前，神巫却走。与子相见，不出户牖。

无名可名，无相而相。烂坏虚空，何出安放。

雁过长空，影沉寒水。孰往孰来，何忧何喜。

无色无心，非生非灭。常寂光中，本无一物。

无我无人，亦隐亦见。何以名之，星翳灯幻。

无位真人，面门出入。离相离名，追之弗及。

四大五阴，毕竟空相。所谓伊人，白云青嶂。^[46]

1952年自题影为：

忧来无方，老至不知。空诸所有，乃见天机。^[47]

1961年题七十九岁时摄影十一首之五和六：(www.daowen.com)

般若无知，涅槃无名。实相无相，当生不生。
气聚则生，缘离则灭。形溃返原，如水中月。^[48]

1959年梦中题影：

非相无相，示有人我。示此相者，如飞鸟影，如水中月。
毕竟空寂，无有实义。

题后有自叙：

己亥大寒夕，梦自题影相如是，醒时不遗一字。平时梦中作文字，未有如此之晰者，未知是何祥也。旦起映雪记之。蠲戏老人。^[49]

1961年农历二月自题影像：

土木尔形骸，尚澡雪尔精神猗。形与神其俱敝，殆将返其真猗。辛丑春二月，蠲戏老人自题。^[50]

又1961年夏五月自题影像二首：

入于寥天一，见吾衡气几。因我始有尔，无相谁名予。渠今谓是我，我今乃非渠。或有忘形者，无劳睹影疑。辛丑夏五月，蠲戏老人自题，时年七十有九。

槁木今犹在，流波去弗还。百年容易过，万事莫如闲。宴坐唯观树，冥行不见山。金丹空有诀，无意驻衰颜。辛丑夏五月，蠲戏老人自题。^[51]

另还有自题近影：

其神凝，其容寂。尔为谁，吾不识。^[52]

等等。这些对自我影像的题词固然是哲人的睿智之思，但更是马先生佛禅思想的真情流露和集中流露。

最后，我特别要提到的是1967年马一浮先生逝世前夕所写的《拟告别诸亲友》，实际上这是他的遗嘱，全文为：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53]

如果把这首诗译解为语体文，意思应该是：我愿意顺从自然，因此无所谓归宿。反正宇宙只是个虚空，哪里都无不可。人的生死，不过是形神的聚散而已。但不论是聚是散，我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如同破了的气泡，最后总要流归到大海里去，你看满枝的鲜花，似乎都在为我送行。落日已经下山，正好是悬崖撒手的时候。

这篇辞世的告白，空灵顺化，穷神知化，无减无增，非始非终。但必须承认，这也是马先生佛禅境界的最后表达。“乘化”“虚空”“聚散”“沤灭”“花开”“落日”“临崖挥手”这些语词，无一不深含佛氏义学禅学之理蕴。并非巧合的是，弘一法师的《辞世二偈》里，也有“华枝春满”的句子，见于第二偈：“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54]而马一浮悼弘一法师的哀诗里，如前所引，也有“春到花枝满”句，此可见马一浮与弘一律主，可谓心同理同，词同义同。

马一浮是1967年6月2日辞世的，卒年八十五岁。而当1965年他八十三岁之时，已经写过一首《预拟告别诸亲友》，全诗也是八句：“吾生非吾有，正命止于斯。梦奠焉能拟，拈花或可师。优游真卒岁，谈笑亦平时。遍界如相见，无劳别后思。”^[55]同样禅味十足。

“花开正满枝”也好，“华枝春满”也好，“拈花微笑”也好，都是指佛教信仰者的生命摆脱诸执束缚之后，所获得的大自在，大欢喜，也即涅槃之境。涅槃之境的精神形态标志，是寂静和极乐。马一浮在《法数钩玄》一书“释常乐我净四德”时写道：“安稳寂灭之谓乐。离生死逼迫之苦，证涅槃寂灭之乐，故名乐。”又说：“经云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56]赵朴初先生《遗嘱》中也有“花开花落，水流不断”句。易地移时，同此一理，即在佛家看来，人之生死，犹如“花开花落”一样，“死”的同时，也就是“生”。

