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最后归宿，是指1927年的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的鱼藻轩投水自杀，死的时候才五十一岁，正值他的学术盛年。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现代学术的开山，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逊帝溥仪的老师，全世界闻名的大学问家，突然自溺而亡。这个事件当时震惊了全国，也可以说震动了世界。近百年以来，对于王国维的死因，远不能说已经研究清楚，至今仍是学术界一个大家饶有兴趣探讨的学术之谜。

我这里并非专门研究王国维的死因，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试图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只是想说明，王国维始终是一个矛盾交织的人物，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际遇充满了矛盾。下面，我把他一生的矛盾概括为十个问题层面，逐一加以探讨，敬请关心静安其人其事其学的朋友不吝指正。

王家的先世最早是河南人，在宋代的时候官做得很大，曾经封过郡王。后来赐第浙江海宁盐官镇，便成为海宁人。但宋以后他的家世逐渐萧条，变成一个很普通的农商人家。到他父亲的时候，家境已经很不好了。他的父亲叫王乃誉，有点文化修养，做生意之余，喜欢篆刻书画。还曾到江苏溧阳县给一个县官做过幕僚。他喜欢游历，走过很多地方，收藏有不少金石书画。王国维出生那一年，王乃誉已经三十岁了。浙江海宁盐官镇是王国维出生的地方。这块土地人才辈出，明代史学家谈迁是海宁人，武侠小说家金庸也是海宁人。王国维对自己的家乡很自豪，写诗说：“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

但王国维四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由祖姑母抚养他。从小失去母爱的孩子，其心理情境可以想见。有记载说，王国维从小就性格忧郁，经常郁郁寡欢。不久父亲续娶，而继母又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人，王国维的处境更加孤苦。他十几岁的时候，有时跟一些少年朋友聚会，到吃中饭时一定离去，不敢在外面耽搁，怕继母不高兴。这种家庭环境对一个孩子、一个少年儿童，影响是很大的，可以影响到他的一生。所以我说这是一重矛盾，即个人和家庭的矛盾。

晚清的风气，特别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后，中国掀起了变革现状的热潮，所有富家子弟，只要有条件的都想出去留学。王国维家境贫寒，没有这个条件。他因此自己非常焦急，父亲也替他着急，但没有办法，只好“居恒怏怏”。十七岁的时候，他也曾应过乡试，但不终场而归。二十二岁结婚，夫人是海宁同乡春富庵镇莫家的女儿，莫家是商人家庭。他的婚姻，依我看未必幸福。想提升学问，没有机会。想出国留学，却得不到经济支持。这是影响王国维人生经历的一个很大的矛盾。

王国维小的时候，身体很羸弱，精神非常忧郁，这跟继母有很大关系，也和父亲的不理解有关系。父亲王乃誉对他的要求是严格的，日记里对儿子的成长做了很好的设计，但不理解儿子的心理和学问志向。而王国维的思想非常敏感，从小就是一个智力超常发达的人。一个很瘦弱的身体，你看王国维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智慧却超常。所以他在《静安文集》的第二篇序言里讲：“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这就是他年轻时候性格的特点，这个特点延续到他的一生。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矛盾。

这也是伴随他一生的矛盾。王国维一生中有一个大的际遇，也是伴随他一生的问题，甚至他的最后归宿都与之不无关联，这就是他和罗振玉恩怨的一生。王国维自己家里贫穷，不能到国外游学；应试，屡考不中；当过塾师，但很快就辞职了。直到二十二岁的时候，才有一个机会，到上海《时务报》做一份临时工作。《时务报》是汪康年所办，主笔是梁启超，章太炎也在《时务报》工作过。这是当时维新人士的一份报纸，在全国有很大影响。不过，王国维参加《时务报》工作的时候，梁启超已经到了湖南，应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之约，主讲时务学堂。

王国维在《时务报》只是一名书记员，做一些抄抄写写的秘书之类的工作。他海宁的一位同乡在《时务报》工作，因为家里有变故，回海宁处理家事，让他临时代理。一个大学者的料子做如此简单的工作，未免屈才。但他很勤奋，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恰好当时上海有一个专门学习日文的东文学社，是罗振玉办的，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去那里学习日文。在那里认识了罗振玉。认识的机缘，是罗振玉看到王国维给一个同学写的扇面，上面有咏史诗一首：“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王国维的《咏史诗》共20首，罗振玉看到的是第12首，写汉代盛时和西域的关系，气象很大。罗振玉看后大为赞赏，非常欣赏作者的才华。尽管王国维因为经济困难和其他诸事所累，学得并不是太好，罗振玉仍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使其无后顾之忧。后来又把王国维送到日本去学习，从日本回来后，罗振玉凡是要创办什么事业，都邀请王国维一起参与。罗、王的友谊与特殊关系，就这样结成了。再后来他们还结成了儿女亲家，罗振玉的女儿嫁给了王国维的儿子。王国维一生始终都没有钱，罗振玉不断给予资助。得到别人金钱的资助，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次我在北大讲这个题目，一个学生提问题时说：他觉得是好事，并说如果他遇到这种情况，一定非常高兴，只是可惜自己没有遇到。这当然是一种看法。但王国维不这样看，他一方面心存感激，另一方面感到是一种压力。因为王国维是追求学术独立的学者。这不能不是一个绝大的矛盾，即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

