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高峰，一表现为先秦子学，再表现为宋明理学。此外佛教哲学在魏晋至隋唐有较大的发展，此不具论。总之，宋明以后，独立之哲学日趋衰微，哲学思想往往消融到实际人生态度和社会伦理中去，真个是“道混成而难分”了。而清儒重考据、倡言“由宋返汉”的结果，尤使形上之风趋于淡薄。

影响之下，清中叶直至晚清以还，包括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诸人，虽然不无自己的哲学思想，却不是以哲学的专精而名家的。正如蔡元培所说：“最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1]蔡元培还说：“凡一时期的哲学，常是前一时期的反动，或是再前一时期的复活，或是前几个时期的综合，所以哲学史是哲学界重要的工具。这五十年中，没有人翻译过一部西洋哲学史，也没有人用新的眼光来著一部中国哲学史，这就是这时期中哲学还没有发展的证候。”^[2]因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给予相当的肯定，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3]。但胡适的《大纲》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叙论，还不是作者自己哲学思想的系统化。

蔡元培本人是重视哲学的，早在1901年，他就写了《哲学总论》，提出哲学是“原理之学”“心性之学”和“统合之学”，且将宇宙区分为“物界与心界”，并以理学、哲学、神学之三分括尽世间之学问。^[4]这是中国学人第一次用可以与世界对话的语言来陈述现代哲学观，时间比王国维最初的哲学美学论文还要早些，其对现代学术的奠基而言，实非常重要。1910年，他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是伦理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1915年，他编写的《哲学大纲》，虽系根据德国哲学家历希脱尔的《哲学导言》译述而成，其中亦不无他自创的思想。^[5]另外，他还翻译了德人科培尔的《哲学要领》和日人井上圆了所著之《妖怪学讲义录》以及《柏格森玄学导言》等西方和日本的哲学著作。1923年，他撰写了总结性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1924年，又写了《简易哲学纲要》。至于作为哲学的分支的美学，更是他的终生所好，《康德美学述》《美学的进化》《美学讲稿》《美学的趋向》《美育》等，都是他有名的论著。

如果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那么，蔡元培早期的哲学论著，应该称得上中国现代哲学的先导。这得力于他1907年至1911年在德国的留学生涯。除刚到德国的第一年先在柏林学习德文，第二年开始，便正式到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就读。他选修的课程包括：冯德的“新哲学史——从康德至当代”“新哲学之历史及早期之心理学概论”，以及布拉恩（Brahn）的“叔本华的哲学”、比希特（Bichter）的“哲学基本原理”等。^[6]特别是哲学家冯德的课，蔡先生每学期必选。他说：

冯德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德国大学本只有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近年始有增设经济学等科的），而冯德先得医学博士学位，又修哲学及法学，均得博士，所余为神学，是他所不屑要的了。他出身医学，所以对于生理的心理学有极大的贡献。所著《生理的心理学》一书，为实验心理学名著。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即彼在来比锡大学所创设的。又著《民族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此书叙哲学史较详），没有一本不是元元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7]

由此可见蔡先生对冯德的敬仰之情以及冯德哲学对他产生的影响。冯德在讲哲学史时颇涉及康德美学思想，而且“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这给蔡先生以极大的启示，促使他“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他说：“德国学者所著美学的书甚多，而我所最喜读的，为栗丕斯（T. Lipps）的《造形美术的根本义》（Grnndlage der Bildende Kunst），因为他所说明的感人主义，是我所认为美学上较合于我意之一说，而他的文笔简明流利，引起我屡读不厌的兴趣。”^[8]莱比锡大学的学术氛围和德国哲学的思辨精神，对蔡先生的影响是终生的；甚至他的教育思想，也受到冯德一派的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摩曼的影响，因为摩氏把心理实验的方法应用于教育学和美学，“所著《实验教育学讲义》，是在瑞士大学的讲稿”，另还有《实验美学》和《现代美学》两书。蔡先生受其影响，已开始一项美学的实验，后因回国未能全部完成。^[9]

蔡元培是伟大的。中国只有一个蔡元培，叫你永远不能忘。

他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十七岁进学，成为秀才，二十岁中举人，二十六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受旧式教育，却有新的思想。对康、梁变法，他是同情的，但亦不满于康的妄动。他的思想其实更倾向于革命。他是仕途、学问、人格均成功的人。新旧人物对他只有敬仰，而无异词。民国以后，次第担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对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建立所做之贡献，前无先路，后无来者。他对教育的贡献，首先在于学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所做之贡献，不亚于教育。北京大学聚集了多少第一流的人才，不都是蔡先生之力吗？没有这些人才，何来学术？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0]针对社会上有人指责北京大学腐败，说入北大求学者都是为了做官发财，蔡先生说：“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11]这是1917年他任北大校长就职演说中的话。这样的话，现在没有人再说得出来。

然而事修而谤至，蔡先生把北京大学办得那样生动活泼、学思泱泱，办得那样好，能不遭到攻讦吗？攻讦得最见学问的是林琴南发表在《公言报》上的《致蔡鹤卿太史书》。蔡的答书除对林所攻讦的“铲伦常”“废古书”两点予以辩明之外，并庄严申明他办大学的两项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12]

这样的话，现在更没有人讲得出而且大半也不敢讲了。

1919年5月4日，傅斯年为领袖的北大学生（也有他校学生）京城大游行，烧了赵家楼，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视为“失职”而必须辞职。但他迟至5月8日才提出辞呈，原因无他，盖作为北大校长的他，深知当局逮捕学生是错误举动，如果他不能把被捕学生营救出来，同样是失职。故5月8日学生获保释后，他立即提交辞呈。而当大总统不接受他的辞呈，指令他“认真擘理，挽济艰难”，他来个自我放逐，登一则启事，自行离职去天津了。

他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13]辞得痛快，走得潇洒。此种出言行事，百年以来可有第二人？因探讨蔡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所做之贡献，而连类其人其学其言其事其行，文不能尽意，到此停住罢。

原载2003年7月2日《中华读书报》(www.daowen.com)

[1]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高平叔编）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51页。

[2]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高平叔编）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81页。

[3]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高平叔编）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81页。

[4] 蔡元培《哲学总论》，《蔡元培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54—363页。

[5] 蔡元培在1919年8月所写之《传略》中写道：“其时编《哲学大纲》一册，多采取德国哲学家之言，惟于宗教思想一节，谓真正之宗教，不过信仰心。所信仰之对象，随哲学之进化而改变，亦即因各人哲学观念之程度而不同。是谓信仰自由。凡现在有意识有信条之宗教，将来必被淘汰。”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69—670页。

[6]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3—353页。

[7] 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1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3。

[8] 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1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7页。

[9] 蔡元培《自写年谱》，《蔡元培全集》第1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8页。

[10]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页。

[11]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页。

[12]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76页。

[13] 蔡元培《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