换言之，如果说是“无生，无死，无来，无去”（龙树菩萨语）亦无不可。小乘佛教把涅槃视作个体生命对烦恼的解脱，所谓“五蕴皆空”，大乘佛教主张“诸法无我”，通过涅槃看到了“实相”的大光明。《维摩诘经》写道：“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花。”在生死中得到涅槃，犹如在淤泥中培植莲花。马一浮是大乘的信奉者，他面对死亡，体验到了生命的欢乐、光明和尊严。“沤”虽然“灭”了，但水还在向大海的方向奔流不息。再看看满池淤泥里的莲花，不是开得越来越灿烂吗？“花开正满枝”句，实亦含有普度众生的义谛。

[1] 《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马一浮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55页。

[2] 马一浮《致叶左文》第十函（1938年），《马一浮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38—439页。

[3] 马一浮《致叶左文》第十函、十一函（1938年），《马一浮集》第2册，第439、442、445页。

[4] 马一浮《致叶左文》第三函（1918年），《马一浮集》第2册，第429—430页。

[5] 1940年马一浮掌复性书院于四川乐山，曾有《寄怀万慧法师仰光》七律一首：“不隔灵光莫系风，梦中流转尚飘蓬。寄书金色拈花侣，可忆西湖卖酱翁。无舌人来应解语，吹毛剑在任挥空。六牙白象何时见，欲问瞿昙那一通。”而当得到万慧法师的书信后，马一浮欣喜若狂，立成五律作答：“片羽来鸡足，高轩忆桂林。干戈成间阻，衰病益愁吟。喜得支公讯，如闻海上琴。嘉君方外趣，识我故园心。”然此诗言犹未尽，旋即又作《奉酬万慧法师》二首，其一云：“寄简来西极，谈玄忆九旬。每看春水皱，不觉白头新。土伯人为食，瞿昙露是身。醍醐知已得，龙性可能驯。”其二为：“道以随流妙，禅因得旨忘。三衣传已渺，五贼见能昌。贞观仍天地，空华几汉唐。聊凭南过雁，遥礼白豪光。”此书所引马诗分别见《马一浮集》第3册，第93、111、112页。

[6] 马一浮《万慧法师塔铭并后记》，《马一浮集》第2册，第265—266页。

[7] 《马一浮集》第3册，第633—634页。

[8] 马一浮《简啬庵》，《马一浮集》第2册，第634页。

[9] 马一浮《致谢无量》第九函（1918年），《马一浮集》第2册，第357页。

[10] 马一浮《致李叔同》第二函，《马一浮集》第2册，第498页。

[11] 马一浮《致李叔同》，《马一浮集》第2册，第497—499页。

[12] 李叔同《致刘质平》第六函（1917年3月），《弘一大师全集》第8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4页。

[13]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叙》，《弘一大师全集》第7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9页。

[14] 释慧皎撰《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13页。

[15] 佛学研究界通判道宣为中国律宗的真正创主，其所著“三大部”包括：《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和《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等。道宣俗姓钱氏，生于隋开皇十六年（596），卒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宋高僧传》说他是丹徒人（江苏镇江），也可能是长城人（浙江长兴）。十六岁出家，尝学律于智首律师，后居终南山白泉寺及崇义、丰德两寺。《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羯磨》等著作，就是在崇义寺写就。故道宣创建的律宗，又称南山宗。参见《宋高僧传》卷第十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327—330页。又汤用彤著《隋唐佛教史稿》第四章第五节“戒律”，介绍道宣事迹甚详，亦可参看，见《汤用彤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2—187页。

[16] 马一浮《哀弘一法师》，《马一浮集》中只载前面一首，见《马一浮集》第3册，第166页。第二首兹据《弘一大师全集》之附录补齐，见是书第10册“附录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3页。