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的理性的能力特别发达，情感也非常深挚。所以他擅长写诗，还能写很好的词，同时在理论上、在学术上有那么多的贡献。一个人的知力、理性思维不发达，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学术成就，既研究西方哲人的著作，又考证殷周古史。而没有深挚的情感，他也不能写出那么多优美的诗词。本来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但从另一个侧面看，它们也是一对矛盾。他自己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那么，到底是从事诗歌创作，还是研究哲学？还是在二者之间？他感到了矛盾。当然从我们后人的眼光看，也许觉得正是因为他感情多，知力也多，所以才成就了一代大学人、大诗人。但在王国维自己，却觉得是一个矛盾，矛盾得彷徨而无法摆脱。

这个怎么讲呢？因为他喜欢哲学，喜欢康德，喜欢叔本华，喜欢他们的哲学。但他在研究多了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哲学学说大都可爱者，不一定可信，可信者不一定可爱。这是什么意思呢？哲学上其实有两种理论范型，一种是纯粹形而上的理论系统，或者如美学上的纯美学，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可爱的，为王国维所苦嗜。但这种纯理论、纯美学，太悠远、太玄虚，不一定可信；而另一种范型，如哲学上的实证论，美学的经验论等，则是可信的，可是王国维又感到不够可爱。于是构成了学者体验学术的心理矛盾。这种情况，在常人是不可能有的，但一个深邃敏锐的哲人、思想家，会产生这种内心体验和学理选择上的矛盾。

王国维一开始是完全接受新学的，学习日文、英文、德文，研究西方哲学，研究西方美学，翻译西方哲学家、美学家的著作。他做了大量把西方的思想介绍到中国的学术工作。但是后来，在1912年移居日本以后，他的学问的路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皇帝没有了，而罗振玉是不赞成辛亥革命后的新政局的，他比较赞成在原来的体制下维新变法，不赞同革命。所以辛亥革命发生的当年冬月，罗振玉就带着家属和王国维一起，移居到日本去了。他们住在日本京都郊外的一个地方，后来罗振玉自己还修建了新居，把所藏图书搬到新居里，取名为“大云书库”。罗藏书多，收藏富，特别甲骨文、古器物的拓片和敦煌文书的收藏，相当丰富，据称有50万卷。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乎近十年的时间。王国维1916年先期回国，住在上海，但有时候还要去日本，往返于中日之间。

就是在日本这六七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国维的学术路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罗的丰富的收藏，成了王国维学问资料的源泉。他在“大云书库”读了大量的书，进入中国古代的学问中去了。罗振玉也跟他讲，说现在的世界异说纷呈，文化传统已经快没有了，做不了什么事情，只有返回到中国的古代经典，才是出路。在时代大变迁的时期，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趋新，只好在学问上往深里走，很容易进入中国古典的学问当中去，这在个人也是一种精神寄托的方式。我想王国维内心就是这样，所以，他听了罗振玉的话，学问上发生了大的变化。他后来成为非常了不起的大学者，跟这六七年的钻研有极大关系。他早期介绍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那些文章，都收在《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两本书中。有一个说法，说王国维去日本时，带去了一百多册《静安文集》，听了罗振玉的话后，全部烧掉了。研究王国维的人，有的认为他不大可能烧书，认为是罗振玉造的谣，其实是误会王国维也误会罗振玉了。

据我看来，烧掉《静安文集》是完全可能的。一个人的学问总是在不断变化。到日本之前，王国维的学问已经发生了一次变化，由研究西方美学哲学，变为研究中国的戏曲文学，写了有名的《宋元戏曲史》。我个人是念文学出身，但后来喜欢思想学术和历史文化，长期抛离了文学。我就有这样的体会：觉得过去写的文学方面的书和文章一无可取，有时甚至从内心里产生一种厌恶，烧虽然没有烧，但早已放到谁也看不见的去处了。这不是对文学的偏见，也包括随着年龄学问的增长，喜欢探求历史的本真，而不再喜欢文学的“浅斟低酌”，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寄托。当然年龄再大些，学问体验再深一步，又觉得文学可以补充历史的空缺了。总之，我相信王国维到了京都以后烧过书，这个事应该是真实的。所以不妨看作他的学问道路上，发生的新学和旧学的矛盾。前期是新学，后期又归于旧学，主要是古史、古器物的研究。这个学术思想前后变迁的矛盾是很大的，这是王国维的又一重矛盾。

本来他是一个纯学者，不参与政治的。但他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是这段经历把他与现实政治搅到了一起。辛亥革命以后，他对新的世局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虽是一种政治选择，但对他个人没有太大影响。主要是后来他又当了溥仪的老师，就进到敏感的政治旋涡里面去了。

辛亥革命后，1912年清帝逊位，但民国签了条约，采取优待清室的条件，仍准许溥仪住在紫禁城内，相关的礼仪也不变。用今天的话说，叫待遇不变。溥仪在紫禁城里照样过着皇帝的生活。我们看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就会知道他在紫禁城里生活得很好。可以骑自行车，觉得紫禁城的大门槛不方便，就把皇宫里的门槛锯断了。为了好玩儿，就打一个电话给胡适之博士，胡适也称他为“皇上”。这样的悠闲时间不短，一直持续到1924年，冯玉祥突然把他赶出宫。(www.daowen.com)

王国维当溥仪的老师，是1923年4月（农历三月）下的“诏旨”。年初（农历十二月）皇帝大婚，然后就“遴选海内硕学入值南书房”。王国维做事很认真，事情虽然不多，他愿意尽到自己的职责。1924年1月溥仪发谕旨，赐王国维在紫禁城骑马，王国维受宠若惊，认为是“异遇”。因此当溥仪被赶出宫时，王国维极为痛苦，对当时的政治状况充满不满。而且在宫中遇到诸多的人事纠葛，以至于和罗振玉也有了矛盾。

此时，王国维所心爱的学术和现实政治便产生了矛盾。虽然他是一个纯学者，但还是跟政治有了无法摆脱的关系。这就构成了他思想世界的另一重矛盾——学术和政治的矛盾。他后来自杀，与这一重矛盾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点很重要，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当社会发生变迁的时候，你跟社会的变化是采取相一致的态度，顺势而行，还是拒绝新的东西，想守住以往的道德规范，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有人比较顺利，社会往前走，他跟着往前走。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愿意立即改变自己的准则，想看一看新东西是不是真好，或者压根儿就认为所谓的新东西其实并不好，也许并不是新东西，而是旧东西的新装扮。这一点，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讲到元稹的时候，有专门论述。他说当社会变迁的时候，总是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趋时的幸运儿，一种是不合时宜的痛苦者。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王国维显然是那种“贤者拙者”。这一重矛盾在王国维身上非常突出，所以当溥仪被赶出宫以后，他非常痛苦，痛苦得当时就想自杀。这在中国传统道德里面，叫不忘“故国旧君”，是文化知识人士在特殊境遇下的一种节操。

也就是生与死的矛盾。这在一般人身上不突出。一个普通人，年纪大了，最后生病了，死了。死了就死了。虽然每个人都难免留恋人生，但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人所难免。但王国维采取了一个行动，在五十一岁的盛年，在他的学问的成熟期，居然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很了不起的哲人之举。我说“了不起”，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认为所有的自杀都是好的。过去在传统社会，有的弱女子，受不了公婆的气，投井自杀了，这类例子不少。但这是一种被迫的一念之差的情感发泄，不是理性的自觉选择。但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一个大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一个大的学者，他在生命的最后，能采取一种自觉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很复杂，讲起来需要很多笔墨。我把王国维最后的自我选择，称作一个人的个体生命的矛盾。

人们常形容一个人的死，说他走得很从容。其实，王国维才真正是走得很从容呢。在1927年6月2日，早8点，王国维从自己家中出来，到国学研究院教授室写好遗嘱，藏在衣袋里。然后到研究院办公室，与一位事务员谈了好一会儿话，并向事务员借了五块钱。步行到校门外，雇了一辆人力车去颐和园。10时到11时之间，购票入园。走到排云殿西侧的鱼藻轩，跳水而死。这个过程，可以知道他是自觉地理性选择。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逼宫，罗振玉、柯劭愍与王国维有同死之约，结果没有实行。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诗“越甲未应公独耻”句，就指的是这件事。到1927年，他终于死了。所以他的遗书里说“义无再辱”。