[17] 马一浮《弘一律主衣钵塔记并铭》之“附文成示学人”，《马一浮集》第2册，第259页。

[18] 马一浮《弘一律主衣钵塔记并铭》，《马一浮集》第2册，第258—259页。

[19] 马一浮《弘一律主衣钵塔记并铭》之“附文成示学人”，《马一浮集》第2册，第259页。

[20] 马一浮《题弘一法师本行记》，《马一浮集》第3册，第170页。

[21] 马一浮《致彭俞》第十四函，《马一浮集》第2册，第484页。

[22] 马一浮《致彭俞》第十五函，《马一浮集》第2册，第485页。

[23] 马一浮《致彭俞》第十五函，《马一浮集》第2册，第485页。

[24] 马一浮《致彭俞》第十五函，《马一浮集》第2册，第486页。

[25] 马一浮《致彭俞》第十七函，《马一浮集》第2册，第487页。

[26] 马一浮《致彭俞》第十八函，《马一浮集》第2册，第487页。

[27] 马一浮《致彭俞》第十九函，《马一浮集》第2册，第488页。

[28] 马一浮《哀彭逊之》，《马一浮集》第3册，第419—420页。

[29] 马一浮《忆方外三友》，《马一浮集》第3册，第832页。肇安引录的马一浮“贴颅言句比生冤”句，为马诗《答肇安禅师》之首句，全诗为：“贴颅言句比生冤，稽首门前倒刹竿。夜雨一棚调俊鹘，深山果熟伺寒猿。残羹每夺饥人食，香饭重炊别甑餐。多谢巴陵三转语，冻脓无力愧相看。”载《马一浮集》第3册，第32页，可参看。

[30] 马一浮《落叶再和》之四，《马一浮集》第3册，第44页。

[31] 马一浮《次韵答肇安法师》四首之一及诗前小序，《马一浮集》第3册，第792—793页。

[32] 马一浮《肇师徵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意旨如何，颂以答之》《同前答肇师举颂》《再颂“一阴一阳之谓道”答肇师》，《马一浮集》第3册，第801页。

[33] 马一浮《肇公招预集，座中举话，无人领会，戏呈四绝，即以为谢》，《马一浮集》第3册，第55页。

[34] 马一浮《肇师将如余杭住茶亭庵，以此赠其行》所附之《与肇师书》，《马一浮集》第3册，第794页。

[35] 《语录类编》“师友篇”，《马一浮集》第3册，第1089页。

[36] 马一浮《赠楚泉禅师》，《马一浮集》第3册，第32页。

[37] 马一浮《赠楚泉禅师》，《马一浮集》第3册，第15页。

[38] 分别见《马一浮集》第3册，第791、238、391—392、598页。

[39] 马一浮《江村遣病》十二首之一，《马一浮集》第3册，第109页。

[40] 《语录类编》，《马一浮集》第3册，第1056页。

[41] 《语录类编·诗学篇》，《马一浮集》第3册，第1010页。

[42] 关于《大智度论》所记佛弟子过河的故事，马先生引录道：“《大智度论》中有佛弟子毕稜伽婆磋为阿罗汉，尝欲过河，呼河神为‘小婢’。河神诉之佛前，佛嘱赔礼，即曰：‘小婢，我今忏谢汝。’河神不悦，以为戏侮。佛云：‘是其心中，我慢确已净尽。但彼过去五百生为婆罗门，尚有余习未尽耳。’河神不服，因喻之云：‘如以香水储瓶中，倾泻出之，涓滴无余，不可谓非净尽。但以鼻嗅之，则香气犹在，此即余习之谓也。”见《马一浮集》第3册，第1010页。

[43] 《语录类编·诗学篇》，《马一浮集》第3册，第1010页。

[44] 马一浮《自题旧稿》，《马一浮集》第3册，第639页。按此处马一浮所述之限韵菊花诗，与《示弥甥慰长、镜涵》（《马一浮集》第2册，第178—179页）信中所述，词句互有异同。信中所述诗为：“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而《自题旧稿》之所述，省略了前四句，且结句作“晨餐如可洁，岂必羡胡麻”，盖系诗题附注，故有所省略也。

[45] 马一浮《自题影》，《马一浮集》第2册，第268页。

[46] 马一浮《题六十四岁时影影》，《马一浮集》第2册，第269—270页。

[47] 马一浮《一九五二年自题影》，《马一浮集》第2册，第270页。

[48] 马一浮《题七十九岁时摄影》，《马一浮集》第2册，第271页。

[49] 马一浮《一九五九年梦中题影》，《马一浮集》第2册，第272页。

[50] 马一浮《一九六一年自题影像》（春二月），《马一浮集》第2册，第272页。

[51] 马一浮《一九六一年自题影像》（夏五月），《马一浮集》第2册，第272—273页。

[52] 马一浮《自题近影》，《马一浮集》第2册，第273页。

[53] 《拟告别诸亲友》，《马一浮集》第3册，第758页。

[54] 《辞世二偈》，《弘一大师全集》第8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55] 《预拟告别诸亲友》，《马一浮集》第3册，第745页。

[56] 马一浮《法数钩玄》卷一，《马一浮集》第1册，第8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