对于王国维的死因，说法很多，可以说至今仍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学术之谜。但是我觉得，对于王国维之死给予最正确解释的是陈寅恪。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写了非常著名的一首长诗，叫《王观堂先生挽词》，回顾了王国维一生的际遇和学术成就，当然也写到他和王引为“气类”的特殊关系。在这个挽词的前面，有一个不长但是也不算短的序。我认为《王观堂先生挽词》的这篇序，是陈寅恪的一个文化宣言。他在序里讲，当一种文化衰落的时候，为这种文化所化之人，会感到非常痛苦。当这种痛苦达到无法解脱的时候，他只有以一死来解脱自己的苦痛。他认为这就是王国维的死因，是殉我国固有文化，不是殉清。陈寅恪在这篇序言里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系统，它的文化理想，在《白虎通义》的“三纲六纪”一节，有系统的表述。“三纲”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六纪”包括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王国维觉得“三纲六纪”这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在晚清不能继续了，崩溃了，他完全失望了，所以去自杀了。

我有一篇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所谓纲纪之说本来是抽象理想，为什么这些会跟王国维的死有关系？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里举了两个例证，说就君臣这一纲而言，君为李煜，也期之以刘秀；就朋友一纪而言，友为郦寄，还要待之以鲍叔。李煜是皇帝，南唐的李后主，亡国之君。但是李煜的词写得很好，李煜和李清照的词是缠绵委婉的一类词，是婉约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但是这个皇帝很软弱，能文不能武，整天哭泣而已。刘秀是光武帝，他使汉朝得到了中兴。按传统纲纪之说，皇帝虽然无能，也要尽臣子之礼，希望皇帝能使自己的国家重新振作，得到中兴。所以皇帝即使是李煜，也应该期待他成为光武中兴的刘秀，这是一个臣子应该尽到的礼数。而朋友是郦寄——郦寄在历史上是出卖朋友的人，是一个“卖交者”，但作为朋友，仍然应该用鲍叔的态度来待他。历史上的管仲和鲍叔的友情，是做朋友的楷模。《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讲到“三纲六纪”，讲了这两个例子，我认为大有文章。陈寅恪谈历史，讲学问，有“古典”和“今典”之说。讲这两个例证，他不可能是虚设的。他讲的君，我以为不是别人，应该指溥仪。而且《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里面可以找到这句话的证据，就是“君期云汉中兴主”那一句。不是指溥仪指谁？但溥仪不是刘秀，他没法使清朝中兴，王国维很失望，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还有朋友的例子，他讲的是谁呢？我认为讲的是罗振玉。

王、罗一生交谊，但后来有了矛盾。在王国维死的前半年，1926年9月，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去世了，年仅二十七岁；儿媳罗曼华是罗振玉的女儿，也才二十四岁。这当然是个悲剧。葬礼之后，罗女回到了天津罗家。这个媳妇跟王国维的太太关系不是太好，与夫君的感情也未必佳。王潜明留下两千四百二十三块钱，王国维把这笔钱寄给了罗家。结果罗振玉把钱退了回来。王国维很不高兴，说这钱是给儿媳的，怎么退回来呢？并说这是蔑视别人的人格，而蔑视别人的人格就是蔑视自己的人格。罗振玉可能也说了些什么，两个人的矛盾于是表面化了。

当然远因很多，一生恩恩怨怨。所以，也有人说王国维的死是罗振玉逼债逼死的。所谓“逼债”，和这两千四百二十三块钱没有关系，而是指另外的事情。王国维在宫里的时候，溥仪经常会拿出一些宫中的古董书画，请身边的人帮助变卖。是不是也让王国维做过这类事情，没有直接证据。如果有此事，王国维一定转请罗振玉来处理。那么有无可能，罗振玉变卖之后，钱没有及时交回王国维，因此王向罗提出此事。如果罗振玉表现出不悦，甚至再说一句：我这一生资助了你多少钱？你还催我此事！但王国维觉得是受皇帝之托，事关君臣一纪，他就会大不以为然了。而就朋友一纪而言，按“六纪”之说，朋友之间是可以通财货的。朋友之间发生财货的计较，足以彻底破坏友情。王国维在君臣一纪上，不能收回卖书画的钱，感到是负于君，在朋友一纪上，感到受到了屈辱，他的文化精神理想最后破灭了。这有点像推理小说，但确实有这个可能。

王国维既然没有在溥仪被赶出宫的时候去死，却在三年后，他成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时候去死，应该已经与溥仪无关。倒是他和罗振玉的矛盾最终爆发，朋友一纪的理想彻底破灭，可能成为一个直接的导火索。但根本原因，应该从王国维一生的诸种矛盾中去寻找。他是一位哲人，他最后的结局，是一生当中诸种矛盾的总爆发，早已种下了宿因。所以陈寅恪先生的解释，说王国维最后殉了中国文化的理想，而不是殉了清朝，是明通正解。本来么，要殉清朝，1911年或者1912年就殉了，1924年冯玉祥逼宫也有适当的机会，为什么要等到溥仪被赶出宫三年之后？我个人还是赞同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解读。

原载《“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华书局，2003年）